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那年代，一切系于国家前途的大事，一切与我的命运有关的信息，都与“延安”紧密相连……

我曾参加本县支前大军中的“少儿宣传队”赴战争前线，也曾在老师带领下夜间登高，对乡亲进行“广播”……那感觉绝不是轻松好玩的。但当我想起延安，就觉得有一种安适与踏实，油然产生出一种自信与底气。在那时，如果说天上有启明星的话，那么地上最亮的地方就是延安。尽管从地图上看，我们家乡至延安，中间还隔着太行山和黄河，要跨过河北省和山西省，何止千里之遥，但地理上的间距一点也没有减弱它在我心目中的亲切感和信赖感。

同样的，另一种情势的骤变对我也是一种巨大的震动。有一天，记得是中午放学后，我在学校里拿着胶东的《大众报》，穿过麦田小路回家吃饭的过程中，打开报纸我不由得一愣，赫然的标题是“我军完成既定战斗目标后撤离延安”。文中说，我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仍转战于陕西。新闻稿的开头也改为“新华社陕北×月×日电”。

这天中午回到家里，吃饭时总走神儿。50多岁的母亲以为我在学校里和同学闹了别扭，就问我，我也不回答，只说“没啥”。但不可否认，心里确实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幸而这以后不断读到报纸上有关我党中央撤离延安时阐述形势的文章，尤其是这以后我军在陕北地区接连组织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的胜利，坚定了我对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以后的一个时期，战争形势相当艰苦、相当严峻。我们那里流行的一支歌曲叫《爬山头》：“攀过高山，就是平原；取得胜利，还要迎接新的困难……”

从这个夏天到冬天，在我少年时期的生命中有着极不平常的记忆：我经历了蒋军侵占我县72天的残酷战斗，也经历了在昏暗的日子里贴标语、撒传单的艰险……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号外”开头大都是“新华社陕北×月×日电”。陕北———延安仍在我心中。

翌年春，刚进初中的我因解放区度荒、学校停课在家务农，还担任村里的宣传工作。春夏之交的一天，送报的通讯员送来一沓红绿两色的“号外”，我一看喜出望外：“我军收复延安。”真快，才1年多的时间，延安又回到人民的怀抱。当时，我和宣传组的姜桂芳大哥一人刷糨糊，一人张贴，引来许多村民观看。随后，桂芳大哥又提出，光贴号外不醒目，干脆再写一幅大标语。因他的美术字写得好，就叫他写。他却说这样的标语要的是个“快”，叫我随意地“刷”。这样，我就用红土浆在白石灰墙上写了“我军光复延安”6个大字。下面署上“村宣传组”，心里觉得很自豪。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少有的扬眉吐气的一天。

不久，我正式参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小兵。新中国成立前后，因为工作太忙，全国的领导中心又移至首都北京，说实在话，我对延安的关注不像战争年代那么多了。再者，毕竟不如在延安待过的老同志有那样的感性认识，有那么的具体。不过，也许正因为这样，反而更向往延安，渴望有朝一日能去延安亲眼看看。这一天来得真够慢的，直到1990年9月27日，我才真的见到了延安，实现了长达40多年梦绕魂牵的一桩心愿。

第一次接触延安人，与过去我从文字记叙中得到的印象相吻合。他们充满陕北特有的真诚与质朴，热情好客，不是表面的客气，让我感到的是一种内在的浑厚。仅两三天的时间，其活动密度之大可想而知。除了瞻仰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故居，登上宝塔山和清凉山，还在学校里向文学爱好者讲了课。从讲课中，我能感觉到延安的文学爱好者有很高的文学素质，极有感觉力。在延安时间虽短，却过得非常充实，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但仿佛又很熟悉，只是感受更具象更深刻，是过去几十年梦境的再现与定格。

回来之后，我写了《杨家岭的感觉》等散文和发表于《诗刊》上的组诗《延安的回声》。在《火热的清凉山》一诗中，我写道———

那年头，

这里吸引着八方来者。

来自青岛和庐山的青年，

毅然放弃了避暑胜地，

自愿投入这窑洞的火热。

皮鞋追蹑着草鞋的踪迹，

没有一个是消闲的游客。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