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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周晓枫:我们以文字到达理想意义的远方

来源:青年报 |   2018年07月03日07:27

周晓枫说自己是滞销书作家,从书籍的数量,到文章的质量,需要努力的道路都还漫长。但是,众多重要文学奖项几乎绕不过她,她的最新散文集《有如候鸟》短短一年,已经七次印刷,读者与专家的共同认可,都在证明着这是周晓枫式的低调。她说自己的写作,更多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如果能够通过写作,不仅缓解她自己,也能缓解他人的孤独,她就觉得安慰和温暖。而提起“张艺谋文学策划”这一身份,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她都拒绝渲染,“无论多大的旗,都不是自己的虎皮;我有多大程度依赖拐杖,就证明我有多大程度上不能独立。”

周晓枫,1969年6月生于北京,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十月》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做过20年文学编辑,现为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斑纹——兽皮上的地图》《收藏——时光的魔法书》《你的身体是个仙境》《聋天使》《巨鲸歌唱》《有如候鸟》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朱自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地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从2017年开始儿童文学写作,创作童话《小翅膀》和《星鱼》。

□本期对谈嘉宾 周晓枫

青年报特约访谈人 黑陶

1 写作者要感恩上天的馈赠,但完全寄生于好运之上,极其危险。

黑陶:在北京时曾听你谈过一个观点:你的散文写作,就是在不断“试错”。当时印象很深。后来在《有如候鸟》的后记中,也读到你这样的表达:“我必须尝试打破写作习惯里那些自以为是的‘正确’,持续去‘试错’。”在我的理解中,试错,就是创新,就是义无反顾地去突破既有的、被流行观念所固定的疆界。很想知道,你具体是从哪些方面着手试错?写作经年,能否说一下你个人心目中“中国散文”的大概样子?

周晓枫:散文原来似乎有着内在的纪律,比如不能写长,比如必须依靠经验而较少借助想象等等。形散神不散,曾是散文自由精神的标志,它渐渐也成为一条内在的绳索。因为,可以形散神不散,也可以形不散而神散,或者形神俱散或俱不散。被视为错误的禁区,是我向往闯入和穿越的。

所谓试错,其实是对常规套路的反叛,是对自我挑战的鼓励,就是试图打开另一种对的可能。数学存在对错,但文学没有标准答案。在我看来,创作上害怕犯错,这才是最大的错。

我无法概括“中国散文”的大致样貌。我想,这种无法描述,正是散文,或者正是文学的美妙之处——因为,并非僵固,它千姿百态,变幻莫测。

黑陶:“许多大师和前辈的成功在于:简洁而有效地使用动词,尽量减少对形容词和副词的依赖;许多学生腔的作品,都习惯堆砌过量的形容和泛滥的抒情……尽管,许多的经验与教训,我依然不悔对形容词的热爱,依然向死而生。”读到《形容词赞美诗》中的这段话,有遇到同道的暗暗激动,因为我也是一个相当程度的形容词迷恋者和热爱者。汉语,对于大众而言,是公共性的;但对于作家来说,是否在这个公共性的工具上烙有深刻的个人印痕,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识。你的文字,鲜明的“周晓枫风格”几乎是暴力式呈现。能否描述一下这种“周晓枫语言”?或者坦白你的语言美学偏好?

周晓枫:散文讲究留白,讲究东方的含蓄之美,听起来,特别佛系。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佛教信仰者,也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游牧民族,你无法去比较是非,是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已。

我们有着奉简约为上的散文传统。起步阶段的习作者常常写得环佩叮当,成熟之后,他们与形容词的一夕之欢迅速瓦解,并耻于回忆。那种昏天黑地、纸醉金迷的过度修饰存在问题,但唯简是尊,未必就是铁律。写意有写意的好,工笔有工笔的妙。有人是写作上俭省的环保主义者,极简主义无可厚非。有人用字铺张,也谈不上罪过——毕竟词汇和物资不一样,浪费倒是个创造和积累的过程。如果仅从简单明了的原则出发,那日常词汇和基础用语就够了,但是文字不一样,它有高于生活的部分。

我觉得写作者不必拘泥,可以骨感,也可以丰腴。大美不雕,对不对?当然对。但形容词的判断标准,是必要性,而不是数字意义的多与少。不必要的,多一个也是多;必要的,多十个也不多。我读你的文字,像看油画中的静物,连光都是凝重的。你的形容词多而庄严,颜色是饱和度很高的那种釉彩:浓郁,强烈,黏着。你在这方面远比我讲究。

我的风格也一贯绵密、黏重、细碎、繁复、强烈。我迷恋修辞,容易被有幻彩的词句带着走,文风具有辨识度,比喻比较新鲜和陡峭。有时,这是缺陷。我现在有所调整,对不同题材进行不同处理,有时我蓄意提高速度,写得很快,不那么斟酌文字,保持一种相对的粗颗粒感。

黑陶:文本中的你,有强大的语词繁殖能力。你的文字,很多地方确实给人以“喷薄而出”的感觉。这种能力,是上天的馈赠,还是个人长期修行的结果?

周晓枫:谢谢你的鼓励,可惜我并没有这种自我信赖带来的安全感。有人是天赋,我是运气。区别在哪儿?天赋,是每时每刻都不会离开的运气;运气,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转瞬即逝的天赋。

即使写作者自信于才华,又怎么样呢?无法放松和炫耀,他并不能由此为所欲为。像个走钢索的人,在地面上他无法展示天赋,所以平常状态下他没有自信;即使有了钢索,到了写作的高空,全部精力都用于维护个人安危,无暇他顾……所以,他还是难以自信。

写作需要持续的训练,否则,很难意到笔到。心想事成只是一种祈福方式,而不是劳动手段。不经过训练的意,常常瘫痪,不足以支撑笔力的运行。有人遗恨,说自己开始出色,后来越写越不好了,属于“高开低走”型——江郎才尽者可以为他们逝去的天赋发出这样的哀鸣,可对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我心生疑窦,起步阶段的“高”,能“高”到哪儿去?

我记得有一次相遇车前子,他得知我连续跑了几个笔会,提醒我注意。我参加这种活动,一方面是挣些散碎银两,一方面也是长风物上的见识,还有聚会朋友。他劝我,在生计得以保障的前提下,要尽量避免在应景中违心。他上车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触动:“每个人的才华有多有少,老天给的才华,你要慢慢把它养大了,而不是养没了。”当然,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于坚、鲍尔吉·原野那样强悍的写作者,能从容穿越应景文字的迷障,把采风活动完全变成自己所需要的素材,写起来还是纵心纵性、我行我素。有人具备这种消化金属的胃液,他不会吃坏肚子,吃什么都长身体。可免疫力低下的脆弱者,可能难以完成这么伟大的转换。所以要小心,别动了心机、坏了手艺。

写作者要感恩上天的馈赠,但完全寄生于好运之上,极其危险。

黑陶:在我个人的分类法中,艺术家分成两类:浓郁型和清淡型。李贺、凡·高是浓郁型;杨万里、倪云林属于清淡型。你是我认定的浓郁型艺术家,不知是否认同这种认定?将来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打算吗?

周晓枫:我属于浓墨重彩的,不仅写作风格如此,阅读上,我也偏爱个人风格强烈而质密的作者。我知道“真水无香”,可倘若嚼半天甘蔗榨取一点甜水,我嫌费时间又不解气,就更无兴致去辨别若有若无的一丝游踪了。有人风格多变,不那么好概括。他们或者本来就一人千面,或者经历“君子豹变”。我难以预测自己的走向,到底是洗面革新,还是积重难返。我会顺应内心,无论是夏叶繁茂,还是秋木萧索——我打算接受自然而然的将来,不做打算。

黑陶:以我有限的目力所及,你也有众多绝对忠实的读者,尤其是你的同性,甚至认你为她们内心的代言者。作家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为他的读者代言,一种主要是自我倾诉。在写作的那一刻,你偏向于哪一种?

周晓枫:从生活到创作,我从男性朋友和男性作家所获,并不比女性少,甚至更多。男性与女性,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最重要的是彼此尊重,我以为在尊重基础上那种性别经验的分享,是有意思的事情。

我不是自信的代言者,我对他人缺乏足够的了解。我的写作,更多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由于我不是孤本,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个,所以,肯定有人,和我有着相似的经验、感受和观点。如果能够通过写作,不仅缓解我自己,也能缓解他人的孤独,我觉得安慰和温暖。

2 假设存在“精神性根据地”,那我还在寻找之中,我对整个世界充满迷惑与渴望。

黑陶:每一个成熟作家,都有其立足发言的“个人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可以是实的,地理意义上的,也可以是虚的,精神性的。地理意义上的根据地,故乡最为常见,像鲁迅的浙东、沈从文的湘西;也有非故乡的地理根据地,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出生南京的王以培,他对三峡库区的持续书写与深情,有打动我的地方。属于你个人的,我感觉是一种“精神性根据地”,即对人与人性的深刻探究和剖析,这种探究和剖析,有一种令人内心绞痛的平静和残酷。不知你是否主观意识到你的这种根据地?

周晓枫:坦率地说,我没有清晰且自觉的意识。父母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我生长在北京,除了离京读大学,我就没有什么地理意义的迁徙。我没有太强的故乡概念,我喜欢也习惯北京,但也谈不上特别的依恋和深情。

假设存在着“精神性根据地”,那我还在寻找之中。但我的确对人性抱有探究的好奇,这种挖掘也针对自己。不仅是心理学,我对生物、地理、宗教都有兴趣,总之,我对整个世界充满迷惑与渴望。

黑陶:除散文外,据我所知,你还涉足过小说、电影、童话等多个领域。记得很多年前,我们还在电话中探讨过意大利导演费里尼。今年6月号《人民文学》,头条发表的是你的童话《星鱼》。作为一个有着超强消化力和表达力的作家,未来,你的写作文体还是以散文为主吗?当然,这种问法是从狭义的角度提出的,也比较愚蠢,因为在我的观念中,文学文体,只分散文和韵文两种。

周晓枫:我还是喜欢散文,无论过去还是未来,还是会以散文为主。我只写过一本笔记小说,插科打诨的,不计入比赛成绩。电影,我是动口不动手的策划,也算不得真正参与。童话创作,对我来说倒是很大的惊喜;假如时间倒回两年前,我根本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写童话。我的童话里,依然有很强的散文特点;或者说,我是在拿童话写散文。

我的第一个童话《小翅膀》,写一个专门给孩子送噩梦的小精灵,是如何帮助孩子克服恐惧,并且他在其中也获得了成长。《星鱼》是我的第二个童话,时空更开阔,是关于梦想、自由、亲情、成长、友谊和责任的故事,有奇幻情节,有科普知识,也有所谓的哲学思考。

安徒生有句话对我的创作产生影响,他说:“当我在为孩子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得他们的父亲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我希望自己的童话,不仅仅写给孩子,也写给成人和家长。

黑陶:你相信这样一种“悖论”:“创作心态越纯粹,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越丰富;创作心态越复杂,作品呈现出来的反而越单薄。”当下,有很多的写作者利用一切机会,争先恐后发声,唯恐被世界遗忘。这涉及到作家的定力问题。你认为作家的内心定力从何而来?

周晓枫:我自己的定力和定性都不怎么样,能够理解写作者的焦虑与慌张。至少对我来说,假设生存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就难以潜心创作。写作者再有形而上的追求,也是肉身凡胎,难以克服虚荣,难免被名利诱惑。

然而,读者助阵的呐喊,出版利益的回报,都不能进入创作环境,那会相当于噪音。写作者内心的安静非常重要,有助于他专心地追踪题材。我想,猎食者成功猎杀的前提,除了需要锋利的牙和凶暴的指爪,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保持行动之前的安静。

如果足够热爱写作的话,对文学的敬畏会让我们安静下来,沉静下来。

黑陶:写作时有什么个人化的习惯和要求吗?比如对于环境、时间、工具等。

周晓枫:我喜欢在家里写,可能因为巨蟹座特别需要安全感。我白天写,不熬夜,体力上支撑不了,也怕影响睡眠。我更喜欢用台式机写,笔记本也行。我以前必须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后来改变习惯,边听音乐边写。奇怪,音乐没有加重声音的存在,反而,加重了安静。

黑陶:刚才说到定力,顺便说一下动力。让你持续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周晓枫:对自己能力的好奇,对成长的渴望,对虚荣心的贪恋,对安全感的需求,对无聊和孤独的畏惧……都有吧。

黑陶:你曾自陈:“吃国产奶酪长大的孩子,消化道始终被异域食物填充而获得了适应性的营养。”请谈谈你的阅读。

周晓枫:我读书缺乏体系,缺乏辽阔中的坐标系。我读翻译文学相对多一些,对一些布克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等获奖书籍,有着追踪阅读。对中国文化、历史和传统的了解,我盲区甚多,无知得令人尴尬。

我偏爱优秀的科普文学,不仅增加新知,还能把速度、重量、体积、形状这些看起来枯燥的东西,进行写实基础之上的趣味处理。好的科普文字,告诉我什么是对事物的观察耐心,什么是准确而传神的修辞。

黑陶:阅读对个人写作有帮助吗?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晓枫:阅读,让我们有可能超越自身的经验局限,不在偏狭的一己之见里自鸣得意。我们丰富自己,要对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有所补益。其实狭隘很难自知,我们经验和文化中的钙不易被发现,经过烧煮和沉淀,我们才能分辨其中的残渣。

阅读没有省力的技巧。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它除了是恭维之辞,还是典型的偷懒技巧,希望以一席话的速效省却十年苦读。如果真有这样金玉良言能够点醒倾听者,那么也是在倾听者读了十年书之后。否则,面对空空白白的痴脑,怎么当头棒喝也没用。

至少对我,写作需要阅读的背景支撑。

黑陶:“我的读与写,包含着某种自救的成分。”这句话怎么理解?

周晓枫:冷眼旁观,我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讨厌的部分:既敏感又脆弱,既懒散又焦虑,既好奇又任性。这些毛病,如果从事许多工作,都令人厌烦;可放在写作里,未必是坏事,好像得到了某种掩饰。缺陷看出现在什么地方,皱纹看长在哪儿——长在眼皮上的皱纹就是双眼皮。阅读和写作,对我意味着拯救,缓解了我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厌弃。

黑陶:对于“张艺谋文学策划”这一身份,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你都拒绝渲染,出于什么考虑?

周晓枫:有些写作者沾了影视,就回不到文学了——我很怕重蹈覆辙。无论多大的旗,都不是自己的虎皮;我有多大程度依赖拐杖,就证明我有多大程度上不能独立。我曾非常不愿意谈论,因为电影是合作的产物,我只是流水线上微弱的一环。电影好了,我说创作过程如何如何,就像我一个人在讨论怎么分大家的钱一样;电影坏了,我说创作过程如何如何,就像我想独自撇清集体作案中的罪责一样。我做电影的文学策划,既是为了对生活有所保障,又是为了体验各种经历,说到底是为写作服务,而不能被废了武功。今年六月初,我已辞去这一身份,专心投入写作。

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很多。张艺谋曾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我愿意为它呕心沥血。”这句话听起来像口号,但我现在明白其中的诚实。的确,我看到了勤奋到非人程度的忘我劳动,看到了繁华背后的艰辛和复杂,看到了天才的光亮和局限,尤其看到我自身的不足。每与张艺谋存在价值和审美的分歧,我都直言不讳,甚至出语刻毒,感谢张艺谋和团队对我的宽容乃至纵容,让我的耿直心性未受折损。更重要的,电影给了我写作上的借鉴。比如我注重画面感,使用特写镜头,微距摄影,加快或放慢的节奏,悬念控制下的情节延宕,颠覆性的翻转……这些都是电影中的常用技法。“文学策划”,其实是给了我另外的角度和手法,去处理文学。

3 我的文学理想,微小而具体,就是争取把每篇作品,写到自己能力的最大极限。

黑陶:但我在读你写张艺谋的《宿命》一书时,却遭遇到很多感动点。特别是“尾声”一节,充满了你的智慧,更充满了你的坚定与凛然,如布帛裹剑。你对自己的气质、性格有着怎样的评判?

周晓枫:至于写作《宿命》,是迫于出版社编辑的情感压力才动笔的。不是什么传记,传记根本不是那个写法,它只是我的工作观察和总结。有读者认为,我写张艺谋就是变节——我不觉得,因为张艺谋作为素材,我并不需要高看或者低看。就像写珠宝和石头、写大象和小鸟,没有区别。有读者认为,我是替张艺谋鸣冤,也对,也不对。张艺谋肯定有他冤的地方,但从整体上看,不冤,因为张艺谋不是未成年人,他只能为自己的性格和选择支付代价。就像我写这本书,同样是性格使然。我的性格啊,既软弱又冲动,既善良得愚蠢,又无情得务实。我自己也概括不清楚。

黑陶:读者对于喜爱的作家,除了读她(他)的作品,还有探视她(他)生活的热情。你在《月亮上的环形山》中自诉:“我拒绝生育,认定只有让子宫像死火山一样休眠,自己的生活才不会遭受致命破坏。”如果可以,能否介绍一下你目前的日常生活?

周晓枫:我的日常生活,就是特别日常的那种生活:写作之外,喜欢阅读、看电影和旅行。以所谓传统女性的标准来看,我的表现乏善可陈。不喜欢家务,重复性强、创造含量低又花费精力,有时间我更愿意看书和发呆。我没有孩子,反倒是幸运的,因为溺爱倾向使我缺乏教育能力,其实也缺乏陪伴的耐心。据说巨蟹座的父母普遍累心,至少我信。邻居家唐氏综合症的孩子,还有亲戚家的病童,给我带来始自童年的隐忧;我容易焦虑,未必能培养出一个积极明亮的孩子。不曾生育,我至今从未后悔;如果晚景孤独,那也是我应该遭受的惩罚。

黑陶:截至目前,你可以说是获奖累累: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等,你发表在2017年第3期《十月》杂志上的《离歌》,在《收获》《扬子江评论》《北京文学》等刊物的年度文学排行榜上,全是位列非虚构(散文)类第一名。你的作品,已经赢得一般读者和同行专家的共同认可。我感觉你对这些,保持着一种令人尊敬的警惕。你曾经说过:“声誉这种东西就像套在狼脖子上的铃铛,行动时带来夸张的喧嚣,将使我们无法捕获猎物。”现在,众多的这些“铃铛”,影响你“捕获猎物”吗?

周晓枫:奖项的鼓励,让我在艰难的自我挑战中,获得短暂却美妙的安慰。我倒没什么可炫耀的,在前辈和高人面前,我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我从未因奖项而找谁求情,感激那些或远或近、或熟悉或陌生的师长、同道和朋友,能让我保持始自年少的任性,并且一直没有丧失好运。

当然,绝对顺利的路程只存在于物理世界;现实中,我们需要克服或大或小的阻力,才能依靠文字,把自己运输到理想意义的远方。应该始终保持对文学的敬畏与诚恳,心无旁鹜,全力以赴。写作者每次交战,奖项只是补充的粮草,而不是追逐的目标;即使弹尽粮绝,也要孤往绝诣。写作是孤独的劳动,无论是胆怯的初学者,还是盛誉下的名家,一旦动笔,都必须独立面对困境……这是写作的公平与魅力所在。每当作家处理新题材,采用新角度,没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可以帮助,抽象的奖项何用?没有单枪匹马,只剩赤手空拳。

你过誉了,我还真没有“赢得一般读者和同行专家的共同认可”。我的个人风格强烈,不是畅销书写作者的路数。有的作家清新,饱满,没有特别的苦涩味。我的文风比较另类,偏爱的就特别偏爱,讨厌的就特别讨厌。我曾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滞销书作家,谢谢那些珍贵读者的陪伴。从书籍的数量,到文章的质量,我需要努力的道路都还漫长。

黑陶:“尽管我们不过是油漆匠,但我们胸怀远大,期待着获得绘画史上大师的称谓。”你经常如此“刻薄”自己,但我感觉,在你的内心,又有着隐而不发的绝对强烈自信。你是一个矛盾的人吗?

周晓枫:我非常看重写作的及物,希望批评别人的时候一针见血,批评自己的时候也能入木三分。我真不觉得对自己刻薄呀。我们总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我们总是自相矛盾,又想自圆其说。我不是自信,是悲观之后的宿命,宿命之后的平静——和从容中的自信,表面类似。

黑陶:你对目前的自我写作状态满意吗?作为你个人文学王国的君王,在你的国度内,已经矗立有众多地标性的建筑,你正在或将要建设的是什么,是否可以透露一下?很想知道你的文学理想?

周晓枫:我现在专业写作,对命运的感恩无以言表。我的写作缺乏计划性,只知道笔下的这一个,根本不知道下一个题材和方向在哪里。很惭愧,这个状态,实在不像一个职业作家的习惯。我的创作,的确是即兴的、偶然的、突发的。我的电脑里列了一些储备中的选题,它们慢慢生长,我难以预估成长期和成熟期。比如这两年写的,无论是童话《小翅膀》《星鱼》,还是散文《离歌》《森林里的老孩子》,还有刚刚完成的近三万字的散文《野猫记》,之前都毫无准备,是临时遇上的。下半年准备写一个童话,是喜剧,对我来说太具挑战性,说实话,我至今没什么信心。我的文学理想,微小而具体,就是争取把每篇作品,写到自己能力的最大极限。

黑陶:“我们文学的教育和引导功能是什么?无畏孤独,信任奇迹,满怀好奇地去认识世界和自己,深入黑暗中去理解,也不在名利的强光里造成瞬盲。”我想用你的这句话结束这次访谈。谢谢晓枫!

周晓枫:谢谢黑陶,谢谢你的诚恳和耐心。

(黑陶,诗人、作家,出版过散文集《泥与焰:南方笔记》《烧制汉语》,口述历史《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诗集《寂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