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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虚构写作引发关注的梁鸿，近年来转身虚构 受访者供图

作家、学者。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200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学术专著《历史与我的瞬间》《巫婆的红筷子》《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史》等。

梁鸿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但她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作家。因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而名声大噪的她，近年来又转向虚构，先在《上海文学》发表“吴镇”系列短篇小说，结集为《神圣家族》出版；2017年年底又出版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

写作这部小说的一个直接动因是三年前父亲的去世，梁鸿深陷悲伤，她决定用一本小说纪念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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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光正的光》是关于父亲的，尽管小说里梁光正与父亲唯一的共同点只有那件干净的白衬衫而已。但是，也可以说，小说世界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相互的争吵索取，人性的光辉和晦暗，都由它而衍生出来。

白衬衫是梁光正最独特的标志，也是梁鸿对父亲最大的疑问。她不明白在全家连基本的食物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他是怎么竭力省出一点钱来，去买这样一件颇为昂贵的不实用的奢侈品？

她不明白，一个农民，他要锄地撒种拔草翻秧，要搬砖扛泥打麦，他怎么能长年保持白衬衫的一尘不染？

父亲在批斗中白衬衣沾满了血，几十年后随意聊天提起，他还会很愤怒。梁鸿在《梁光正的光》的后记中写道：“对他来讲，那件白衬衫，到底意味着什么？尊严、底线、反抗，或者仅仅只是可笑的虚荣？”

爱穿白衬衫的农民似乎是一个“异类”，用梁鸿自己的话来说是“越出日常秩序之边缘的人”，而她对这样的人很感兴趣。

村子里，那个喜欢将皮鞋刷得锃亮的人，那个爱穿军大衣却与其身份极不匹配的人，或许会被周围的人嘲笑，却很吸引梁鸿的注意力，总是喜欢多看两眼，琢磨这些人。“如果日常秩序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堡垒的话，这样的人往往扮演着闯破某种大幕布的角色。”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多管闲事，经常为别人打官司，家里总有一群人在商量事情。她上初二的时候，父亲为了帮一家人打官司，让别人在家住了两个月。那时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还瘫痪在床，父亲生意也不做了，和他们一起去跑。最终，官司没赢，打官司的那家人倾家荡产，但父亲说：“这不管能行？这些人都坏到底了，没人治他们会行？”这是几十年来，梁鸿和她的亲人经常听到的话，她把这些话写进了《中国在梁庄》，在《梁光正的光》里，梁光正又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梁鸿将父亲的生命注入了梁光正，并叠加了许多个“越出日常秩序之边缘的人”，成了今天小说里的梁光正。

“他就想穿着白衬衫走过村庄，试图让他一尘不染；他的家中也总是人来人往，父子吵架、朋友失和、宅基地纷争，凡与嘴有关的事情，他都能插上一杠子。他不想认命，他想超越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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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乡村老人，梁光正经历了中国的当代史。他好斗和爱管闲事，一家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母亲的生病与早逝除了自身的身体原因，跟长年的担惊受怕有相当大的关系。”梁鸿说。

但梁光正始终不承认，也不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有什么不对。从小到大，梁鸿一直在自觉地反抗这样的父亲。直到十年前，开始写作《中国在梁庄》的时候，父女关系才亲近起来。

2008年的大学中文系教师梁鸿，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她甚至觉得这是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意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似乎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她：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

2008年的暑假，7月3日，她买了火车票，带着儿子离开北京，回到了故乡梁庄。那一年的北京奥运，她一点气氛都没感受到，她想的是在梁庄找回自己。她计划写些散文之类的东西。可是，当她跟村里人谈得越多、调查越多，她想到了写一本书。那两年，她在梁庄住了将近五个月，包括两个暑假和中间的一个寒假。

《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得到批评界的一致喝彩。梁鸿受到鼓舞，又用多个假期，采访了散落到全国十余个省市打工、经商的同村乡亲，2013年出版了《出梁庄记》。这些乡亲在城市艰难地挣扎，经常的挫败感、不被认同的孤独感，让她写得有点像胸腔里吼不出的悲鸣。

梁鸿回梁庄采访的时候，父亲比她还要上心。每天清晨6点，父亲就会起床，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大声唱着豫剧《胡凤莲》：“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叫一声，田公子，你细听俺言……”

父亲陪着梁鸿，拜访了梁庄的每一户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去往20多个城市。多亏了热情外向的父亲帮助，对同乡的采访才变得顺利。

没有父亲“梁光正”，就没有非虚构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虚构的《梁光正的光》，更是直接因为父亲。梁鸿猜想，如果父亲看到书里的梁光正，“一定不会生气，会觉得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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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你更像其中的哪个角色呢？”

“我自己更接近冬玉和冬竹的结合体，比较懦弱的那种人，希望家庭好，但又没什么办法。”梁鸿说，冬雪则有她大姐的影子。

梁鸿是1973年出生的，同龄人中，像她这样初中毕业上中等师范学校，又回到农村教书，二十岁以前一直在农村生活，后来到北京读了博士的情况，非常稀少。

家中五个女孩、一个男孩，梁鸿排行老五。在乡村小学教书时，有了自己的一间宿舍，她便把妹妹接来一起生活，照料妹妹的学习和起居。“记得当年在乡下教书时，传来消息说乡里财政困难，教师的工资发不下来。晚上学校开会，一屋子教师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发愁。”

现实骨感，理想依然丰满，倔强的村小女教师，渴望“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从县城旧书摊淘来《小说月报》《当代》《收获》，一捆捆码在自行车后面，拉回去读。“1994年《百年孤独》刚出来，中国的应该全是盗版，我在县城逛书店看到，买过来欣喜若狂，但是中间缺了几页字，我又找了别的版本来对，抄补了好几页。”

“我还记得县城上映《霸王别姬》，我还跟校长请假说我要去看电影，当时内心极为骄傲，觉得我在做一件极为崇高的事情。”

1994年梁鸿考入南阳教育学院，1997年进入郑州大学攻读硕士，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鲁迅专家王富仁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开始了职业批评家的生涯。几年后，这种坐而论道的书斋生活令她感到厌倦，她将目光投向当初逃离的故乡，开始写作。

因为“梁庄”系列，梁鸿成为知名作家、三农专家、社会观察家。许多媒体采访她，请她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文学界开研讨会也找她，请她谈“非虚构”文学的前景。

2015年，身为学者兼作家的梁鸿被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任教。也是这一年，父亲去世了。梁鸿眼前时时浮现父亲乐观自嘲和孩童般的无畏形象，不把他写出来，她寝食难安。

有时候，梁鸿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像父亲，“如果我没那么倔犟、那么坚持，可能我也写不出来。”

对话

微尘里的光 晦暗而明亮

读品：梁光正的“光”是什么？

梁鸿：梁光正是复杂的，他身上的光不是伟光正的光，是暧昧和复杂的光。他的生命，因此分出了明亮和晦暗。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像莫言那一代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潮流是找文化原型。许多作家写农村的时候，写的是一类人而不是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写梁庄，可能在写农民工的痛与爱，而不是人的痛与爱。梁光正是我的一个尝试，我艰难避开写乡村农民文化原型，将他看作一个人来写。

读品：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梁鸿：我觉得每个人的父亲对自己都有很大的影响，你早年可能一直在反对他，不同意他，但你骨子里一直在跟他对话。实际上不管跟父母关系如何，每个人都是在跟父母的对话过程中来完成自己。父亲给我的最大影响是比较倔强。虽然我一直在自觉地反抗他，也许可能很像他。

读品：《中国在梁庄》写过你年少时的两个姐妹——中师同学菊秀和初中同学霞子。她们和你一样，都挺有文艺气息，想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但她们的现实处境和现在的你形成了一种对照。

梁鸿：说她们是农村的文艺女青年其实是不恰当的。其实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有一个文艺梦，爱写篇文章啊，爱吹个笛子啊，这是人在青春期特有的一种对抒情的兴趣，是一个特别重要特别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因为农村的孩子不能按部就班地上大学、他们的这条路被压缩了，他们早年的文艺梦想就变成了一个极为突兀的、特别不协调的存在，这恰恰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问题。

读品：请推荐几本与父亲有关的书。

梁鸿：我向大家推荐五本关于父辈的书籍。阎连科老师的《我与父辈》，是一个散文长篇，写得非常感人。卡夫卡的《致父亲》，这个大家可能看得非常多，可以看出一个人、一个个体跟父亲的博弈。布鲁诺·舒尔茨的《鳄鱼街》，里面写了一个魔幻主义的父亲，语言非常华丽，写得也非常棒。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以孩子的视角来写父辈艰难时期的生活，这里有人性的伤害。最后推荐我的《梁光正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