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沉默了？
来源：北京晚报电子版 | 2018年07月01日10:01
中国读者为何走出俄罗斯文学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提出一个非常有见识的观点，即：“一部诗歌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是一部重新‘绘制地图’的历史。”
以往文学史多强调传承，但布鲁姆认为，更有意义的是“误读”。正因后来作家在阅读前人文本时产生误会，并按自己的误会开始新创作，才构成了文学史。换言之，文学史就是“误读”史。他提出，拙劣的作家只会将前人奉为经典，优秀作家则与前人搏斗，只有像俄狄浦斯那样杀死“父亲”，他才能成功。
遗憾的是，俄罗斯文学太严密、太完美了，几无“误读”可能。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他的心理描写汪洋恣肆，却处处高度理性，几乎每个想法、每个动作都是现实的反应，都有深意。这就创造了一套封闭的写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评判标准变成了“准确”。
可问题在于：小说真的需要“准确”吗？何况人的心理活动本身就不够准确，在同样情境中，激活的往往是不同的反应。
“准确”的代价是无休止的细节描写，这使小说写作有了被人为割裂成“专业创作”和“业余创作”的可能。有更多文笔经验、能做到“准确”的写作者成了专业作家，而这样的专业性必以阉割创造力为代价。
托尔斯泰曾说：“写作的职业化是文学堕落的主要原因。”职业化写作必须以经典为尺度，不再直面真问题，成为“为文学而文学”，而非“为人生而文学”。
在相当时期，俄罗斯文学背离世界文学主潮，在自说自话中日渐繁琐，兼以上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冲击，中国读者渐渐远离俄罗斯文学。
现代文学究竟好在哪
那么，该怎样回应现代性的根本之问？这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之变”。
从写实技术看，卡夫卡无法与俄罗斯文学比肩，但卡夫卡表达的是结构真实，超越了传统的细节真实。
现代人被陌生人与技术所包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一体感已经消失。对于今天读者来说，一场狂风暴雨并不意味着剧情急转直下，而只看对话，无法了解双方真实性格。现代人的生活已被拆分到无法被发生、发展、高潮、结尾概括的地步，因为每个人都扮演着更多角色，不得不多线索生存。
现代人是无根的、轻浅的，但与此同时，却拥有太多的信息浏览量，这让他们彻底放弃追寻意义的努力，因为他们明白，世界如此零碎，已无法靠意义粘合成一个整体。
面对荒诞的现实，传统小说给出的解释过于傲慢，依然强调万法归宗，试图指出唯一正确的路，而一旦沾染上这种“谜之自信”，则小说与读者之间已失沟通可能。
俄罗斯文学过于完整、过于合理，停留在用表象隐喻背后统一的简单层面，而读者喜爱卡夫卡，因为他通过一篇篇现代寓言，指出了存在的真实结构。
从卡夫卡，到加缪，到米兰·昆德拉，现代小说越来越抽离具体的历史背景，作家很少再作形象描写、景物描写，甚至不去讲一个逻辑复杂的故事，他们写的是本质的人，而非具体的人。这种写法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史，到俄罗斯文学惊觉时，已被甩开若干身位。
搞不清的“俄罗斯性”
其实，19世纪末到上世纪20年代，俄罗斯文学曾有过一个白银时代，涌现出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凡·蒲宁和帕斯捷尔纳克），此外还有别尔嘉科夫、茨维塔耶娃、别雷等，其辉煌不亚于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作家在文体上大胆创新，同时坚持所谓的“俄罗斯性”。
然而，究竟什么才算“俄罗斯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俄罗斯性”包含两个侧面，可用两座城市来形容：一是彼得堡，象征开放的胸襟，努力与欧洲文明保持同步；另一是莫斯科，它充满各种神话，建筑夸张、华丽，因历史上发生过4次毁灭全城的大火灾，带有“命运无常”的悲情与“凤凰涅槃”的豪迈，二者未必协调地叠加在一起。
两座不同风格的城市，象征着“俄罗斯性”的两极。
一部分白银时代作家最终转向莫斯科，将现代主义改造成一种新的抒情技巧，割裂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将文体实验变成另一种赞美工具。
另一部分白银时代作家则转向彼得堡，比如纳博科夫，他在俄罗斯写了18年小说后，在美国达到创作顶峰。然而，他的彼得堡色彩让当时其他旅欧俄罗斯作家也无法接纳他，特别是纳博科夫的心理描写都是无意义的、瞬间的，他没有回应时代的具体问题，甚至没有表现出人道主义情怀。
沃索尔金就批评说：“（纳博科夫）不仅几乎脱离了俄罗斯的现实问题，而且不受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直接影响。”
纳博科夫的遭遇展现出白银时代作家的两难：回归传统，则创作个性很可能被吞没，从而失去自我；直面创造，又会因背离“俄罗斯性”而被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开除。
在今天，人们一般认为，纳博科夫是继福克纳之后最有创造力的“美国作家”。
俄罗斯文学正在涅槃重生
错过了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了再次转型的机会，在深厚传统的支撑下，这次转型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却基本被中国读者忽略。
这批作家仍有严肃文学的情怀，但在表现上不避俚俗，更多采用现代小说手法。
以鲍里斯·阿库宁的《FM密码》为例，以侦探小说的手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进行了仿写，使普通读者也能较快速、较方便地切入原著主题。阿库宁曾是日本问题专家兼翻译，所以他的小说中常有日本元素，甚至笔名阿库宁就来自日语中的“恶人”（枭雄之意）。
索罗金的小说则以特异的叙事模式而闻名，其中不乏暴力、血腥、恐怖、污浊等内容，被不喜欢他的评论家斥为“粪土化”。调查显示，读者认为对当今俄罗斯社会危害最大的三部书中，就有索罗金的小说《蓝色脂肪》（排名第三）。在他的作品中，《碲钉国》已有汉译本，描述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人类因战争被打回中世纪，不得不靠碲钉这种麻醉品度日。此外《特辖军的一天》《暴风雪》也有汉译本。
佩列文则被认为是“后苏联时期的文学标本”，他深居简出、思想深刻，写作带有后古典主义风格，充满幽默感。他的《“百事”一代》已有中文版，他自称：“我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俄罗斯版的《西游记》故事。”佩列文写道，在《西游记》中，猴子越来越像人，而在俄国，人民却在不断努力，以使自己更像猴子。此外他的《夏伯阳与虚空》也译成中文。
乌利茨卡娅则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圣母”，她一反俄罗斯文学习惯于塑造英雄母亲的虚假叙事传统，刻画了一群疯狂报复社会的女魔头，她们用人性反对母性，致力于“把男性放逐到边缘地带，要么干脆隐去，成为缺席的存在。”她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您忠实的舒里克》《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有中文版，其中《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因其反抗性和悲剧感，尤其引人瞩目。
瓦尔拉莫夫则属于“新生代作家群体”，面对俄罗斯社会巨变，对文学日渐被冷漠感到不满，自称是“正统派”，他认为：“俄罗斯文学一向信奉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他的《臆想之狼》已有中文版，表达了对俄罗斯人集体无意识的焦虑。他的《生：瓦尔拉莫夫中短篇小说集》也有中文版。
当代俄罗斯文学仍保持着强大的原创力，在世界文学中具有相当地位。
怎么看懂当代俄罗斯文学
因译介不足，给中国读者以俄罗斯文学在走下坡路的印象。
以布克奖为例，当年进入短名单的小说，两三年内就会有中译本，可俄罗斯布克奖获奖作品至今仍有很多无中文版。
现代世界犹如一个个剧场，各剧场将观众拉入其中后，通过技术手段，使人们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几不辨表演与真实的区别。于是，人们的时间便被剧场所掌控，身在其中，以为正经历共同的“历史时刻”，殊不知这些“历史时刻”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沉浸在美国文学的剧场中，就会为菲利普·罗斯去世而扼腕，可对于其他剧场中的人来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那不过是很平常的一天而已。
现代人的时间、空间、历史、记忆等精神公地都存在着被绑架的风险，只驻足于一个剧场中，自然不知道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也就无法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更多成果。
俄罗斯文学曾是一幢巨厦，不可能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至少会留下自己的哀叹与悔恨，只是沉浸在剧场时代中，有多少人会听到这些声音？又有多少人在反省，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