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斑驳的旧照。“我父亲萨巴赫丁·阿里在1948年2月一个下雪的上午跟我和我母亲拍完这张照片，便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去了安卡拉。他再也没回来。”——菲利兹·阿里

今年是土耳其进步作家萨巴赫丁·阿里（SabahattinAli，一译萨巴哈丁或萨巴哈京）遇害七十周年，土国大出版商建信社新近推出纪念版新书一册，厚五百七十二页，内收阿里三部长篇：描写内地农民的《库尤贾克的优素福》、揭露反动文人的《我们心中的魔鬼》和他最著名的小说《穿皮大衣的马利亚》。

阿里1907年生于奥斯曼帝国埃德尔内省居米尔吉内旗（今希腊科莫内尼）的埃里代雷（今保加利亚阿尔迪诺），留学德国后返乡，做了高中的德语教员，因写诗讽刺国父凯末尔而入狱，1933年共和国十周年时获特赦。他给凯末尔写了效忠诗，以此谋得教育部的职位，二战期间再度因言获罪，出狱后衣食无着，申请护照不获批准，担心三度入狱，于是冒险出逃，1948年4月1日或2日死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边境，尸骨无存。

阿里生有一女菲利兹，如今八十岁，是钢琴家和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她永远也忘不了七十年前的那一天，两位记者出现在她就读的小学，告诉十一岁的菲利兹，她爸爸让人打死了。

“这两个记者来了，对我说他叫人杀了。然后他们拍完我的照片就走了，没有同情，没有善意。”菲利兹·阿里通过电话告诉《爱尔兰时报》，“我不相信他们。”

她没有告诉母亲，但当天晚上，那两个记者去了她家，向她母亲报告了死讯。

萨巴赫丁·阿里是被活活打死的。菲利兹相信，秘密警察才是真凶，他们拷打父亲，杀害了他。政府的档案中理应藏有相关的记录。

“他们说，打死他的人是个卡车司机，此人一发现他是谁，就把他杀了，可是……这更像秘密警察干的。我们从来没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里曾创办并主持《马可帕夏》周报，刊登讽刺性的文学作品，针贬时弊，因此成为反动政府的眼中钉。

杀死他的卡车司机得到轻判，仅获刑四年，实际坐监一年。

菲利兹·阿里说：

我们从未找到遗体。也没有坟墓。我们听说有些残骸，几个月之后才发现。后来有个女人站出来说，那可能是她失踪的丈夫，不是他。你继续悲痛。在那些年头，谁都没有心理咨询，没人考虑儿童的感受，我母亲太焦虑了，顾不上帮我。我们始终不亲密。她死于1999年，八十五岁死的，从未再嫁。她一直很美，到死都很美。

现在只剩我了。我是唯一的孩子。有九年的时间——我没把刚出生到两岁算进去——我有过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所以，是的，我非常熟悉他，我记得他。

他是个伟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好人，非常好的父亲，这很不寻常。他知道咱们人类各不相同，他理解不同的个人，并为此负出了代价。

他厌恶监狱。坐牢两次之后，当有迹象表明会再次被捕时，他就想走了，走前对我们说，我们会从伦敦或巴黎收到他的消息。

我父亲教给了我一切，靠的却不是说教。他教我自然、树木、鸟。他教我钓鱼，认国旗——什么旗子代表什么国家。他总是很逗；他有一肚子的掌故和笑话，任何聚会他都是中心。他懂得享受生活。

菲利兹·阿里写了两本回忆录。今年，导演纳比勒·厄兹根蒂尔克又推出土语记录片《遗骨寻踪：萨巴赫丁·阿里的悲剧》，跟拍菲利兹的寻骨路，拷问七十年前残忍的谋杀，重述国家的悲剧。

1943年出版的《穿皮大衣的马利亚》是土耳其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描写了一段充满柔情和忧伤的爱情往事，暗含着强烈的女权主义情怀，问世之初乏人问津，最近几年突然成了土耳其的特大畅销书。该书出版商建信社提供的数据表明，从2015年到2017年，仅仅三年间，《穿皮大衣的马利亚》在土耳其就卖出了一百余万册。

菲利兹·阿里认为，这在很大程度要归因于新一代的土国男人正在茁壮成长。

“过去没人想看强女配弱男的故事。人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土耳其男人肯定不会那样行事。突然之间，土耳其人——主要是年轻人——都开始阅读和讨论起这本书来了。它有一种现代的处理男女关系的方式。这本书对读者有吸引力；年轻女人对它尤其喜欢。是的，他［萨巴赫丁·阿里］很浪漫，这本书也很浪漫，可他也很实际，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我认为这一点在书里体现得很明显。”她说。

“我父亲对这本书没太重视。”她在另一次采访中告诉《纽约时报》，“他的朋友们对他说：‘萨巴赫丁呀，你不该写这样一本浪漫的书。它有损你的名声。’”

《穿皮大衣的马利亚》畅销的另一个原因，也许与作者本人有关。从萨巴赫丁·阿里的命运当中，读者看到了今日高压下的土耳其现实。

曾宪英和唐鹤鸣译《穿皮大衣的马利亚》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于1984年，而直到2016年，莫琳·弗里利和亚历山大·道合作的第一个企鹅英译本才告问世。汉译本比英译本早出了三十二年。这大概因为阿里是亚非拉进步作家，也可能因为中国支持过更为先进的妇女观念。汉译本一版一印高达四万七千册，现在早已绝版。

在小说中，叙事者替病重的同事拉伊夫收拾抽屉，把一个笔记本送到病榻前：

我迅速打开纸包，把里面的毛巾和其它东西放在门后的一个凳子上，然后拿起笔记本问拉伊夫先生：

“您是要这个吗？”他点点头。

我慢慢地翻了翻笔记本，逐渐产生了一股好奇心。一行行大而潦草的字，显然是匆忙写成的。我溜了一下第一页，没有什么标题之类的东西，在右上角上有一行日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紧接着下面就写着：

“昨天，我突然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它引起了我对十多年前的往事的回忆……”

我没有往下看。拉伊夫先生再次把手伸出来抓住了我的手。

“你不要看！”他说。他指了指前面，低声说：

“把它扔到那里去！”

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有一个烧得正旺的铁炉子。

“扔到炉子里？”

“对！”

他到底征得了拉伊夫先生的同意，看了那个笔记本。里面写的是故事里的故事。开头如下：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昨天我突然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它引起了我对十多年前的往事的回忆。我知道，我原以为已经忘怀了的这些往事，今后永远也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昨天的路遇，不仅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而且也把我从多年的沉睡中和已经习惯了的麻木不仁中唤醒。但如果我说我要因此而发疯，因此而去死，那只是撒慌。一个人对他所感到不能忍受的东西，会很快地习惯、忍受下来的。我也要活下去……可是我将如何活下去呢？今后在我的生活中又将要承受什么样的折磨呢？然而，我会忍受得了的，就像在这以前忍受过的一样……

他曾经是个腼腆的青年，让大男子主义的父亲深感失望。1923年赴德留学期间，拉伊夫不好好跟师傅学习制皂技术，反而贪恋文艺，经常参观画展，并为一幅穿皮大衣的女青年自画像深深打动。

在大厅靠门口的地方，我突然停住了，在那刹那间的感受，那么多年来，我总是无法表达出来。我只记得在那里，在一幅穿皮大衣的女人的肖像前面，我像钉在那里一样站住了。看画的人群来来往往，把我左推右搡，但我始终没有离开我站的地方。这幅肖像里有什么呢？我讲不出来，只觉得在那之前我从未从一个女人身上见到过如此奇妙的表情：有点粗犷，有点高傲而又非常坚强。虽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张脸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未曾见到过，但我总觉得我和她好像彼此认识的一般。这苍白的脸，这浓黑的眉毛和下面的黑眼睛，这深褐色的头发，和实际上把纯洁和毅力，把无限的忧郁和坚强的个性融合在一起的表情，这对我来讲，是永远也不会感到陌生的。我从读过的书里，从幻想的世界里早就认识了这个女人。她是我幻想中所有女性融合在一起的结晶。

二十四岁的拉伊夫终于结识了这幅画的作者、二十六岁的犹太裔德国画家兼卡巴莱歌手玛丽亚·普德，她跟他知道的土国女人大不相同。她有主见，独立，冷静，谈到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是惊人地直率。她告诉拉伊夫：

“在世界上，对于你们，对于所有的男人，我为什么这么仇恨，您知道吗？完全是因为，他们像理所当然似的要求得太多。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些要求不是一定要从语言来表达的。男人的那种眼神，那样的一笑，一抬手，对待女人的那种态度，什么都有……不要去理会他们那种多余而又愚蠢的自信，只要看看当他们的任何一样要求被拒绝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惊慌失措和傲慢无礼就够了。他们从来总是认为他们自己是猎人，而我们一个个都是可怜的猎物。我们的任务就只能是理所当然地顺从，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不愿意，我们不能自愿地奉送任何东西……我讨厌男人的那种愚蠢的无耻的傲慢，您明白吗？我认为因此我才能和您成为朋友，因为在您身上没有那种无意义的自信……

七十五年前！一个土耳其作家！萨巴赫丁·阿里多么现代！又是多么进步！

那么，玛丽亚是不是菲利兹的人生楷模？

“完全不是。我小时候认识的女人，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律师，还有工程师。我那时的榜样是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她是考古学家，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击剑项目。我认识很多那样的女人。现在我感觉我们倒退了。如今的女青年都想出名，当模特。”她说。

萨巴赫丁·阿里遇害时，随身带着一本德译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土耳其诗人和小说家萨布里·居尔塞斯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今天，在街头看到土国青年男女捧读《穿皮大衣的马利亚》时，他不禁想象，他们也许会像莱蒙托夫当年纪念普希金时所写的那样，去塑造自己心目中的阿里：

“他挺身而起反抗人世的舆论，依旧是匹马单枪……被杀了！”

（文中引《穿皮大衣的马利亚》为曾宪英和唐鹤鸣译文；引莱蒙托夫诗为余振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