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对我们生活或访问的城市是否有独到的感知和艺术发现，这是判断一个诗人的标准。这对我们的感受力、洞察力和语言创造能力都是一个检验。

“文化记忆”这个概念来自德国的扬·阿斯曼教授。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到国家记忆，这个概念的广泛内涵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拓展“文化记忆”的潜力。文化记忆可能是一种精神形式，也可能是仪式、图像、建筑物、博物馆的展品等实践活动方式或者实物保存方式。当然，文化记忆包括了历史著作。我的疑问是，如何区分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如果二者的涵义相差无几，又有什么必要放弃熟悉的范畴而另辟蹊径？

对于文学批评说来，“历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始终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镇。尽管如此，不同的批评家心目中，“历史”的涵义存在种种差异。一些批评家关注作品显现的历史内容，包括这种历史环境之中的人物性格，他们力图证明作品是某一个时期历史的“镜子”；一些批评家擅长分析作家置身的历史环境，考察这种历史环境赋予文学何种想象力，一部如此奇异的作品为什么会在这种历史环境之中诞生；还有一些批评家的兴趣转向了读者——那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为什么共同肯定一部作品，同时对于另一些作品嗤之以鼻？事实上，读者置身的文化圈以及教育程度、道德观念、文艺修养、意识形态无不隐蔽地参与作品的评判。显然，历史环境同时塑造了读者。总之，批评家可能在各种语境之中使用“历史”一词。如果炙手可热的“文化记忆”取代“历史”一词，文学批评不得不大面积地调整这些观念。

我曾经在《交汇与互动：文学、历史、记忆》这篇论文之中涉及文化记忆与历史叙事，但是我并未清晰地将二者拆解开来。我相信人们更多地意识到二者之间诸多共同之处，例如回顾往昔，或者追求真实。事实上，文化记忆与历史叙事均是主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记忆不仅是知识的贮存，记忆的一个特殊任务是构建个体的统一性，犹如历史文化构建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有趣的是，尽管这种表述无形地认可了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的互换结构，然而，我的散文写作却再三地察觉二者的差异——再现记忆的散文远比历史往事的陈述顺畅：“来自各种历史著作的史料棱角坚硬，逻辑固定，文学话语的接收、改造和重新裁剪常常艰涩凝重。相反，来自记忆的各种情景柔软可塑，活灵活现，仿佛与文学话语一拍即合。事实上，记忆与文学话语时常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当然，散文写作撬动的记忆具有明显的个人性质：“这些片断之所以久久贮存于内心的某一个角落，多半由于曾经在个人的生命之中烙下印记。”我不止一次地考虑，理论可否澄清与描述这种差异？

我得到的启示源于词汇的语义分析。我突然意识到，“记忆”是一个词组，“记”与“忆”可以拆开考察，二者存在微妙的差别。前者通常为remember，后者通常为memory或者recall。汉语使用之中，“记”与“忆”的差距可以显示得更为清楚——许多“忆”的使用不能替换为“记”。“忆秦娥”或者“忆江南”不可改为“记秦娥”与“记江南”。如果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的末句改为“能不记江南”，诗人绝对必须抗议。相似的是，“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之中，“长忆”乃至“长相忆”置换为“长记”或者“长相记”，显然韵味尽失。一旦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中“忆”改为“记”，那必将辜负上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语的沉郁气势。人们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证明，“记”更为强调信息或者数据的机械性保留、贮存、不可遗忘；“忆”更为强调个人思念之情即兴开启的回想和追思。

这种区分隐含了衡量 “真实”程度的不同标准。“记”必须精确、翔实、客观，不可由于各种原因而虚构或者删减各种情节；相对地说，“忆”的状况远为复杂。“忆”同样力求真实，人们不会有意地改写回忆“自欺”。尽管如此，由于个体情感的介入——由于崇拜、爱恋、信仰、仇恨、偏见、羞耻、创伤、罪感等情感，回忆可能篡改真实。回忆可能“真诚”地扩大或者缩小某些事实，甚至按照某种意愿重构乃至虚构若干相关情节。具有自恋倾向的回忆时常夸大了童年的苦难，“粉丝”回忆与偶像的交往时常夸大了对方的高大可爱，“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一条俗谚同样适合于回忆，另一些人甚至会因为强烈的羞耻、罪感而完全删除意识之中受辱、犯罪的经历。这些篡改已经成为由衷的叙述，回忆者的意识内部不存在更为真实的版本。

“记”与“忆”的另一个差异是不同的启动形式。“记”的启动通常取决于理性的指令。现实的情势向理性提出申请，解决某种问题形成的分析、综合、思索调动既有的知识贮备构成了“记”的启动。没有人刻意地记住与眼前情景没有任何关联的情节或者知识。然而，“忆”往往无迹可求。由于情感的长期酝酿、积累，甚至由于无意识的某种泄漏，种种随机的触动可能导致“忆”出其不意地发生。因为一个破旧的水壶突然回忆起昔日的恋人，几声鸟鸣意外地召来了童年的时光，一座残损的庙宇成为回忆母亲的缘起，如此等等。如果说，理性的指令与“记”的启动通常遵循相近的规律，那么，“忆”的来临往往是个人情感逻辑的产物。某种景象可能召回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回忆，另一个人可能完全无动于衷。众所周知，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之中的“小玛德兰点心”是一个经典段落：一个寒冷的冬季，主人公舀起一勺泡着小玛德兰点心的热茶送到嘴边，来自上颚的一种美妙的快感如同一个解禁咒语瞬间激活了无数积压于内心的往事：“忆”令人惊异地开始了。可以找到一个极端的例子清晰地划分“记”与“忆”之间的界限：人工智能拥有超强的“记”而缺乏“忆”。人工智能可以在任何时候完整地调出贮存于硬盘的数据，它不会遭受机能衰退、身体疲惫或者外部信息刺激等因素的干扰。但是，没有任何因素可以触动人工智能的“忆”。它不会在某一个愁绪萦绕的傍晚回忆起设计芯片的工程师，也不会在夜深人静之时重温第一代计算机辉煌的功勋。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别可以视为不那么极端的例子。历史话语显然注重 “记”，文学话语显然注重“忆”。历史话语的记载尽量客观、公允，避免各种主观因素的干扰，描述历史内部各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层面；文学话语更多地纵容个人的好恶，许可独特的叙述角度，不惮于按照一己的情感逻辑扩张什么，简化什么。让我们回到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的同与异：许多时候，二者异曲同工；对于许多人说来，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然而，如果聚焦于考察二者之异，那么，“记”与“忆”的分辨可以成为一个入口。

对于文学批评说来，区分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的意义是，可以更为精确地使用“历史”这个概念。分析作家或读者如何与置身的环境互动，“历史”这个概念可以组织各种恰当的表述。然而，考察作品显现的历史内容，“历史”一词可能遇到某种障碍。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被形容为某一个时期历史的“镜子”，那么，如何评判题材相似的历史著作？相对地说，一部合格的历史著作更为全面地再现了那个时期历史的基本面貌，拥有更为可信的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或者科技、交通、法律乃至风俗民情的各种史料和数据。换言之，这时的文学仅仅是提供若干局部的形象诠释或者补充吗？对于再现历史的“宏大叙事”说来，某个人物脸颊的一颗痣、桌子上的一道裂纹或者路面随风盘旋的落叶会不会是一种累赘——文学奉献的那些琐碎细节会不会成为一种干扰性的遮蔽？

然而，这些细节恰恰是“忆”所制造的文学成分。文学的众多人物、场面、故事情节无不围绕某种情感逻辑组织起来。《红楼梦》借“石头”之口自述，小说写的是“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这即是“忆”的结构形式。我曾经提出，分析文学作品的内容时，文学批评可以更多地考虑相对于“历史”的另一个范畴：“人生”。历史叙事的注视焦点往往是各种重大的社会领域，只有真正撼动社会发展的大事件才能纳入“历史”的范畴。相对于“历史”，“人生”的视野急剧收缩——“人生”包含了许多日常生活细节。一个浪漫的邂逅，一个疑惑的眼神，一种尖刻的语调，一种信赖的神情……这些细节无法在“历史”的范畴产生回响，但是，它们可能影响乃至撼动“人生”的范畴。文学批评必须承认，文学的意义显现为“人生”的完整而不是“历史”的完整。正如“记”与“历史”互为表里，“忆”显然与“人生”的范畴遥相呼应。“忆”所包含的感叹、追思、想念、回味无一不是“人生”框架之内的情感回旋。

通常想象之中，“人生”仅仅是“历史”内部的一个微小的单元。犹如细胞对于机体的无条件服从，所有的“人生”无非按照“历史”事先设计的剧本表演。然而，这种观念忽略了主体的能动意义。“人生”与“历史”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历史”并非一个凌空而降的范畴，无数具体的“人生”汇成了“历史”，不存在一个删除了具体“人生”的“历史”空壳；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的“人生”犹如“历史”列车之中一个渺小的旅客，他不可能改变列车呼啸前行的方向。尽管如此，“人生”与“历史”之间的价值体系并非彼此重叠，而是相互交错与互动：

“历史”并非仅仅是一个抽象、模糊，同时又令人敬畏的词汇。历史话语的描述之中，一系列与之相应的范畴成为内在的支撑，例如民族、国家、制度、阶级、经济、军事，如此等等。文学话语的“人生”描述拥有另外一套范畴，例如性格、命运、欲望、恩怨情仇、心理创伤或者无意识，如此等等。后者可能完整地证明历史话语形成的概括，也可能显示出差异、游离甚至反抗和矛盾。换言之，文学话语可能证实历史话语，也可能某种程度地证伪历史话语。对于“历史”而言，二者的对话关系构成了历史连续性的丰富理解。

批评家对于“历史”概念的敬意无形地延续了一个文化等级观念：文学话语是历史话语的附庸。然而，这种观念并未获得经典思想家的认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恩格斯赞扬巴尔扎克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他从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儿获得的还要多。将“忆”从“记”的语义背后解放出来，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为批评家提供另一种异于历史叙事的文学分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