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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于2016年至2017年将长江分下游、中游、上游、源头4段走完，散文集《上上长江》记录了其走过的人文景观，并由作家出版社于今年2月出版。近日，刘醒龙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就即兴写作、文学与故乡的关系、文学作品改编、经典作品的标准等话题畅谈。

记者：《上上长江》记录了您溯流探源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精神巡礼的过程。路上的文化遗迹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上上”如何理解？

刘醒龙：“上上”，一是沿长江溯流而上的探索历程，二则有无上向往、至高无上的意味。

能将万里长江从头到尾走上一遍的人，古往今来确实没有多少。这次去寻找哪一滴水是长江的源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也被自己吓了一跳。长江的境界只有将长江从头到尾走过一遍才有可能体味到。这一路越走越亲切，有时候会有一种在老家的河里抓小鱼小虾的错觉。

我欣赏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中那样的行走。唯有那样，“行走”才是一个大词。只有怀着大词行走，才能在和县突然遇上项羽，在汨罗江突然遇上杜甫，在江津突然遇上陈独秀，在金沙江突然遇上麝香，在曲麻莱县的通天河畔突然遇上狼，在玉树遇上一群藏族作家，又在玉珠峰雪山下遇上一群来自西宁和德令哈的诗人。能将一条江走透，将浩如烟海的江面走成美人秀目一样的极小水汪，还能够不时地与古往今来的人事撞个满怀，至今想来仍觉得难以置信。

记者：这种边走边写的写作方式，对作家来说，挑战在哪里？

刘醒龙：这次的活动很特殊，今天的所见所闻，明天就得以散文而不是新闻的形式见报。报社预留了一个整版，我的散文不到，报纸就得开天窗。一方面写作时间比较紧，一方面又要写出人所不曾言的内容。一路走来，从来不知道第二天会遇到什么，会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没有人给我出题目，就变成了自己考自己。有时候恨不得像高考作文那样，有人预先出个题目，反而会简单一些。好在长江一万里，值得写的东西太多，走得很顺利，写作状态也还不错，能及时完成任务，没有给报纸留下遗憾与难堪。写作虽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平时很多偶遇积淀在脑海里，有契机到来，就会激发出灵感。

真的行走起来，才能体察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喜悦；行走到最陌生处，往往才是最熟悉的开始。不止是对新见的东西开始熟悉，还能发现自己身上隐藏着的一些不曾认知的东西。走透一条江，最相似的体验是对没有一滴水的撒哈拉沙漠的穿越。

记者：行走的出发点是故乡。您的创作植根于楚地文化，从早期的“大别山系列”，到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故事都发生在您的家乡。写家乡的难点在哪里？

刘醒龙：“故乡”这个词，既是精神层面的，又是实实在在的，是作家绕不过去、放不下的一种情结。写故乡的难点应该是情感的真实。作家对故乡的人、物、事都很熟悉，但写的时候情感是否真实是关键所在。故作深刻、故弄玄虚、无病呻吟都不可取。

作家需要为故乡立品质。中国文学中的故乡是作为一种品质来呈现的。我爷爷说过，黄冈没出过奸臣。这就是故乡的品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再伟大的男人，回到故乡也是孙子。”可能过个十年二十年，回头再看自己写故乡的文字，会脸红。我最早写故乡的文字有些先锋意味。今天看来，我依然很喜欢，毕竟是青春年华留下的痕迹，虽然觉得还是很幼稚。当把握不住的时候，不如就老老实实地面对它。

记者：根据您的小说《秋风醉了》改编成的电影《背靠背脸对脸》豆瓣评分高达9.3分，演员牛振华饰演的副馆长还用《中国文化报》做了道具。您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改编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刘醒龙：只要影视界人士有兴趣改编我的作品，尽管来改。其实，电影《背靠背脸对脸》的导演黄建新到现在我都没见过，因为我充分理解电影跟小说是两码事，那是一群人的协作，相互有很多制约，而小说是我一个人在写。

《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都是以经典小说为基础的。改编还是要忠于原作，对原作表示一定程度的敬意，不要改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为了虚抬电影而贬损原作。做艺术也是做人，要做出品质。目前一些电影人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记者：从您早期的小说《历史的埋伏》《威风凛凛》，到2014年的长篇小说《蟠虺》，都可归类为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我国目前较少有作家涉及，您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兴趣？在写《蟠虺》这类涉及青铜专业知识的小说时，您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呢？

刘醒龙：侦探悬疑最基本的写作技巧就是抖包袱，其实《凤凰琴》中的每一次转正都是悬疑。小说的魅力在叙事中，跟人物的性格密切相关。

对历史的兴趣，除了来自个人的积累和认知外，还有人的天性。除了眼前的一日三餐，人对若隐若现的历史的兴趣，也是为了看清楚自身的来龙去脉。面对历史写作，比单纯写现实生活，学养上要更严谨，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还有专业研究人员的挑剔。

《蟠虺》中写过一句话：“与青铜重器打交道的人，心里一定要留下足够的地方，安排良知。”我讨厌对历史的戏说与虚构，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少，本就应当越来越珍惜才是。

记者：1992年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在2009年以长篇小说《天行者》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并获得茅盾文学奖。您为什么会续写？

刘醒龙：《凤凰琴》写的是感怀，《天行者》写的则是命运。中篇小说只需一时的情感，长篇小说却是对命运的洞察。“天”体现了普通人对在天空自由翱翔的追求。

记者：创作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

刘醒龙：每一次新的创作都昭示了作家写作的变化，有修养方面的，有认知方面的，更有世界给你的一去不返的契机。

记者：您如何看待经典作品？

刘醒龙：时间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选择非常严酷。经典作品在历史长河中有特殊的价值，因为文学所体现的是历史的精神走向，所以当社会向不良方向偏移的时候更能凸显经典作品的价值。经典作品对世界的看法不一定符合多数人的心态，但一定是那个时代价值取向所无法绕过的。文学的意义在于站在当下回望过去，表现出当下人的态度。阅读经典最重要的功能是提升读者的学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