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寒羽，本名俞冰，嘉兴嘉善人。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嘉兴市作家协会会员、嘉兴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在2012-2017年间，创作120余篇故事（小小说），获得过中国故事节三次“中国好故事”称号。

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搞得整个城市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奔波，全然顾不上平日里的生活秩序。但是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站在上海启秀女校的残垣断壁上，攥紧了拳头，指了指远去的日军飞机，愤恨地说道：“我们无论如何要报这个仇！”

她就是被“乐文社”推选为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慰劳组负责人茅丽瑛，卢沟桥事变之后，她就带领大家为募捐、宣传、救济难民、慰劳前方将士和伤员而日夜奔走。

“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在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下沦为孤岛。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上海海关一部分进步青年毅然辞职，不惜舍弃“金饭碗”，踊跃参加救亡长征团，准备沿粤汉铁路南下，去华南各地海关宣传抗日，以推动海关同仁奋起抗战，尔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按照常理，她作为上海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的重要组织者和对外联络负责人之一，而且早已明晓民族大义，满怀抗日热忱，以百分百的精力投入到救亡图存运动中去，会毫不犹豫参加救亡长征团。但是，茅丽瑛正是在这样关键时刻，经历着复杂的思想斗争，她的确犹豫不决。

同事们都知道她家中的困难，理解她，宽慰她。“丽瑛！留在上海也可以为抗日做贡献，你不必这么懊恼！”同事们一个个地过来拍拍她的肩膀，轻声地安慰道。茅丽瑛没有回应，心里却明白，她现在的这份海关英文打字员的工作可是来之不易，海关是所谓高等华人集中的地方，英国人规定华籍职员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女职员结婚，茅丽瑛正是牺牲了公民的重要权益换取这份高收入的工作，来维持一家的生计。但是，现在正是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她逼迫自己必须有一个抉择，于是她不顾亲友的竭力劝阻，丢掉了人人艳羡的“金饭碗”。她经过深思熟虑，沉痛地对亲友阐述了她的理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已经成为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大家都应该起来，担负起国家的兴亡的责任！”

那天，茅丽瑛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面对病榻上风烛残年的母亲，因为病痛而痛苦呻吟，她心里如刀割般难受。出身贫寒的茅丽瑛，从小就颠沛流离，历经苦难，是母亲与她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才走过来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母亲的含辛茹苦，就磨炼不出她勤奋好学、自尊自强、追求公正、向往人间正义的性格。酝酿了好久，她终于在为母亲端药送水的时候，试探性地对母亲说道：“妈！我辞了海关的工作……”母亲微闭的双眼突然睁开了，仿佛无法相信女儿的话。“我要去参加救亡长征团，要离开这里，去广东、香港……要离开你一段时间……”老母亲听说女儿要离她远去，禁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这时，已经强忍悲痛许久的茅丽瑛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道：“妈妈！我爱你，但我更爱祖国！”

母女相拥而泣，茅丽瑛还在不断地安慰母亲。老母亲也是熟知女儿的个性，同时也深明大义，被女儿深深的爱国热忱打动，虽然要忍受骨肉分离之痛，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支持女儿的爱国之举。

茅丽瑛在母亲的陪同下，背着行囊急匆匆地赶往码头，终于赶上了救亡长征团的行列。船慢慢起航，站在码头的老母亲，满含泪水但却始终面带微笑，向女儿挥手示意。茅丽瑛也在甲板上含泪大声呼喊：“妈妈！对不起！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重！”直至母亲的人影缩小成一点，尔后慢慢消失。留下她孤单的身影，被一轮红日映照在冰凉的江水里。

在船上，茅丽瑛和同事促膝谈心，她无限深情十分坦诚地说：“我母亲老了，她又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更大的努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祖国的怀抱，我为这矛盾难过，但终于决定挑选了前一条路。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定，但我终于坚定了下来。我爱我的母亲，但我更爱我的祖国！”

茅丽瑛就这样，放弃“金饭碗”，离开老母亲，踏上了抗日救亡前方阵地，在广东、香港等地积极进行救国宣传，有力声援艰苦卓绝的全国抗战。

1938年初春，茅丽瑛回到上海，看到街道上挂着的都是五颜六色的日伪军旗，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想，上海业已成为了一座屈辱、受气的孤岛。唯一可喜的是，上海海关同意茅丽瑛复职，而且还有其他好几家大公司争相聘请她，但此时的她，已经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深深烙印在自己的心中，不再考虑自己的物质生活，将找工作的重点全部放在了必须有时间从事革命工作上。于是，她最终还是回到启秀女中担任了薪水微薄的教师。

1938年5月5日，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成立，茅丽瑛当选为主席。不久，她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积极开展职业妇女俱乐部的工作，相继创办了国语班、英语会话班、会计班、中文速成班、文化补习班等，开展对妇女的培训工作，茅丽瑛还亲自教授英语课。

在校任教期间，她表示坚决服从上级组织的指示，利用“孤岛”这个特殊环境，办很多有利于革命工作的事情。不久，党组织指示她以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的名义，为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新四军战士募集一批棉衣，同时为难民募集救济款。作为主席的茅丽瑛，决定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捐物品，然后进行义卖。她还在发动会上慷慨陈词：“救国如救火，马上行动支援新四军，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

为了扩大义卖活动的影响，获得社会上广泛的支持，茅丽瑛还领导会员借用大陆电台和新电台连续举办三次宣传活动和“义卖代价劵推销会”。由于她和会员们的努力，社会上民众的抗日激情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大家同仇敌忾，在后方拧成一股绳来支援前线，掀起了一股捐物捐款的热潮，数天内募集到款项2000余元，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正当茅丽瑛为义卖日夜奔波，恨不得一个人分身作为两人用时，老母亲病情恶化的消息传来。那日，她在办公室里备课，邻居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道：“丽瑛！你的母亲咳得越来越厉害！快回去看看吧！”茅丽瑛闻讯，赶忙赶到家中，扶起病重的母亲，去了医院。由于时间紧迫，她安顿好母亲，拜托一位女校工代为照料老人，就立即返回工作岗位。等她腾出身去医院时，看见母亲已经被盖上了白被单，她跪在了病床前，紧紧抱住母亲的尸体，禁不住嚎啕大哭：“妈妈，宽恕我吧！我没来得及伺候您和为您送终。但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您一定会谅解我的！”撕心裂肺的哭声，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亲友和医护人员。

后来，她和几个朋友谈心时道出了心声：“我曾经有个梦，现在破碎了。我父亲在我6岁那年死去，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母亲靠亲戚帮忙到一个中学做职工。后来我上学读书，每接受一次妈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作为每学期学费时，我总涌起一个念头——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孝顺女儿，让妈妈安度晚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粉碎了我这个梦，国亡了，家在哪里？”她说得很轻很慢，眼睛里噙满了泪，“我怎么能只顾母亲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呢？”

这一席话，让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们明白眼前这位革命女战士从此将爱母亲的心，全部转移到爱她的祖国，爱她的同胞，更热烈地投入到抗日锄奸的工作中。她为了国家大义牺牲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但却始终无怨无悔。

日伪方面看到茅丽瑛在抗日方面成绩如此突出，生怕会影响自己的战略布局，对她是恨之入骨，早已将她列入了黑名单。一天，她收到一封日伪特务给她寄去带子弹的“恐吓信”，信内附言，如果不立即停止活动，将会“不利”，茅丽瑛大义凛然，丝毫不畏惧，更没有退缩。她沉着、果断地说：“我们是为英勇杀敌的新四军募款，环境越艰险，越动摇不得。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没有更可留恋的东西。我已下了决心，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

茅丽瑛的不与反动势力妥协的决心感染了众多同事，他们在茅丽瑛的组织领导下，勠力同心，组织演唱会的同时，积极筹办举行慈善义卖会。茅丽瑛为了义卖会场地辛劳奔波，可是几天跑下来，原先纷纷表态要租借给她场地的负责人，都好像商量好一样，都用“不好意思！恕不外借！”来回绝，频频的闭门羹使得茅丽瑛身心俱疲，后来才知道这是日伪特务恐吓的“杰作”。离义卖会开幕只剩下一个晚上，茅丽瑛毅然决定以妇女会为义卖场所。

7月14日上午义卖会如期开幕，在拍卖的过程中，两个汉奸暴徒闯了进来，凶狠地推翻了条案，开始用语言威胁义卖工作人员和参加义卖的群众，引起台下群众的恐慌，有的群情激愤，有的大声呼叫，有的争相逃命，会场秩序大乱。茅丽瑛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率领义愤群众与会所人员将两名暴徒控制住，然后扭送到巡捕房，并勇敢地亲自作证。

由于茅丽瑛先借大陆电台举办评剧大会唱，借以扩大宣传，大会唱后，果然在上海引起不小的声势，群众争相参加抗日募捐。义卖圆满结束，义卖所得之款，一部分给了难民救济协会，其余的，秘密转送给新四军，作为购买前方将士棉衣的经费。

义卖会的成功使得敌人对“职业妇女俱乐部”，对茅丽瑛的仇视进一步加深，他们称茅丽瑛为“第二史良之中共激烈分子”。日伪76号特工总部派女特务混入职业妇女俱乐部，对茅的政治面貌、居住地址、行动规律进行侦查。

党组织考虑到茅丽瑛的身份已经暴露，做出要她撤离上海去新四军的决定，朋友亦已经为她办好离沪赴港暂避的一切手续。但她坚持要把职业妇女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工作做好，群众情绪稳定后再离开。

在连续公开恫吓无效后，1939年12月，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下达了暗杀茅丽瑛的命令。执行暗杀的是特工总部第一行动大队大队长，号称“神枪手”的林之江。林为了一定要把茅丽瑛置于死地，事先在子弹头前划了一个字，并浸于蒜汁之中，这样一来子弹便奇毒无比，不论击中任何部分，被害者都必死无疑。

12月12日。夜幕刚刚落下，繁华的上海公共租界商业区内便华灯齐放，霓虹灯闪烁，马路上车来人往，十分嘈杂拥挤。

位于南京路与四川路交叉处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的附近阴暗处，几个人影在闪动。那些身穿黑色风衣的特务在那里密谋，如何悄无声息地杀死茅丽瑛，就像一群饥饿的狮子在等待羚羊的出现，然后分而食之。

他们埋伏到了7时许，等来茅丽瑛从福利公司二楼会所走出来，马上尾随其后，走到一处人烟稀少的拐角，乘其不备，举起左轮手枪向茅丽瑛连开了好几枪，在几条罪恶的火舌喷射出枪管之后，茅丽瑛倒在了血泊中。

枪声划破了夜的嘈杂，人们围拢上来，歹徒趁着人流涌动逃离了现场。群众认得这个铁骨铮铮的女战士，都在为她的不幸扼腕，有人提议马上送她去医院救治，但她一直等到同志赶来，将装有会员名册的手提包交给了同志，才放心地去了仁济医院。

茅丽瑛被击中三枪，但所幸都未击中要害，其中两颗子弹打中了腿部和膝盖，另一颗则穿过了小肠，医生对她的同事亲友说，只要切除一节小肠即可得救，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大家等来等去，都没有等到手术，医生只是推说再等等。知情的同志后来才打探到，敌人对于主刀大夫甚至整个医院施加压力，威胁强迫他们停止一切抢救茅丽瑛的行为。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茅丽瑛的生命也在一点一滴地流逝。由于子弹有毒，又迟迟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护理，三天后，茅丽瑛因为病情恶化，与世长辞。

年仅29岁的茅丽瑛在生命垂危时，还留下遗言：“告诉妈妈（指党组织），我死了不要为我悲伤，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努力，加倍努力！”遗言感染激励了围在病榻旁热泪盈眶的同志们。

13日，《申报》、《新闻报》、《大美报》、《中华日报》等多家报纸刊登茅丽瑛突遭枪击的消息，顿时震惊了上海。茅丽瑛去世后，仁济医院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很多群众自发来为这位巾帼英雄送行。

12月16日至17日，在万国殡仪馆为茅丽瑛举行隆重公祭，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沪代表以及数千名群众前往瞻仰遗容、吊唁烈士，声势十分浩大。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著名剧作家于伶为其写了“继惺公成仁万氓痛哭孤岛孤女不孤，与鉴湖同仇无限哀愁秋风秋雨千秋”的挽联。

解放后，人民政府曾多次举行纪念活动。1949年12月12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了茅丽瑛烈士殉难十周年悼念大会。陈毅为其题词：“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1962年，于伶以茅丽瑛为原型，创作了人民抗日斗争的舞台剧本《七月流火》，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当时就有十余个省市话剧院（团）同时排演。后来，电影厂将它改编为电影。

1989年，在茅丽瑛遇害50周年之日，上海举行隆重的纪念座谈会，并在南京东路烈士遇害处勒石纪念。翌年，在她的母校——第十二中（原启秀女校）塑了烈士雕像。

茅丽瑛的巾帼英雄形象被人民深深缅怀与铭记，正是像她一样的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抗战的全面胜利，为人民扫除了日寇的荼毒与侵害，她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