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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客观真理”的西方人眼里，生命意识派生出存在的哲学，而哲学所关注的也是生命与生存的本身。但也自荷尔德林，才真正开始了诗与哲学的合一，语言与存在的真正相遇。在东方中国人五千年的文明生活中，我们的祖先更注重以体验的方式认识世界，登高必怀远，临渊必羡鱼，由此而诱发诗歌的诞生，永恒之自然与小我之短暂的相遇，衍生出存在的意义，这种由体验派生出来的哲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生存智慧中，依旧保持着袅袅不断的旺盛香火。在遥远的德国，海德格尔借助荷尔德林诗歌中的最简单和破碎的词语，澄清自己哲学中那些晦暗的理念和思想，哲学家和诗人，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互相创造和辉映。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诗也许比哲学更便捷地接近和通向真理，否则，这人何以需要在哲学之外还需要诗？”（张清华）在灵焚的散文诗中，你不难发现这种融合东西方哲学与诗歌的尝试，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具有东方式抒情意境又具有西方式冷静思辨的奇妙组合，在散文诗坛形成了独具灵焚式语言风格的一处异象。作为哲学家诗人，无疑，他很擅长使用纷繁抽象的文字，这也让他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隔开了阅读，让读者要么仅停留在表象之上不得要领，要么就误入文字的宫殿，被琳琅满目的瑰丽词语耀花了眼目，但这也正是灵焚散文诗的高贵之处。

一、苦难与超越

灵焚常说，“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心灵历史。而对于我，几乎每一章作品的问世都是一场心灵苦难或者挣扎的结局，同时也是开始。作为人，我们永远无法超越思索。思索固然可以使人深刻，而也正是由于思索让人触及到人作为思维载体所必然面对的生存悲剧。因此，我们时常要以全部的生命力量来面对一种理性的清醒，那种对于自己作为人的无力之自觉，决定了理性对于自己的伤害比任何情感的背叛都来得残酷。……所以，逐渐明白，人如果不奢望拥有什么，也就无所谓失去什么。任凭心灵和思想在思索中扬蹄，在审美中自足。”这段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般的自我告白，正好见证了诗人将自己的生命织进自己的散文诗文本的过程。对于诗人来说，他的孤苦无所依凭的童年岁月，他寒窗苦读的艰辛与挣扎，他的自我流放式的东渡，自然而然地在诗歌中实现了精神与生命经验的融合，并最终成为他纯粹而感人的诗意。

“我们也许可以让一瞬的心情翻过落日的海拔，却无法用一生的长度跨越与心情之间没有愈合的间隙，心情总在心情之中眺望着心情。

有人用文字擦泪，有人用色彩呐喊，而更多的人把剩下的影子从血的浓度中探出头来朝着瞬间张望，窥视着通往天堂之路究竟是在台阶之上，还是需要在路的尽头学会拐弯。

我们也许可以用一瞬的意识唤醒祖先的骸骨重温亲情，却无法让一生的阅历完成与意识之间存留着想象无法抵达的构图，意识总在意识之中超越着意识。

幻觉的瞬间不需要文字也没有色彩，天堂在你心情的瞬间，意识的瞬间已经成为废墟。”

——《幻觉的瞬间》

他在诗意地行走着，一边用生命诠释着艺术的真谛，一边用充满热情的散文诗文本捍卫着诗人的人格尊严，这让他的执着几近于偏执。他对散文诗那种真诚的热爱，就像热爱他梦中的情人，促使让他站在一个痴情者的高度，做着更广阔也更深度的思考。当大多数诗人在小我与大我之间，在个人苦难与人类苦难之间找不到支点的时候，他的清醒不容置疑：“需要珍惜的是这个属于我们的季节。即使缤纷的梦正在落叶里卸装，而那被风点燃的树上日益裸露的果实，不正是我们所要采摘的每一天和每一夜，最最丰满的记忆吗？”《接受》。是的，诗人接受了生命所有的馈赠，尘世与自然，梦境与真实，向往与背叛，绝望与留恋，凡生命所能带来的一切，并理所当然地对这一切心怀感激。超越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过程：必经痛彻心扉的纠结、分裂、完成脱胎换骨式的蜕变。看得出，他已经从苦难的生存境域中破茧成蝶，或者更像一只涅槃的凤凰，只有超越了自身的苦难，才能获得在更高处飞翔的自由。

二、深渊中的救赎

雅斯贝斯曾说过，诗人就是属于那种深渊性格的人，他一定会迎着毁灭而义无反顾。按尼采的说法诗人的行为更类似飞蛾扑火，注定要去“危险地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中，才能让他“获得存在的最大享受”。从而陷入痴狂，沉醉、高蹈，向着永恒的光芒，迈向无边的黑暗，灵焚的性格中无疑更接近这种诗人的本质，这在他的文本中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因为他曲折的生命历程，即给他的心灵带来过巨大的创伤，同时也给他打开了更多认识世界的通道，让他拥有了更多认清人世代谢，往来古今的角度，让他看清了此消彼长的万物具有此在与永恒的双重意义，而由生命意识派生出的哲学，最终关注的也是生命与生存本身。“粼粼的意识中，一种神圣的委身让我和你一同沉下，裸泳在比纯粹还要空白的深渊”（《另一种恋爱的方式：入梦的路径》）。此刻，他正在生活的炼狱中受难，他却要在诗歌的天堂中永生。

“蓦然回首，那一尊瓷人的叹息如此安详。

……

注视这夜晚，瓷人的眼神神秘莫测，墙上的挂历作为唯一的遗产，有两只蚊吶在常年破译枯黄的日期。

老人老了。把季风击出掌心跌跌宕宕的前额尽是破碎的风暴，响彻翅膀无望的追逐。

而面对瓷人，如面对深渊。”

---《情人》

在他看来，让诗与哲学合一，就是他命运的深渊，也是他的宿命，他自当义无反顾，并带着深深的使命感面对此一选择，而那个在水一方的“情人”，那个在深夜叹息的“瓷人”，也许就是诗人的“心魔”吧。这心魔仿佛那人世欲望与俗恶世情在内心的相互投射与厮杀，诗人需要坚定地面对自己伤痕累累的内心，用精神的挣扎去平息内心的风暴，并用这种危险的体验获得光明、激情和力量，最终找到那个能带他走出寒居与孤独，苦难与忧愤，为之带来救赎的灵魂的出口。就像荷尔德林说的那样，“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种犹如‘神启’般的诗歌意志，让诗人觉得，他的生命必须在诗歌的审美中才能获得灿烂的升华：“我认为，我的个人的情感经历决定了我在现实生存状态中的失败经验，这种失败使我必然陷入不愿面对现实的‘非本真’之‘沉沦’生存状态。然而，精神对象‘情人’存在的确立，以及发展到现在的面对‘女神’的审美朝圣，让我获得自我救赎的可能。因为我的女神，整个地充满了我生命历程中最初存在的那个缺失，让我真正抵达了获救的路途”（灵焚）。

毫无疑问，这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探险，让他的生命与文本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就如同他的玫瑰丛般的诗歌语言，既有充满人文关怀的芳香花瓣，又难掩理性思辨的尖锐的刺。“拥有理想的人，可以在任何阴暗的冬天扛着天空的重量保持对于阳光的向往；怀抱涵养的民族，能够用慈祥的眼神融解仇恨的厚度，让一切祝福抵达远在种子里的花期。”（灵焚《冰之后，河仍在流》）。一个真正的诗人，即需要具有面对人性深渊时的勇气，又需要深入深渊时的定力，还需要走出深渊的力量与智慧，唯有经此灵魂的燃烧和精神的苦行，才能参悟那“非常道”之“道”，进入那“灵肉之境”，才能从深渊中获得最后的救赎。

三、神性话语与女神之诞生

现代散文诗与现代诗歌一样，更多的是一种“隐秘经验”，让诗歌具有了别的载体无法替代的审美意义。而“所谓的‘诗’，无非是‘言’与‘寺’的合一，是必须信守的诺言与神性的话语”（张清华）。灵焚的诗歌，通过经验深处的“隐秘通道”的寻找与提供，最终到达“人类隐秘经验的语言绽放”，也就是灵焚所认为的灵与肉最后到达的“境”，类似于中国老子的“道”，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理念。好比柏拉图所说的“理式”，不能被“说出”，它只存在于文本之中。

“万籁已经揭穿了每一个夜晚的漏洞。情感暴露了每一种意志的缝隙。既然夕阳的余晖已经把夜晚烧成漆黑的一团。那么，请吧！我们都点燃自己洁白的肉体，把那些细密的时光一尘不染地照亮。”

----《女神》

那个几乎密布于灵焚字里行间的“你”，那个存在于诗人梦寐之间的“情人”，承载着诗人全部的赤诚与眷恋，但正如王光明所认为的，“是的，灵焚曾经有过他真实的情人，那是他用青春的情感和想象美化了的少女。然而，这个少女与本书中的“情人”并不相干，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只是她的拒绝，使他深深感受到某种失落的滋味，从而驱使他开始精神生活的苦苦寻找”。

灵焚自己也对这一象征意义上的“情人”做过如下说明，“如果自己的生命审美还停留在原来的面对‘情人”的寻求与诉说，完全无法慰籍与终结灵魂的漂泊”，“所以，我放弃了寻找‘情人’的一般意义思考，决定在‘文化寻根’意识倾向中继续寻求安抚灵魂的可能性，从此开始创作带有‘生命寻根’意义的系列作品《女神》。我相信漂泊的灵魂不能在文化渊源的认同中寻找皈依，而只能通过生命的寻根才能获得‘救赎’，因为灵魂的居所在生命的审美里才能存在”。可以看出，灵焚从《情人》到《女神》的生命经验里，经历了他的漂泊与寻觅，再到对 “母体”的接近与回溯，最终塑造出这一象征意义的“女神”形象，以此完成生命意义与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归结。

“女人，作为母亲是她的宿命。

女儿只是她的起点，妻子只是她的过程，只有母亲完成了女人的归宿。”

……

“而我现在，除了点燃文字忏悔，穿过植物的枯荣，季节的冷暖，触摸您。

我，除了每抬高一寸诗情、都灌注一吨良知，让忏悔把生命垒成祭坛为您守灵。母亲，所有男人的第一个女人哦！

----《第一个女人》

通过“女神”这一审美意向的塑造，他让自己“漂泊”的生命找到最后精神的家园，以回到“人的自然状态的憧憬”（灵焚）。在他的笔下， “女神”既是生命本身，也是生命之源。所以他在散文诗《生命》的开篇中说：“与神无关，生命自有生命的旅程。”他对女神的礼赞，成为对生命本身的礼赞，他的本意也就是通过诗歌这种世间最美的事物，来完成对生命本源的献祭与供奉。

四、精神在诗歌中还乡

没有人能比诗人更容易感伤于“过客”这样的幻灭感了，因为“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诺瓦利斯）。这个世界分分秒秒都在与我们擦肩而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既是偶尔相遇的欣喜，也是“你看月亮时很近，你看我时很远”（顾城）时的孤独。灵焚也毫无例外地经历着人性的孤独，在孤独中守望着自己精神的故乡，只因那个注定无法回去的地理，存放着一双赤子的脚印，一片永远无法触及的令人绝望的乡愁，它已抽象为诗人自己生命的、身世的、韶光的一个巨大空间，承载着诗人对于自己被温暖港湾无情抛掷的飘零感。诗哲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而“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在灵焚的心里，“应该回家，我想。因此不加选择的路缠在脚跟，踩向四极荒草”（《异乡人》）。“虽然抵达家园的路途还在蓬散的发丝里蔓延，雏燕的翅膀里北方的春汛已经苏醒”。“究竟还有多少路途才能抵达你那敞开在世俗之上的心灵洞口？”（《入梦的路径》）但是，只要“ 我只要左手拿着诗句，右手捂住大地的疼痛，石头的孤独……让龟裂的四季愈合，让每一缕阳光都能流进你那嫩绿的笑容（《女神：初夏的夜晚》），家园，就会与他同在一般，在审美中显现。

在灵焚的散文诗文本中，男人和女人，大地与天空，山川与河海，这大千世界的生命的两极，构成了他的基本写作主题，用缠绵与忧伤，真诚与热切，执着与迷恋，辽阔与热爱，柔美与庄严的写作情景，构筑了一个散文诗的“理想国”，通过爱和理性，从心智上和情感上与这个荆棘丛生又不乏和风细雨的世界达成最后的和解。他在散文诗集《情人》的“后记”中有一段话告诉我们，他所追求的生命的永恒对象“她”，是“一种寻求中的在者，一种不可靠近的终极之美，一种灵魂一种精神归宿的精神指向”。他以他独特的哲与诗，为我们朴素的母语，增加了升力；以他内心的纯粹与神性思维，让他的散文诗具有了返回人类之初的原动力与赤子般的透明质感。只因那个“她”——他毕生追求的审美对象，正女神一样站在他命运的前方，那是他永世的来路，无悔的方向。

结 语

在雅斯贝斯看来，寻常人只是用笔写作，而非凡的诗人却是用生命、用一生的人格来完成，灵焚的写作正像一枚砝码称量着这句话的分量。他的散文诗，已然成为一种诗歌的异象，其散射出来的异质之美，已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生命经验的烙印。就像他的名字灵焚一样，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必经焚心之痛，必伴随精神的苦行，正如海子所说，真正的“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在灵焚这里，对于生存的思虑与忧患，对于生命的赞美与吟唱，完全脱开的了智慧与逻辑的羁绊，更像一种诗人的本能和使命感，这样的品质也许还可以用纯粹或纯洁来解释。在写作的态度上，和他的亲密朋友周庆荣一样，始终把情怀当做诗歌的骨骼来决定作品的高度与韧度，把意义当做诗歌丰满的血肉及神经，用生命的质地去赋予诗歌金质的成色。无论文化现象中口水肆虐还是语言暴力横行，他们都坚定地认为，无论是经验之恶还是人性之恶，决不是现代诗歌的全部，只有超越了个人苦难的情怀，才可以站在真正的文化艺术的制高点。在中国诗坛，因为他作为我国当代代表性的柏拉图哲学研究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加上他的勤奋与聪悟，没有人可以像他一样，游刃于东西方的诗歌与哲学之间，他独具魅力又充满神秘启示般的诗歌语言，从人性最隐秘的地方切入，引领你到达神性最辉煌的高处，并从艺术的最精微，最不可言说之处，认真细致地诠释着存在的哲学与艺术创作的奥秘。而他的新著《女神》（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则让他站在了“存在”的本体、认知、以及表达的“三位一体”的高度，让他成为现代中国最独具个性与审美高度的散文诗人代表之一。我想，已经没有人能够忽视他的存在，就如同不能忽视他面对困境中的散文诗所作出的所有思考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