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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属于新时期文学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作家。他是一位不跟风写作的作家，在最热门的文学话题或文学潮流里几乎见不到他的身影。说到跟风，我要稍作一点解释，跟风不能说就是一个贬义词，“好风凭借力”，作家如果能够凭借某种外力将自己的文学才华发挥到极致，未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这些外力都与叶兆言无关，因此他只能凭借自己的内力朝前走。为了让自己的内力更加强大，他就要保持清醒的主体性。也许这就是叶兆言的文学特点：具有清醒和自觉的主体性。这是一种难得的文学特点。我们的文学特别需要倡导作家的主体性。像叶兆言一样，面对自己的写作资源、面对自己生长的城市，能够始终提醒自己，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去处理这些资源。在这样的前提下来阅读叶兆言最新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的良苦用心。

《刻骨铭心》写的是南京的历史，这始终是叶兆言的兴趣所在，南京是他成长和生活的地方，他不断地发现在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把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但我更感兴趣的还不止是这些曾经被掩埋的故事，而是叶兆言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因为这是由他的主体性所决定的。他在处理这些历史故事时表现出很清醒、很成熟的历史观。他看待历史绝对不会跟着某种力量走、跟着某种观念走，他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历史，有自己对历史的评判标准，有自己的一种思想立场。他看重从小历史的角度去写历史。所谓小历史和大历史，在我看来，并非大小之分，而是表示了历史观的差异。小历史更看重历史的常态和日常，更看重局部和个人。而大历史看重的是全局观，看重的是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古人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一种典型的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历史的合规律性，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基本上就是在告诉我们，历史是怎么合乎规律地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我们逐渐从这样一个狭窄的历史观中走出来，人们对历史有了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看法。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否定和颠覆已有的历史结论，但这种方式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带来历史观的进步，它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就像是翻烙饼，翻来翻去仍是那个烙饼。叶兆言不是这样，他不在乎那个烙饼是什么状况，也就是说他不会被固有的历史宏大叙事牵着鼻子走，他要透过宏大叙事的缝隙，去寻觅历史的细枝末节，所以他看重小历史，他从历史长河中那些普通人的生活进入历史，但他的眼光又不会被这些普通人的窄小空间所局限，而是看到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的关系。他并不是以否定大历史的方式去写小历史，而是要以小历史去匡正大历史的偏见。《刻骨铭心》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个特点，他写的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写他们的情感生活和他们琐碎的人际交往，他不是围绕着一个宏大的事件去组织人和人之间的活动展开情节，表面看上去这些人的生活不可捉摸，但是背后其实都会触摸到这样一个大历史，通过他们各自的好像互不关联的生活，汇合到一起才组成这样一个大历史的潮流。小说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历史大事件和大人物，比如北伐战争、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等；但他不是纯粹奔着大历史，不会站出来直接告诉你历史是这样、它们的规律是这样，他只是把这一切现象呈现出来，他把每个人的生活碎片呈现出来，又与大的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你就会思考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历史为什么会走到这样一步，而且这些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比如丽君这样一个人，她怎么一下跟汉奸走在一起，一下又跟革命党人走在一起，甚至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她还成了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但是最后遭遇又那么悲惨。假如你单独拎出丽君的生活看上去是一堆碎片，但是叶兆言把碎片化的生活和大的历史勾连起来，你就会对这个人的命运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其实人的命运不是上帝很清清楚楚告诉你就该这么走，历史规律规定你必须这么走，人生可能就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中往前走，不是一切都规定好的。当我面对丽君这样的人物时的确陷入了沉思，我也看得出来，叶兆言在书写这个人物时并没有埋下一条清晰的评判路径，但他也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将人性的复杂性和生活的丰富性呈现了出来，因此我也不敢轻率地对丽君作出价值评判。叶兆言一直对历史感兴趣，因为他不轻信已有的历史叙事，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接近历史的真相。但他又知道，历史真相永远是一个谜。

叶兆言特别讲究小说的结构。因为结构是思想的外衣。当然这句话只对有思想的作家才有效，否则就是一种卖弄技巧的结构了。讲究小说的结构，这是叶兆言主体性的又一重要体现，也就是说，他对文学同样有着自己坚定的看法，他强调小说是书写作家心中的世界，而不是复制现实生活的世界，因此小说不能直接将生活的结构形式和逻辑方式搬过来，必然要找到最合适的结构，才能将心中的世界有效地呈现出来。《刻骨铭心》采取了一种错位式的结构，第一章讲了两个现实的故事，甚至给人感觉这故事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这两个现实故事与后面章节的历史内容完全不搭界，表面上看，去掉第一章丝毫不会破坏后面故事的完整性，甚至读者能够更直接地进入历史的故事中。但也许这正是叶兆言所担心的事情，他不希望读者只是把他的小说当成一个个有趣的故事来读，而忽略了他托付给这些故事的用意。我读《刻骨铭心》时就完全中了叶兆言的圈套，读完第一章就仿佛背上了一个现实的包袱，一直要在后面的故事中寻找安置这个包袱的地方。但这部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始终也无法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地方来安置这个包袱。它让这个包袱在你的头脑里生了根，你忽然发现，这个包袱与叶兆言所讲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有着隐隐约约的联系。有句名言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反过来说，所有的现实都是历史的镜子。叶兆言的小说虽然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位愿意沉湎在历史陈迹里的作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充满现实情怀的作家，他只是在讲述历史故事时把自己的现实情怀藏得很深罢了。

叶兆言也很讲究小说的叙述。他不满足于讲好一个故事，而是要精心处置好故事中一些有意味的元素。也就是说，他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比兴手法颇有研习，并将比兴广泛用到了小说叙述之中。所谓比兴，就是任何东西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用比喻，用含蓄、委婉、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刻骨铭心》第一章就是全书的起兴，叶兆言先言现实，然后联想到历史，而这联想的桥却隐晦不见。这恰是叶兆言的高明之处，不露痕迹的起兴和象征，让你慢慢地琢磨。其实在这样的起兴里，蕴含着他对历史的认知，特别是对民国史的认知，我只能说在小说里可以发现有很多蛛丝马迹让你去联想。既然叶兆言很在意故事中有意味的元素，那么我在阅读时也特别爱停顿在一些细节上反复咀嚼。比如小说写了一个叫瑞芸的人物，是小军阀冯焕庭的小老婆，被抛弃后破罐子破摔，叶兆言写到这里时便捎带着来了一段议论： “说起来现在也算新社会，妇女要解放，还在搞新生活运动，到她那里却一切照旧。”这显然不是就事论事的议论了，可以让人联想很多。

总之，叶兆言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没错，但他不是简单地写历史，而是把历史当成文学的东西来写，他是用自己的眼睛看历史，以文学的方式写历史，因此他的小说值得仔细品味，要说刻骨铭心，这才是真正刻骨铭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