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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流》作者凌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于纽约市立大学商学院获MBA学位。近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翻译作品《普拉斯书信集》。现居美国。潘西，本名陈新宇，女，湖南长沙人，现居加拿大。在《译林》《外国文艺》等杂志上发表过翻译作品及文学评论，翻译出版过《十一种孤独》《岛》《父亲的眼泪》等十多部英语文学作品。

创作谈：关于《离岸流》

“小说要有独到的发现”和哈金说的“小说要有一点真相”的提法有类似，都是指小说到达结尾处时要有一点通悟，一点新的知晓，所知者那怕是“人都是会死的”这种最朴素的真理，对人物的成长都是一次前进。说起来容易，一旦下笔，时时捉襟见肘，我至今对小说写作没有太多信心。

枪与车祸，是我喜欢的小说要素：车祸时人物集中，情绪饱满，枪随时可以带来更大的戏剧。《离岸流》里这两个对美国社会一无所知的留学生小夫妻，随着中国国门开放忽然空降到洛杉矶，就像《绿野仙踪》里被龙卷风吹起堪萨斯大平原的小女孩桃乐丝，他们的愣和萌，是我喜欢的人物状态，这样的人物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可以源源不断发掘出新的故事，北方女巫对小女孩儿说：“桃乐丝，你已经不在堪萨斯啦！你已经上路了。”而洛杉矶，一个有那么多条危险的高速公路和海滩的大都市，也是巨兽一样张开大口等着世界各地的愣头青前来，等着他们发财也等着他们上当。

《离岸流》纯属虚构，但细节完全真实，基本来自于我的观察和经验，包括红雨说的“我又给了它一标枪”，包括人在紧张时注意到地上的碎玻璃和对方脸上的粉刺，也包括深夜陪家人去医院的急救处看到形形色色的枪击案后送来的受伤者。写作困难的部分有多处，其中之一是警察局看嫌疑人那段中的警匪对话，需要用汉语暗示这是英语对话，又需要表达出小夫妻似懂非懂的气氛。

陌生感是移民文学中最需要传达的行文的质感，因为我们是用中文写英语为基本语言的世界中发生的事，这个无所不在的语言冲突是一切移民文学的基础吧，它几乎指向所有故事的发生，人物的奇遇，成长的开始。旅行团式的移民生活，其实是为了避开语言冲突和价值观空置而人为制造的熟悉的小环境，一个孤岛，这个小环境之脆弱，如红雨叮嘱她老公多吃冬瓜海带汤可以去火，是突兀的无根基的，我们是多么希望能用自己熟悉的老一套来解决生活的挑战啊！移民第一代所携带的母国文化基因时时像过敏体质一样发作起来，让我们一次次回到发蒙的原点。

我一直觉得小说的叙述语言是写作过程中最难把握也是最微妙的部分，它的基调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故事的方向。《离岸流》的叙述语言有意脱去书面化，朝直白和糙的方向走，这种语言不是我习惯的中文系训练出的样子，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把握，初稿给朋友读，他们也觉得过于粗糙，这种印象影响到他们对这篇故事的理解，可见叙述语言可能会多么误导，但这种粗糙语调也给了我的写作一次解放，好像暂时洗心革面，换了一层皮肤，跟过去第一次读到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顽主》时的爽有得一比，语言即是存在此言不虚。

一个编剧老友问我结尾的意思，最后那句话代表东方哲学里的人生轮回，还是不畏惧不退缩的美国精神？他其实已经帮我总结出《离岸流》想传达的人生真相：经历了那么多事，让我们从头再来，期待更大的冒险。

八方阅读：离岸流

凌岚

一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混在中国内陆省份走出国门的大学生中，来到美国，首站是洛杉矶。之前，我这个四川达县人既没有坐过飞机，也没见过大海，到过离家最远的城市是北京，那时我是县里唯一一个考进北京念大学的。

美国到底是怎么个样子，我们谁都说不上来，坚信它是“一个金砖铺地的花花世界”，这是我们出国时的共识，但这句话到底是许诺，还是激励，或者仅仅是一个在老华侨和偷渡蛇头中流传的谣言？我无从判断。国航飞机抵达洛杉矶降落时，下面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沙漠，在红色的云蒸霞蔚中(后来知道那是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造成的雾霾)，一个城市的平面缓缓露出，看到它时我想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必须学会游泳，仿佛洛杉矶是一个海洋。

关于离岸流的知识，缘起于我老婆红雨学开车。那时我已经在洛杉矶住了四年，与红雨结婚不到两年。红雨怀孕至六个月的时候，决定学开车。理由很充分，之前她学过开车，已经通过笔试，只等路考通过就可以拿驾照了。我也愿意教她。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害怕开车。

红雨害怕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这是她过去几年放弃开车坐公交车上下班的原因。按理说我们住在洛杉矶的西湖区，出门没几步就可以上高速，她来美国也四年了，并不是没见识过。但是，红雨对高速公路有恐惧心理。她个子本来就瘦小，坐在我们那辆本田车的方向盘后面，双手死死抓住黑色轮盘，那表情就像溺水的小兽。她一紧张，车速掉到六十英里以下，旁边的车一辆接一辆从左右两侧车道呼啸而过，这样一来她就更紧张，屏住呼吸，脸憋得通红。我怕她这样屏住呼吸时间长了，会当场在驾驶座上背过气去，那样我们恐怕会车毁人亡。

怀了孕，红雨说无论如何她得拿到合法驾驶的驾照，家里有什么急事，她可以开车出门，以后不走高速、多绕点路也行。“不走高速”是她自我镇定的救命稻草。她的心思我明白，无非是在我们当地的小街小巷里把车技练熟了，到时再上高速就不会怕成那样了。

这样，我们平时出门就开始绕小路。

去老费家做客后回来的路，也是这样绕行的。老费新购买的康斗(Condo)大屋坐落在洛杉矶的“上只角”，我们去给新屋“暖房”，结束时我喝醉了。当我一手推着从老费家取来的婴儿车座，一手拖着一个二手学步器，手臂上还挽着一大包老费的儿子费大卫用过的婴儿童装和没有用完的纸尿片时，红雨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果断决定：“我来开车。”她从我的裤子口袋里掏出车钥匙时，手指隔着口袋布碰到我的腿，我有点浮想联翩。她最近不喜欢我碰她。

坐进副驾驶座，我把车窗打开，让夜里的凉爽空气吹进来，帮我醒醒酒。夏天的晚上风是温的，但是很干燥，吹在皮肤上很快把汗吸干了，很舒服。红雨端坐在方向盘前，手臂呈水平状各执方向盘的两侧。她突然举起手臂紧了紧衣服，勾勒出胸和腰的曲线，再次让我浮想联翩。

车开过圣塔莫妮卡的时尚区时，我们都同时被街上的漂亮房子吸引了，忍不住回头看。红雨看一眼，就克制住，专心看路开车，我则可以随意地看：白色的泥灰涂面的西班牙式房子，红瓦铺顶;日式庭院，门前挂纸灯笼;墨西哥式带屋顶的宽走廊，深棕色的方木柱子，红方砖铺地，爬满墙的红影树;还有房前的沃尔沃车，宝马，奔驰敞篷车，雪佛兰科尔维特复古式跑车。然后我们都说住在这里离城多远啊，哪里有我们西湖区方便！但是我知道我们是住不起这些房子的。我毕业后找到这个程序师的工作才两年，第一年的薪水一半用来还读硕士时问亲戚借的学费了，余下的钱我攒着准备买一辆小跑车，那种叫“银子弹”的道奇跑车。红雨一直在餐馆打工、包外卖。她的钱除了寄回湖北的老家，其余的都存着，她想交学费读一个图书馆的学位。图书馆职员薪水不高，但是工作清闲，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竞争。

车开进好莱坞大道的时候，风景大变，变得热闹了。这时已经晚上十一点了，下城的夜生活正式开始，沿路一溜儿站满流浪汉和娼妓，也有去夜店的华丽族——明星、富翁，奇装异服，鹤立鸡群。我把车窗摇上去，红雨一声不响地紧握方向盘，目不斜视。路灯和酒吧的彩灯跳动着，映在红雨的脸上，跟她苗族人特有的高颧骨和无辜的眼神很搭。曾经不止一次，有洋人问过红雨是不是波利尼西亚人。

车窗外的人行道越来越挤，挤满各种肤色的大胸、胖瘦不一的腿、空洞发呆的眼睛。这景象让我想起红雨打工的餐馆，在唐人街，经常有这些做皮相生意的人来买外卖，看到她这个孕妇，小费还会给得很多，还有人要求摸一下她的肚子，求好运气。

“你真给他们摸过肚子？！”我很奇怪，她居然不害怕。

“没有啦！但是他们见到我还是很高兴，这些老外多奇怪啊！见到孕妇又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妈说的，见到孕妇和怀崽的母猪都得往地上吐唾沫，消灾……”红雨没有觉得她话里有对自己的不尊重。她的老家在湖北的恩施，来美国之前她是中央民族学院苗文专业的留校青年教师，通过商务签证来到美国。

我第一次见到红雨的时候，是在老费那个旧家的派对上。一群人中间，一个小姑娘眉清目秀的，漆黑的长发梳成马尾巴，穿着国内裁缝做的改良式旗袍，正斩钉截铁地说着：“打光火药，但这家伙没死透，倒在地上抽搐，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了一枪托，砸得脑浆子都出来了。脑浆子你们见过吗？……”这个彪悍女就是红雨。

“谁的脑子？”座中有人问了我想问的。红雨说：“野猪的脑子，比人脑子大……”那时正好是一九九二年洛杉矶黑人暴乱后，好多韩国人买枪保卫自己的店，怕被再次抢劫，洛杉矶的华人社区也怕抢，见面都在商量购买武器的事。大家都没有摸过枪，不知道底细。唯一用过武器的人是红雨，她不厌其烦地解释在恩施用猎枪打野猪的事。

你打野猪都不怕，怎么还怕高速公路上开车？这是我不止一次问红雨的话。她总是回答，湖北没有那么宽的路，一上高速看到六排车道头就晕。

穿过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我们的车从好莱坞转向佛芒特大街，我也松了一口气，这条大路一直开下去，没多远就能拐进西湖区了。酒精的后劲开始上头。我昏昏然觉得很放松，把车座放倒，想小睡一会儿……

一声巨响，车狠狠地往前踉跄一下，几乎要飞起来，然后又重重地摔回地上。我的身体像坐过山车，被惯性猛地抛到前车窗上，旋即又被身上捆的安全带拉扯回来。我彻底醒了，扭头看红雨，她的头撞到方向盘，右脸被狠磕了一下，已经红肿起来。她双目圆睁，脸色煞白，伸手拉我，说：“小刚你没事吧？没事吧？我还好，就是脸上磕疼了……”

我摸摸脑门，把车座放回直立状态，说：“我没事的，车子撞哪儿了？红雨你还好吧，除了脸别的地方疼吗？下车走几步看看……”

我们各自打开车门，起身出来，红雨除了脸上挂花，其他看着都还好，她一边走一边整理自己的连衣裙，脚步平稳，我松了一口气。我们转到车的后部查看，发现整个保险杠掉在地上，后备厢已经被撞得缩进车体里。我倒没有多么心疼这辆小本田，反正这车也老得不行了，应该换新的了。

在我们低头查看损坏的车尾时，并没有注意那辆撞我们的白色中型货车。只听见身后那辆货车引擎熄火，车前灯随之暗了，车门推开，几个人跳了出来。我和红雨光顾着察看彼此的伤，一抬头，我们周围已经围了几个人。其中一个高个儿穿着连帽运动衣，因为背着光，他的大半张脸都缩在连衣帽的阴影里，看不清他的脸。他转身吼：“别熄火啊！你他妈的蠢啊！”随即货车的大灯随着引擎启动的轰鸣声又亮了起来。

他的骂声在夜里显得粗重刺耳，大灯照得人像在接受审讯。另外两个围上来的黑人好像很紧张，低头看着我们的脚底下。接着另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shit”。

等他来到我们面前，我见他一头金发，穿着无袖的篮球背心，阔短裤，上身和腿上露出的部分布满刺青，包括他拿枪的手。枪对着我们。他看到红雨隆起的肚子，有点吃惊，把手里的枪本能地朝我这边晃晃。在货车灯光的照耀下，黑洞洞的枪口好像电影特写镜头。

红雨尖叫起来：“别开枪，求求你们别开枪！求求你们！把车拿走！”她说着湖北口音的英语，声音又高又尖，像是锉刀划在玻璃上，听得我一瞬间觉得五脏六腑都在战栗。

“把车钥匙给我们！你他妈的快点拿出车钥匙！”高个子呵斥着。

红雨弯下腰，把车钥匙往前抛在高个子脚前的地上，车灯光打在她赤裸的手臂上，特别白，地上几块碎玻璃闪着寒光。她颤抖着说：“车钥匙给你，拿去吧，我们没有钱。”

“我来我来。”我听见自己说，说着往后裤兜里掏钱包，一切都是慢镜头里的动作一般，我有种缺氧的感觉。我平静地掏出钱包，把里面的钞票掏出来伸直手臂递过去。高个子一把抓过我手里的票子，转身就往货车奔，其他两个跟在后面。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注意到那黑洞洞的枪口还在对着我们，没有挪开的意思。金发小个子的眼睛里闪着疯狂的光。车灯下，我注意到他头上的金发是一个假发套，鬓角上有黑色的发茬从假发下支棱出来，使得他脸上的疯狂表情看起来更加恐怖。

这时我突然清醒了，路上所有的嘈杂声重新蜂拥进我的耳膜;我听见高个子和金发仔的叫骂声，以及子弹在空气中擦肩而过的啸叫，货车上的人拼命踩油门，引擎挣扎几下复又启动的声音。在这一片嘈杂中，我听到红雨在一旁啜泣，我用手臂罩住她的肩膀，往路边的草丛中退过去，蹲下，努力在乱晃的车灯中把身体缩小。金发仔坐进我们的车里，一只手还拿着枪，另一手捏着车钥匙，他离我们这么近，脸上的粉刺被汗水打湿，清清楚楚。

随后，汽车排气管里冲出热浪，热浪中满是废气的味道。在汽车启动的同时，我拉着红雨转身撒腿狂奔，马路隔离带的刺划破我的脚，我们拼命跑着，跑进一条更黑的小巷，跑过已经打烊的小店，直到我发现牵着红雨的手空了，才意识到把她弄丢了，复又跑回去找。她倒在不远的路边，在一辆停着的车旁，赤裸的双腿上血迹斑斑，连衣裙的下摆已经撕破，高跟凉鞋只剩下一只。我以为红雨被枪击中，等我抱起她察看，才发现血是从她两腿之间流下来的。她还有气，活着。

我叫来救护车，把红雨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已经听不到胎音了。医生给了红雨引产的药，我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等。医生跟我说，为防止子宫大出血，要尽快引产——红雨没有被枪击中，但胎盘出了问题。引产前，妇产医生听我结结巴巴地说了车被撞，然后被抢劫的事。他叹了一口气，问这是不是红雨第一次怀孕。

医生安静地听我讲完，然后说：“第一次怀孕可能会出现各种复杂情况，包括流产。车祸和惊吓是一个因素，但不一定是流产的决定因素。”说完他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你们还年轻，以后还会有很多次机会。”

我唯一的念头是红雨活下来，别出事。

引产很顺利，医生问我要不要见一见胎儿。我迟疑了一下，医生见我害怕，解释说胎儿很完整，就是很小，做父母的最后见一次是一个了结。我于是同意了。我被带进一间单人房间，类似于会客室，有沙发，有咖啡桌，沿墙的柜子上放了咖啡机，和一排整齐的茶叶盒子，但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一种是布景的感觉，一切都是临时布置似的。

我在房间中站了一会儿，前面有一个落地窗，里面透出光亮。我走过去拉开窗帘，才发现窗帘后面只有一张一米半见方的大照片，不是窗户，这个房间根本没有窗户。大照片后有灯光设置，外面装了落地窗帘。窗帘拉上以后隐隐透出来的光线像天光一样，其实是大照片背后的打光。我在那张大照片前看了一会儿，那是从洛杉矶天文馆方向拍的城市鸟瞰，那处风景我非常熟悉，是我跟红雨约会时喜欢去的地方，没想到在这里看到。这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护士长推着小推车进来，她从小车上抱起平绒毛巾包的胎儿，递给我，告诉我不需要着急，想待多久待多久，没有人会打搅。

我从她手里接过小白布包，胎儿只有儿童足球那么大，皮肤呈蓝紫色，很光洁，皮肤还有弹性，不像皱巴巴的新生婴儿的脸，双目微合，表情很安详。他靠近眉心处的眼槽微微凹下去，像红雨，苗族人的长相，一眼就能认出。然后我就不害怕了。我慢慢打开绒布包，看到他的全身，是一个男孩儿。

二

当红雨被送进急救室以后，我跟驻院的警察报了案。医院里的警察真多。除了做笔录和让我在记录本上签字，其他的警察都爱莫能助。在我身后排着长队的人，有来报案的，有犯了事遭到逮捕反抗受伤，戴着手铐被送来就医的。我从来没有想到离家这么近的医院里晚上会这么热闹。我每天晚上回到家，吃过饭洗了碗，除了看电视就是坐在床上发呆，没有想到整个洛杉矶的犯罪分子在夜中“狂欢”，这是我的小日子以外的平行宇宙。

我们车上有车辆登记的文件，上面有我和红雨的地址。我问警察怎么办，流氓会不会找上门来？警察说不会，洛杉矶路上持枪抢劫的少年团伙，基本都是吸毒狂，没钱买毒品了就出来抢劫，拿到钱就走，几乎没有发生过跟踪上门的案例。我问，从来没有吗？并且说，Neverever？警察看了我一眼，迟疑一下，点点头。他肯定想，这英文磕磕绊绊的中国人怎么突然蹦出Neverever两个词了。

红雨一天后就出院了。公司给我放了两天假，还邮购了一瓶插花送上门表示慰问。红雨呆呆地看着花束里蓝色的绣球花，像自言自语又像在问我：“那孩子，到底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我不敢跟她说实话。我想，几年后再跟她提在小会议室跟“小蓝孩儿”告别的事吧。公司秘书邮购花的时候，电话咨询了我一下，问我要蓝色还是粉色的花？蓝色代表男孩儿，粉色代表女孩儿，这是美国习俗中生男生女的花语，我当时并不知道，我选蓝色是因为这是红雨喜欢的颜色。

红雨出院后的第三天，没想到奶水来了，汁水饱满，乳房涨得滚烫，像小母牛。可惜全无用处。出院前医生已经给她开了镇静剂和止疼片，并警告我们流产后产妇情绪会大起大伏。我下班进门，屋子里黑着灯，唯一灯光来自浴室。红雨光着上身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她的一对乳房庞大了好几倍，乳房皮肤下的青筋纵横交错，像放大镜下的叶脉。她用指尖轻轻挤一下乳头，就有奶黄色的汁水滴出来，红雨用指尖接住，放到嘴里尝尝，又接了一滴，给我尝尝，有股淡淡的甜味。浴室的空气都是热的，红雨的身体在全力开工，像一个努力产奶的机器。

之后护士上门家访，教她把两袋冰冻豌豆放在胸口，想把这奶涨冰镇回去。就这样她半躺在沙发上，穿着碎花的睡衣，敞着的胸口上堆着两包冻豌豆，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一声不吭。过一会儿等豌豆焐热了，她自己起身去冰箱里再换两包。疼吗？我问红雨。她摇摇头，说已经不疼了。我不知道是药物的作用，还是她真的很坚强，从一周前怀孕的少妇，变成了老气横秋、不修边幅的妇人，随时可以脱掉上衣察看自己胸口的情况。因为奶水时不时会漏出，所以她老穿那几件邋遢的旧睡衣，头发蓬乱，加上她木然的眼神，让我心疼，也让我难为情。

我下班，带来老费家做的饭菜，煲的鸡汤。没过两天，红雨就下地自己做饭了。但她还是不怎么说话，我担心她是不是吓出毛病来了，劝她给湖北的父母打电话，写信也行。她回头冲我笑笑，说这么衰的事有什么可说的，平白叫家里人担心。过了一会儿，她叹口气说，想不明白，那些坏人怎么挑中我们这辆破车的，没有一点迹象表明我们有钱啊。说着说着，她又问，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么倒霉？他们为什么没对我们开枪杀了我们？

我没心没肺地全盘转述警察的话，这些少年团伙就是吸毒成瘾，抢钱抢车买毒品，不是想杀人，他们不会找上门来的。说到这里我停住了。从红雨的表情，我知道最后那句把她吓到了。红雨是聪明人，她开始反反复复地想那天出事的每一个细节，最早在哪条街看到那辆白色货车的，跟了我们多久……很快她就想起车里放的车辆登记卡、保险卡，这些文件上清清楚楚写了我们的姓名地址、社会安全号码。

“警察怎么能知道这些流氓不会上门来找我们？不会再抢我们？”她反复问我。“那我们也买枪自卫。”红雨认真地说，“到哪里去买枪？我可以打猎枪的，手枪没有打过，应该差不多……”过了一会儿，她又绕回到那个“为什么挑上我们”的老问题。“我其实注意到后面跟的车一直是那辆，离得那么近，我一点都没怀疑……”红雨的口气像祥林嫂。

“不要再想了，红雨，已经发生了，洛杉矶那么高的犯罪率，我们摊上一次也不是没有可能。”

“离得那么近，怎么可能不想呢？”她伸出手，摆出一个拿手枪的姿势，指着我的胸口。

红雨的话于我心有戚戚，我从来没有想过周围那么多人拥有枪支。我开车在路上，前后左右并行的车，它们的仪表盘上的小柜里极有可能藏着一把手枪;去超市，有多少顾客身上是带枪的？公司同事呢……枪都快变成一个身份了。但是我的当务之急是买一辆新车，本田车的下落没有任何音讯，保险公司已经报失，赔偿很快就会寄来。

这时，我们两人同时听到墙壁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红雨打住话头，指指墙，侧耳听，然后压低声音说：“又来了！”

三

第二天晚上，当我进门时发现床垫被拖进储藏间了，一个双人床垫，把储藏间的地板塞得满满的。储藏间两侧，一侧挂红雨的衣服，主要是连衣裙、丝绒套装、毛料西裤等等值得挂起来的精致衣服;另一侧挂了我的西装、衬衫和各种各样的领带。我们装在从宜家买来的活动衣柜里的内衣、T恤，被挪了出去。红雨带我走进储藏间，顺手关了门。储藏间里没有开灯，仅有的亮光从门下那道窄缝照进来，我看到红雨穿了绣花拖鞋的脚，还有朦胧中她的身形。“怎么回事？为什么睡这里？”我问。

如果我平躺在床垫上，我就好像躺在那些真丝旗袍、领带、长风衣、全羊毛西裤的丛林里。

红雨压低声音说：“这里没有老鼠。”

我这个能打猎枪、看过野猪脑浆的老婆，现在胆小如鼠。

“你是说墙壁里的老鼠不会跑到储藏间来？它们在墙缝里转晕了找不到这里来？”说着，我想笑出声来。

“不会的，它现在只在卧室到客厅的那面墙下。”红雨还是压低声音说，好像怕老鼠听到，会循声找到我们。

“你知道上次我已经把墙上所有的洞都堵上了……它进不来的……”我也压低声音对她说，我们像在黑暗里密谋。

“不行，我听到它们吱吱的声音，都要发疯了。”红雨说着声音有点发抖了，“我睡不着。”“好吧，好吧，亲爱的，你想睡哪里就睡哪里。”我伸出手臂抱住她，隔着薄薄的T恤，她的胸和腹部的皮肤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她的身子温热，抱着很舒服。

红雨忽然哭了：“我们本来过得好好的，忽然就变得这么惨……”我把她抱紧了，储藏室闷得人透不过气来。

三个多星期前，我们在厨房的水池下发现老鼠屎，那是第一次。红雨开始疑神疑鬼，说晚上老鼠吃过厨房里摆的水果。她跟房东抱怨。房东保证，立刻派人来灭鼠，然后就没有下文，也不再接我们的电话了。西湖区是洛杉矶少有几处租金便宜的地方，房源紧俏不容易租到。我们租到这个一卧一浴还带一个正式厨房的公寓，是顶替朋友的租约，如果仅在市场上找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找到这样的房子住进来。房东绝对不会管什么老鼠不老鼠的，你嫌这里不好，另找房子去啊，反正有人愿意住。

我不得不从建材店买了合成板、水泥，还有填胶的工具枪。把水池下的洞先补上，然后检查全公寓的犄角旮旯，把能填能垫的洞和缝隙都给钉死了。红雨开始放下心来，不会在淘米时把米抓在手掌里反复查看，老鼠风波才算过去。

可是，这时红雨挣脱我的怀抱，站直了，从鼻子里长长抽了一口气，说：“你必须马上把留言机里的录音换了，现在是我的留言声音，得换成一个男的声音。”

“为什么？”我问。“换成男声留言，说明家里有男主人。”“你是说那些流氓惯犯在上门抢劫前，会给我们打电话留言？”我忍不住调侃。“去你的！你这就去改留言！”红雨拍了我一巴掌，又忽然恢复温柔，愿意跟我缠绵，我觉得这没开灯的密闭空间很适合缠绵;如果效果不错，我愿意一直睡在储藏间。结果她转身推开储藏室的门，大大方方地走到光明中去了，我只好跟出去。

“还有……”红雨在厨房门口，又转身对着我。我等着她发号施令。

“还有什么？”我问。

“我记不得我想说什么了，一会儿想起来再说。”红雨说完，进了厨房。

晚饭的时候，我注意到公寓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包括厨房碗柜下的小灯;我们这个家像被置于聚光灯下的金鱼缸，那样的亮，那样的清晰。我指指房间，红雨点点头，说“：是的，就应该开灯，灯光如昼，坏人就不敢上门了。”

“彻夜不关灯？”

“不关。”

“睡觉时也不关灯？”“睡觉时也不关灯，睡觉不就包括在彻夜里了吗？”红雨说得一点都不含糊。我闷头吃饭，终于想起一个借口，对红雨说：

“你身体好了，最好还是去打工吧。钱不重要，关键是得出门散心，省得在家里神经兮兮……”

红雨筷子上夹了一块冬瓜，筷子一抖，冬瓜掉下来。

我随即改口安慰她：“打工太累，算了。但是，你至少坐车出门走走，闷在家里老在烦心老鼠……”

红雨定定地看着我说：“我明天就给吴老板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先做几个小时再说，有钱总归是好的。我要买一辆四轮驱动的大车，不怕撞的。”

见我愣着，她嘱咐我：“天热，多吃点冬瓜海带汤，清凉败火。”

厨房的墙壁里突然又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红雨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说：“刚才忘记说了，我打电话找了一家灭鼠公司，过两天就可以来。老鼠身上带病菌的。”

灭鼠公司上门时，已经是周六。前来的是一个墨西哥人，穿一身整齐的制服，左胸口戴着小牌子，上书“马可·波罗”。他查看了公寓的各处，对储藏间里放的床垫没有多问，只是多看了两眼。我带他去看客厅里那面发出老鼠叫声的墙，墙是干板壁，被我们打破过，当时想伸手进去捉老鼠，未果后复又钉上。他经验很足地用手指敲击墙面，侧耳倾听，好像老中医望闻问切。

墙壁里静悄悄的。

“解决办法是，从中央空调的出气口把老鼠夹放进墙壁之间，越深越好。”马可·波罗指指客厅墙壁上唯一一个冷气出口。

“那老鼠夹还取出来吗？”红雨问。

“不取，逮到老鼠后就留在里面。一开始会有点异味儿，过几天就好了。”马可·波罗说。

红雨脸色发白，我过去搂住她的肩膀。我问：“老鼠从哪儿进来的？”

马可·波罗说从屋顶的瓦下钻进墙的。红雨问：“墙里并没有食物，它们为什么想钻进来？”

“动物也喜欢房子能遮风挡雨啰。母鼠产崽前，喜欢钻进墙之间，它们钻进来也就再出不去了，其实它们早晚得死在墙里……”

最后，马可·波罗同意把鼠夹放到屋顶上。然后他带着专业人士的微笑，戴上消毒手套，去车里取鼠夹和工具。

等他离开，我俩盯着客厅的那面墙看了好长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心里闷，找了个借口，想自己出门走走。红雨像平时上班一样，把我送到门口，嘱咐我坐车当心。

没有了车，等于没有了腿。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坐轻轨车。我漫无目的地上了轻轨红线，居然无意中跟着一群台湾游客在天文馆那站下了车。好多亚洲人和墨西哥人，扶老携幼，大呼小叫地从车里出来，往山上走。

我喜欢天文馆前那个空旷的广场，可以看到远处洛杉矶山上标志性的HOLLYWOOD几个白色的巨大的字母，也可以看到下城的全貌。在没有雾霾、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洛杉矶海岸线外的大海。现在空气质量不好，只看到一团灰扑扑红色的雾气罩在大地上。

天文馆是我和红雨约会时第一次出门玩的地方，它不收门票，是我们这样的小青年免费浪漫之地。我们以HOLLYWOOD为背景的合影，洗印后放大了寄给国内的父母，那是我们的定情照。我们结婚以后，没有公寓住，只能分开住在原来各自的地方，分居半年多才在西湖区找到现在住的公寓。搬家后的晚上我们再次跑到天文馆的山顶，俯瞰洛杉矶，眼前万家灯火。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个美好的家，安宁的生活忽然之间唾手可得，在我们来到美国的第五年。

然而，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小会议室里，护士把包了白绒布的“小蓝孩儿”递给我，我接过来抱住。他的五官，他的样子，是那么安静，好像随时都可能睁开眼睛，我一点看不出什么不对头。这是我的孩子，这是红雨的孩子，但是他不能动不能哭，不能像别的小婴儿那样长大了。

现在红雨是惊弓之鸟，怕到连晚上睡觉都把所有的灯开着。我后悔没有带红雨一起来天文馆，我们应该一起来这里的。我忽然非常想念她。我站在天文馆旁的山顶，俯视下面半沙漠的山谷，太阳已经偏西，山谷里朝东的部分已经在阴影里。冷热对流，从谷底升起热风，一只鹰利用上升气流在我不远处展开翅膀，在空中一动不动，它在峭壁上投下影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鹰展开翅膀后有那么大，两翼足有五尺宽的幅度，明黄色的利爪在褐色的腹部下蜷着。山谷两侧的石壁里长了一人高的仙人掌，几棵干绿的尤加利树从谷底一直长上来，笔直的树干像巨人一样。仙人掌丛下有垃圾，印着店名的餐巾纸和饮料杯子丢弃在那里，白色的塑料袋和保险套挂在仙人掌的小枝上，被谷里的热风吹动，鼓起来像半个气球。

在烈日下，鹰、仙人掌、垃圾，连同眼前这个山谷，近旁像星盘一样错落的城市，它们都是完整的一体。不知为什么，眼前那些荒凉肮脏的东西让我心里得到了安慰似的，它们本来就是这个大都会的一部分，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转身下山，计划要不要带红雨出来走走，我们可以一起去选车。

四

大半年后，我在公司接到警察局电话，开始还以为是通知我们的小本田找到了。警察说小本田的确已经找到，但这不是他打电话的原因，他希望我和红雨都能去警察局帮助辨认嫌犯。我知道红雨不肯，也知道这种受害人帮助警察辨认嫌犯的事是自愿的。所以只简单地说“不”，便把电话挂了。等我下班，公司门口有个穿西装的人在等我。见我出来，他立刻出示了警官证。他为辨认嫌犯的事上门来找我，想说服我们。因为这次不是青少年团伙小打小闹，就在前天晚上在佛芒特街一个警察被枪击中了。

他说：“出事的是同一地点，警察相信是同一团伙，所以才找到你们。”

便衣警官有沉重的眼皮，面对面说话时双目都像半开半合，里面的黑白眸子偶尔一现。他把找到我们车子的地点告诉我，写下那个地址时，圆珠笔在上面敲了两下，见我没有反应，他抬眼问：“你在洛杉矶时间不长吧？”我摇摇头。他说：“找到车的地点是一个治安很不好的区。”“比我们被抢的佛芒特街还不好？”我问。

他笑了：“佛芒特跟它比，好得像比弗利山庄。你们如果去找车，最好一大早，比如早上七点钟之前就走。再早也不行，六点之前是夜间，还会有枪战。”

我谢了警官，答应明天答复他。

我跟红雨说了这事，没想到她一脸镇静地说：“我愿意。”她的口气英勇得像“双枪老太婆”，“我们明天起早先去把小本田领回来，晚上就去警察局辨看嫌犯。”

我告诉她那个区治安挺差的，问她怕不怕。红雨说“：能差到什么地步？像电影《街区男孩》(Boyz N the Hood)那样？”洛杉矶太大，好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去了“街区男孩”的地盘。街道上近于无人，夜生活好像刚刚结束。街上唯一开门的是波多黎各人的早点摊子，我停下来买了一杯咖啡。几个形销骨立的人在吃培根鸡蛋，他们并不看我，好像夜班工人才结束一天的工作。

我和红雨都紧张，后悔来找小本田。转过那些堆满垃圾、墙上涂满喷漆GRAFFITTI的街道，我只想尽快离开。红雨已经看到路牌，说：

“就这里了，小刚你停下。”那是两栋楼之间的一块空地，旧楼是被拆掉了还是着火烧光了，说不清，青黄的荒草已经长到一人高，荒草之间堆着残瓦，折断的水泥预制板露出里面的钢筋，也在地上横着，有丢弃的耐克鞋，一个芭比娃娃脸朝下，身上的裙子已经被剥光了，露出肉色的硬塑料身体。红雨和我紧紧拉着手，朝废墟之中的唯一一辆车走去。

那辆车已经不是车了，是一些组装零件，能被拆下的东西都被拆卸下来。四个轮子、电池、音响、汽车坐垫、无线电天线，连雨刷器和方向盘都没有了;挡风玻璃已经粉身碎骨，挡风板上和前座上落满了玻璃碴子。车里的废纸垃圾里有几片纸看着眼熟，是被撕烂的车辆登记卡和保险卡，上面有我和红雨的名字。

我带着红雨离开，在上高速前看到一个废旧汽车回收站，把地址告诉他们，付了六十美元把小本田的尸骨拖到垃圾站。这是我替这辆陪伴了我四年的车能做的最后的事。

当晚到警察局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后了。不知道警察局里这种站成一排、被黑暗玻璃外的声音问话的活动，是不是都在晚上进行。问话的警官是个高瘦的黑人，他让秘书给我们倒茶，然后解释那个房间的问话和视觉的单向窍门。一共有三队人，辨认时警官会问话，说话时认人最方便，表情很难伪装。见我跟红雨点头，警官说，那我们就去“剧场”吧。我们在玻璃隔板前坐定，屋里没有灯光，唯一的光来自玻璃墙那边。

最先上场的一队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个一看就是陪跑的，堂堂正正，连T恤都是一尘不染的白色和藏青色。警官让最后一个穿风衣的小个子留下。

小个子的风衣不像风衣，辨不出什么颜色，上面唯一的扣子挂在线头上。风衣里面是跨栏背心、运动裤，脚上穿一双耐克鞋。他的脸在强烈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好像自带马赛克。后来我意识到，看不清是因为他习惯把脸缩进竖起的风衣领子里，你看到的只是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

警察发话：“你喜欢夜生活？”“我不喜欢夜生活，我循规蹈矩，长官。”“那你深夜两点在夜枭酒吧前干什么？衣服下夹了一把半自动步枪，你难道不知道枪会走火吗？”

“长官，我是退伍军人，我有合法持枪执照。”

“你有合法杀人执照吗？你以为可以随便进酒吧对人脑袋瓜开枪吗？”

“他推搡我，要打我，他先动手的。”“他是谁？”“他就是那个在酒吧请老兵喝酒的人，喝着喝着人来疯，他打我骂我，让我滚蛋。”“那你怎么办？”“我就如他所愿，回家了。”“然后呢？你取了半自动步枪回来要把他脑袋打成两半？”退伍军人和警官之间的对话你来我往，夹枪带棒，充满机锋，加上他们各自不同族裔的口音和俚语，让这些话中话更隐晦。我和红雨如在云里雾里，好像大学时看没有字幕的外国电影。我的理解主要来自于他们说话的口气和表情，然后自行补充。红雨就更蒙了，她呆若木鸡地看着玻璃墙后的表演，到那个人下场她才合拢嘴巴咽了咽口水。她在我耳边低声问，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摇摇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警察审问的场面。

下一个上场的一队人马有六个人，我们都不认识。第三拨人马出场，眼前三个人看着都差不多，除了肤色不同，两黑一白，都有刺青，都缠着绷带，但是部位不一样。一样的是他们血迹斑斑的T恤，还有空洞无畏的眼神，他们像走T台的模特，水仙花一样施施然走进房间，停下，转身面对我们。警官让他们侧转，停住，好让我们看清侧脸。

红雨突然指着最左边的小个子黑人说，那个是不是？我瞪大眼睛，但还是完全分辨不出来。我的记忆里只有一头金发，脸上的粉刺。

坐在我们身边的警官轻轻点头，然后对着全屋子里的人说：“对的，左边就是在佛芒特大街对奥尼尔警官开枪的那一个，我们先问他，问完，我们的客人可以离开了，让他们先走。其他的人我们明天再审。”

那天从警察局出来，已经十一点半了。警察局的停车场在城市轻轨下面，最后一班夜车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像穿空而过的子弹。这一天从早上去黑人区找小本田，到晚上去警察局认嫌犯，我好像被人再抢劫了一次，被夺走的，是我在洛杉矶这个城市的自信。这个让我完全找不到北的城市，真的是我生活了五年的地方吗？

红雨说，就是没有车祸，你又能懂多少呢？我们来美国时，谁也没有教过我们任何事啊，你知道胎盘会出血吗？你知道在路上开车好好的有人会撞你，抢你钱抢你车吗？你知道抢劫的人会当你面互相射击自己打自己吗？

我说不知道，我至今不会游泳，洛杉矶是一个海洋。

五

红雨流产后的一个月，我们收到一个挂号包裹，接收人必须签名的那种。邮差离开以后，我盯着发件人栏里的那行字发呆，“伊鲁迷娜”，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红雨从厨房走过来站在我身边，凑近看我手里这个小巧的包裹，它像一个小号的首饰盒，被黑色的牛皮纸包裹得整整齐齐，四个角都是尖尖的，没有一点折损。我们几乎没有收到过礼物或者包裹，红雨对这忽然降临的“小首饰盒”格外好奇，不停地问：“谁寄来的？里面是什么？”这时我想起来“伊鲁迷娜”是什么了，但已经来不及阻止红雨。她已经取了剪刀在拆包装，苍白的手指捏着红色的剪刀，好像一个认真做手工的孩子。没办法，我只好实话实说，“伊鲁迷娜”是我在医院填葬礼安排的表格时选的火葬公司的名字，三选一，我选了第二个。

听我说完，她的手把包裹慢慢放下，说：“真轻！”

那个“小首饰盒”就一直保持那种半拆开的状态，放在厨房的小圆桌上，直到我把小盒子收起来，收进卧室里柜子的最下层，在我们的护照和毕业证的下面。那以后的几天，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避免目光接触，好像两个心怀鬼胎的犯罪分子。

我们最后决定把骨灰撒到洛杉矶附近的海里去。我去问同事，洛杉矶哪里的海滩游客少？同事说要选一个背静的海滨，就得把车沿着一号路往西南开，开过文图拉郡，到达马里布的公共海滩。那一带离我们住的地方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从来没有去过。为了怕像上次那样迷路，我专门买了地图，用彩笔把路线在地图上描出来。同事以为我们计划周末郊游，提醒那片海不适合游泳，湾里布满“离岸流”，海浪会不停地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推。

我们早上五点就出门了，一是为了避开周末的交通拥挤，二是为了在晨跑的人到达海滩前把事办了。开着我们新买的车，道奇“银子弹”，我喜欢这个名字，虽然它已经不新了，里程表上有一万多公里了。一旦恢复有车状态，我们在洛杉矶就是一个自由人。

红雨手里捏着地图，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路上她很注意看着车窗外的风景，这一带我们都是第一次来。我知道出门前她有意打扮了一下，穿了平时很少穿的墨绿色绉纱连衣裙，还抹了脸化了妆，把衬衫熨好让我穿上，比平时上班都郑重其事。

等我们开到那里，发现马里布沿海的海滩都是公共性质的，没有游客，路边荒凉的坡地上零星聚着仙人掌类的植物，灌木丛下有不少垃圾。停车场边的凉亭和公交车站里站着形销骨立的两三个流浪汉，他们的脚边放着过夜用的毯子和破烂的提包。看到他们，红雨不由自主地紧握住我的手。我们挑了一个看不到流浪汉的停车场把车停下来，整个停车场只有我们一辆车，“银子弹”旁边立着一块破旧的海浪警告牌。等我们开始往海边走，才发现那个停车场离海滩最远，必须爬过一个陡峭的山坡才能抵达海滩。

山坡上没有一个游客或者晨跑的人，铺了枕木的小路在一人高的野草中蔓延。那些被太阳晒得颜色发红的野草，带着清晨才有的露水气息，顶端开着星星点点的黄色或粉色的单瓣小花，这是洛杉矶半沙漠的野地里特有的植物，俗称“鸟眼”。那些细小的花成千上万，在晨风里浮动，像太阳的光斑洒在我们的周围。红雨穿着黑色的细高跟皮鞋，在小径上小心翼翼地走着，怕被地上的石头和坑崴了脚。她的挎包里放着那个拆开到一半的小盒子。

翻过陡坡后，下山朝海的路是一段更窄的碎石和枕木铺的台阶，几乎有一百多阶高。为防止跌倒，我们得低头小心看着脚底下的路。等我们到达最后一阶台阶，一抬头，周围已经是开阔的沙滩，海浪在不远处拍打着。海水是深灰色的，近海岸的黄沙滩上漂着海浪带来的白沫。海滩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一群一群的海鸟，它们会突然起飞，张开浅褐色的大翅膀，白色的腹部掠过海面上的细浪，在天空中转一圈，又在原地落下。我跟红雨呆看着海，眼前的空旷和单一风景几乎让我忘记此行的目的。过了好一会儿，红雨点点头说，就这儿吧。她把挎包打开，把那个小盒子取出来，飞快地把原先拆开的包装纸一层层撕下来，露出一个更小的白盒，她掏出来递给我。

“我们就在这里撒吧。”说完打开白盒子的盖子。

盒里的第一层是白色的泡沫塑料盖，上面安了一根小小的白绳。拎起细绳，就可以看到里面用透明塑料袋装的棕灰色的粉，只有两调羹的量，像躲在盒子内心的小鸟。我把裤脚挽到膝盖以上，取出那只“小鸟”，握在手心里，把盒子递还给红雨，说：“你在这里等着我。”然后我一个人走向海滩。红雨并没有跟我过去的意思，她眼巴巴地看着我。

鸟群以为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可吃的东西，它们一边朝我前行的方向慢慢挪动，又不靠近。我没有什么可贡献的，只有“小蓝孩儿”的灰。

我朝海水里走下去，尽量走得离岸远一点。如果能起风，风带动波浪会把灰扬起带到海滩之外。但是没有风，海面平静着，远处有一艘弃置的旧船，黑色的桅杆斜支着，除此之外海平线上一无所有。我低头看着已经没过膝盖的海水，一股细小的海浪在我腿边流转，搅动脚底的沙。我把手里的袋子抖开来，袋子里的东西像烟灰一样撒在我的脚边，只那么一下，袋子就空了。我既不敢立刻迈步离开，怕一举腿它们就随着水里的沙子一起粘在我腿上，又担心浪把它们都冲回到海滩上，被跑步的人和流浪汉踩着，跟那些海鸟的排泄物和破碎的贝壳水草一起臭烘烘地堆在一起。

这时我脚边的水底升起一股看不见的流动，带动海水，海水里微小的尘粉像四散开来的鱼卵，轻盈地漂起来，随着海水的流动打着旋儿，成群结队地往海洋外的方向漂着。我的腿感觉到离岸流的推力，几乎不由自主地跟着。过了几秒钟，周围的水里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我慢慢走回岸上。

红雨一双眼睛红红的，但她的脸被海边的太阳和海风沐浴，反而有了一点血色，加上出门前抹的脂粉，她看着比过去一个多月里的模样都漂亮。海滩上开始有一两个晨跑的人。我们顺着台阶而上，往停车场的方向走。在坡顶我们停下来，回头看看那片海，海鸟群像烟一样升起，海面除了那艘破船还是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