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朱辉说，人到中年，应该保持写作的量少质精

作家、教授、《雨花》杂志主编。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长篇小说和小说集多部。曾多次获得“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汪曾祺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等奖项。

2013年，朱辉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四年后又担任了《雨花》杂志的主编。在此之前，他在高校工作生活近三十年，从事的是与文学毫不相干的事务。

从高校转岗到作协，本想可以一心写作了。但现在，主编的工作又要耗去他的不少心力，减少了创作的数量。对此，朱辉有他自己的解释：人到中年，应该保持写作的量少质精。

“不再年轻的人，荷尔蒙减少，不会也不应再那么快活得没处抓痒的样子，一双视力减退的眼睛，反倒具备了更锐利的洞察力。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准确找到那些要害处，精准下笔。点穴般的写作是我中年写作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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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男朱辉1985年毕业于河海大学水利系，因为成绩良好而留校任教，但他大学期间主要精力其实都投入在文学上。学校图书馆那时还是纸质借书证，他用掉了好几本，读过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西方经典。不久前偶然翻到当年做的读书卡片，落满灰尘，一捆一捆橡皮筋扎着，他恍如隔世。

他读工科，完全是家庭的原因。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命运多舛，认为文科没前途，弄不好还有风险，坚决不同意儿子学文。奇怪的是，从小热爱文学的朱辉，高考时文科成绩一般，数理化倒是相当不错，物理考了90分，这个成绩在当年河海大学的入学新生中名列第二。

但这依然不能让他爱上工科。他大学的室友，个个是学霸，但是他们喜欢在宿舍熄灯后听他讲故事。大学期间，朱辉四处投稿，直到1984年参加江苏省庆祝建国35周年大学生作文竞赛，他得了奖，这才发出处女作《水杉林畅想曲》。

之所以从教学岗位调到出版社，是因为当时觉得出版社跟文字打交道，离文学可以更近一点。事实不是这么回事，是离钱更近了，要抓经济效益。他所在的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工科的学术专著和教材，工作内容跟文学毫不沾边。直到2013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这才算是文学专业人员。写而优则编的他，2017年开始担任《雨花》主编。这个身份不会给他的创作带来太多的正面效应，反而又让他没有时间精力写作了。朱辉感叹：“总之我就是个业余创作的命。”

近30年高校经历，对朱辉而言“乏善可陈”。但客观地说，大学教授和出版社领导的履历，也是他写作上的一个富矿。他写过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学界大咖还是普通教员，这些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普通人无异。

“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其实也是人的困境，那就是欲望与现实的矛盾。迫于生存压力，他们也不得不妥协甚至苟且；面对酒色财气，一样难以置身事外、心无尘埃。在我看来，他们骨子里就是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本质上与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没有那么‘高级’。职称晋升跟工厂职员升级有多大差别？申报课题或参与招投标，和私营企业争取项目很不一样吗？尤其是现在的教授年轻化了，往往三十多岁就做了教授。年轻则欲望盛，面对的压力更大，诱惑也更多。”朱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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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编辑事务繁杂，写长篇小说的时间难以保证，朱辉近年写的都是短篇，这些都收入在今年出版的小说集《要你好看》中。“短篇创作是一种挑战，因为要在一个短小的篇幅中完成一个好作品，甚至是艺术品，是一个极富难度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些小说，写得最多的是都市男女，以及他们非常态的爱欲关系。《郎情妾意》中的“剩女”苏丽，以给自己养的宠物狗寻找合适的伴侣为渠道，顺带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当苏丽以类似于丈母娘的挑剔眼光审视“狗女婿”，其实也是审视狗的男主人时，其大段的内心独白，展示了小说家对人物内心世界抽丝剥茧的功力——“男人养的狗，其教养习惯反映了他的教养；狗的品种，也常常透露出他的品位乃至实力。养小狗的基本房子也不大，养大狗的很可能住的是豪宅——虽然不可一概而论，甚至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但大致算有个谱。总之，关于狗的信息是了解一个男人的额外的窗口，狗和他的男主人互为表里，互为佐证，比素昧平生的两个人直接坐到茶馆要可靠得多……”

《吐字表演》的人物不多，关系也不复杂——省电视台新闻播音员含逸、她的替补夏波、电视台台长（含逸的情人）和含逸的丈夫（电视台电线电缆供应商）。男人有权，女人有色，小说写到的权钱和权色交易是比较常见的社会新闻。但小说真正专注的，却是含逸的“吐字表演”在含逸和台长公开和私密的不同空间，如何转换为性与政治的隐喻。另外一篇小说《夜晚面对黄昏》，同样涉及上下级的权力关系，但着力点却是通过出轨或者说婚外恋这个外壳，透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惑和焦虑。

为何对“男女关系”如此着迷？朱辉解释道：“福楼拜说，我们通过裂隙发现深渊。所谓裂隙，就是距离，是两个个体间的关系。人的一切感受，哪怕是人与物的触觉，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因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不就分两种人嘛，男人和女人，我生活在都市，我对这两个最大人群之间的关系有很浓厚的兴趣，它天生会激发我去探究、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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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文学创作30年，朱辉得过不少奖，江苏文学最高奖“紫金山文学奖”就得过五次，但文学圈外对朱辉这个名字却相对陌生。文学评论家黄发有认为：“朱辉的声名与其创作实力、艺术成就相比，显得不匹配。他是一个被低估和被遮蔽的作家。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我认为与其美学趣味密切相关。”

朱辉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点，“有人认为写乡村题材更容易获得关注。但写小说说到底是写自己，我想写的，始终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事实上，朱辉早年的小说很多都有他由乡入城的往事做底子，长篇小说《白驹》及《暗红与枯白》《红花地》等短篇小说，都以其故乡兴化地区为背景。进入新世纪后，朱辉基本上将自己抽离出来，成为一个城市俗众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但去年发表在《钟山》上的《七层宝塔》，朱辉再次将目光投向城乡巨变中的人物关系。

小说写的是，“村子竖起来”之后，唐老爹与其“没出五服的孙辈”阿虎之间爆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小说中的阿虎下手毒鸡，盗挖宝塔地宫，囤积贩卖焰火炮仗和丧葬用品，冲击与挑战的，无疑都是唐老爹所一直看重与依持的“规矩”和“道理”。在对阿虎的形象塑造中，透露出朱辉对城市化转型中种种失范所导致问题的深切忧思。

朱辉介绍说，这篇小说源于两年前的一次“深扎”，作家们参观了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房。楼房很漂亮，与城市其他房子并无区别，也有很大的市民广场。“但是我注意到，广场上的居民有一些明显的特征，说白了就是农民的特征，穿着、谈吐、动作，他们还是农民。当时我心中一凛，觉得可以写个东西。”

小说发表后，获得广泛好评。小说中，宝塔是象征：村子竖起来（城镇化），宝塔倒下去了。但朱辉说，他没有那么悲观，“我不愿意用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之类的词汇来概括这种变化，因为我相信法制终会浸润人心，传统伦理可以成为润滑剂。”这种乐观，自然流露在小说的结尾，那个粗鲁不讲理的阿虎，在唐老爹深夜被气出心脏病时，还是伸出了援手。“宝塔倒掉了，但人心最深处，浮屠还是会立起来。”朱辉对一切，仍然抱持信心。

对话

我向往的小说

体温在38度左右

读品：你写过很多种人，洗头房和工地的农民工、拾荒者、医院代检、教授、知识分子、播音员、公务员，无论他们是何种社会身份，在你笔下都是小人物。

朱辉：小说之“小”，就在于它应该立足于“小”。凌空蹈虚的宏大叙事弄不好就违背了小说的本性。即使是那些大气象的作品，它们也还是立足于普通的人。《红楼梦》有三层，第一层是家庭生活和男女情感，第二层是家族败落，第三层是一僧一道和青埂峰。最文学的，恐怕还是第一层，宝黛恋爱、人情世故和大家庭里的勾心斗角，这是小说的质地，粗布还是致密的绸缎，一望可知；家族败落或朝代衰亡，那是衣服的款式，若布料不行，款式再高大上，也是假大空，纸糊的；僧道之类，到底对不对，恐怕读书人并不太计较。

读品：你曾说，“我向往的小说，其体温在38度左右。”这怎么理解？

朱辉：我是说过关于小说温度的话。我的意思是，小说是人的文学，所以它应该是人的体温。过热，那是诗歌的权利。冷，《局外人》是真的冷，还有卡夫卡，也冷，还玄。很少有人敢说卡夫卡不好，我也不说。但我现在人到中年，我说我不再喜欢了，这可以吧？小说是人写的，写人的，给人看的。所以它应该是人的体温，37度，略高一点或略低一点。

读品：在你都市题材的创作中，还有一些探案模式的小说。

朱辉：在上大学之前，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曾读过几乎所有被译进的外国侦探小说，爱伦·坡 、柯南·道尔，还有埃勒里·奎因，他的《希腊棺材之谜》和《法国粉末之谜》让我和弟弟近乎于疯狂。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在大学期间读的，波洛的大烟斗和帽子，至今仍以影像方式保存在我家的抽屉里。我至今认为，我如果不当作家，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侦探。我的中学同学，省公安厅的头号刑侦专家笑着说：你高考考过头了，你考了全国重点大学，我们那时还是大专。作为真正的专家，他这是在提醒我隔行如隔山。好吧，此生不能干刑侦，我写总可以吧？小说家的天赋权利，就是可以写自己从未干过的事。（牛华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