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我这几年写得有点儿多了，以至于有人在我面前感叹：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十年磨一剑的作家了。这话让我听了很心慌，幸好我听说他并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就是说，这起码能排除他是在否定我的作品的基础上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管他呢，我必须这样想。要不然，你以为我还要因此而颓废上一年半载，或者干脆就不写了？

我的写作，确实有些拼命。从2005年的《桥溪庄》，到2016年的《花城》，十年时间，单长篇我就写了六部。2005年发表了《桥溪庄》，2006年跟着又发了《傩赐》，那是一年一部的速度。2013年发表《花河》，跟着2015年发表《花村》，今年又发表《花城》，完成这个“花河三部曲”，也是一口气的速度。就我自己，也感觉是在被一条狗追着讲故事。这条狗当然属于我的故乡，那种短毛细腰高挑得像踩了高跷的狗。由于腿长，它们跑起来飞快。一旦被它们盯上，你就只能没命地跑。

我想这种本能的奔跑应该缘自一种丢失了故乡的恐慌。人的内心可以什么都没有，但绝不能没有故乡。故乡永远是人获得安全感的靠山，你一生的从容镇定都是因为有它。可我却在十几岁的时候背叛了我的故乡。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我是为了能继续上学。因为父亲不愿意花钱送我继续上学，就让我辍学了。父亲之所以这样，又是因为他对我太失望。那时候，我哥已经考上大学，成了他的骄傲。而我的趋势，却没法让他看到那种希望。所以他认为，没必要白花那个钱。于是有一天，我叛逃了，我要去另一个地方上学，因为那里有两个朋友可以资助我上学。我走的时候父亲是知道的，因为我为自己卷巴了一个铺盖卷儿，因为只有要出远门的人才会为自己卷巴一个铺盖卷。但我并没有跟他说我要去哪里，我甚至没跟他打任何招呼。我想他看见我的铺盖卷就一切都明白了。我想他有可能会追上我并夺下我的铺盖卷，像平常那样甩我两个重重的嘴巴，然后把我留下。但他没有。在我背着铺盖卷逃也似的走向街中心那趟通往县城的班车的过程中，这样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父亲很好面子，他丢不起那个人。上班车的时候，邻家的一位兄长把我拉了下来。事后好些年过去了，我才知道他是受了父亲之托追我来的。但他也没能把我留下。我只让铺盖卷留下了，留在了那位邻家兄长的手里。班车在那个关键的时间发动了，车门被关上了，邻家兄长和他的愤怒被关在了车外。车开起来，我叛逃成功。也就是那一刻，我种下了这辈子难以逃脱的“奔跑”的宿命。

一个学期过去，我往家里写了封信，告之我当时就读的学校以及我欠下的债务，父亲卖了粮，给我寄了钱和粮票。那是全中国最后一年用粮票，我把那些粮票勉强用来还了债，第二年就不知从哪里得来一大版作废的粮票。我把它用来包了一本小说书。

正如父亲预料的那样，我没能升学。尽管我做出了那般的努力，也没能像哥那样变成父亲的骄傲。父亲没说什么，他甚至从不提我叛逃的那件事情。不跟别人提，也不跟我提。是大姐二姐告诉我，那件事情曾带给父亲多大的打击。那年头，我们那块偏僻的地方还没有兴姑娘可以进城打工，还不具备一个姑娘家可以随意背着铺盖卷出走的开放形势，除非你是升了学，否则就没有人能理解你的有失本分。父亲自然也没法理解。但父亲的不理解只表现在心痛，别人的不理解却表现在唾沫上。父亲不光要忍受心痛，还要忍受来自别人的唾沫。父亲在我离家出走后整整三天水米不进，也不出门。第四天，他扛着锄头下地，竟然一锄头钩断了头顶的电线。断掉后的电线在地上“吱吱”乱跳，慌乱之间，父亲滚下了两丈高的土坎。土坎下面，是我家通往正街的马路。

是好些街邻把父亲扶起来的。

自那之后，我就明白，我得罪的不只是父亲，还有父亲身后的我的故乡。同时也十分清楚，这辈子即便是父亲原谅了我，我也没法原谅自己了。

但，要承认这一点，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呢？就在几年前，在媒体要我一篇关于成长的东西的时候，我竟然还在谈父亲的暴力，而且是仅仅在谈父亲的暴力。这些年，我并没有在回家的时候暴露一丁点儿的愧疚。后来我讲故事讲出了名，回家的时候就被当成了亲人们的骄傲，还被当成了我们那块地方的骄傲，我照样表现得受之无愧。这个时候我最该挨父亲的耳光了，可这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即便还在，他的晚年也已经变得心慈手软，不再动耳光了。

所幸我一直在讲故事，而且比谁都讲得刻苦。我必须讲，我需要这个。几年前，我曾认定这种需要属于所有作家的需要。我曾认为，那不过是我们这一内心敏感的人群，在面对人必须死亡这种现实恐惧的时候，所必须的释放方式。所以当别人在大谈文学的各种功能的时候，当别人在谈“热爱”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其实是需要。”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很清楚这种需要的根源了。我以为我不停地讲，不歇气地讲，呕心沥血地讲，不要命地讲，也是为了释放潜意识里那份对死亡的恐惧。

但今年我不这样想了。准确地说，是这一阵儿我不这样想了。促成这个认知上的改变是因为一个体检报告，报告说我的某个部位不好，需要进一步复查。我把要做的那个复查专业术语拿到网上去查，就查到了“癌”这个字眼儿。说这种复查是专门筛查某种癌症的。我两眼一黑，似乎已经看到了死亡的狰狞面孔。复查结果有两项呈阳性，得继续做下一项检查，下一项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还得不出结论，又得做再下一项检查。关键是医院太挤，做每一项检查都得预约，预约后得等上一周甚至十天才能做检查，检查完了又得等一个周或者十来天，才能拿到结果。这两个月，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跑医院预约检查，然后做检查，然后等结果。就昨天，我还跑到医院去预约了医生所说的“再下一项”检查，因为排得太满，我得等到下个月14号。就是说，如果我一直在恐惧那个极有可能很残酷的结果的话，就还得再多恐惧一阵儿。当然，不恐惧肯定是假的。我甚至对同事们说：“要是我得了癌，你们就先把吊香的钱给我花了再说哈。”我用的是玩笑的口吻，希望自己看上去蛮不在乎。但我知道我是在乎的。别人当然也知道。

不过这一阵儿我想得最多的，的确是我的故事。我还有好多故事想讲，我其实才刚刚学会了讲故事。我内心的那个故乡刚刚才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它叫花河。花河的母亲们父亲们，男人们女人们，才刚刚有序地走进我的讲述。那么要是我得了癌，剩下的那几个月时间，我应该讲哪一个呢？哪一个最重要，重要到必须讲完才死呢？但好像不是一个，重要的不只是一个。那么，我更害怕就是没等讲完故事就死了。

一下子就明白了，讲故事是我的需要，是我内心的那个故乡的需要。我想对于我来说，潜意识要面对的更多是年少时抛弃过故乡的那份负疚。我需要不断地讲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故乡。我需要在内心建立一个故乡，一个我没有愧对过的故乡，一个和我满心亲切没有隔膜的故乡。

别人问我：“你故事里有你的影子吗？”我回答说：“没有。”但这时候我其实想说的是：“有我父亲的影子。”我的确一直在讲父亲的故事，从《桥溪庄》就开始了。每一个作家都逃不了讲述故乡，而对于我来说，父亲就是我的整个故乡。但我其实讲不好一个男人的故事。《花河》的前生其实是一个四十多万字的男人的故事，但周昌义老师看了之后对我说：“你还是好好地讲女人的故事吧。”

也就是说，其实我一直都在讲女人的故事，我的“父亲”一直都只站在女人们背后。我想，那些女人一定都是我母亲的影子。我十多岁就没了母亲，母亲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一件羊毛皮背心。她冬天总穿着那件背心。她走得太早，我已经记不清她的模样了，我想她应该是我那些故事里每一个女人的样子。

写《花河》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必须为我内心的那个故乡正经起一个名字。我开始把那条河叫牡丹河，那一群人也还是些普通的名字。很显然，这完全还在俗套里头。是后来周昌义老师替我想到了“花河”这个名字，也是他提议让那一群女人都以花为名。至此，我的故乡就叫花河了，我的那一群乡亲也有了各种花树的名字。但这时候我还没想过要写三部曲。只是因为内心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乡，有了一群亲切的乡亲，所以我讲述的信心增加了不少。我意识到自己得紧接着往下讲，就开始了《花村》的创作。《花村》最先也不叫《花村》，叫《进城》，《花村》也是周昌义老师叫的。《花村》完了以后，周老师就说，下一部就该是《花城》了。这样，三部曲的想法就成了形。

《花村》之后，我的关于故乡的讲述已经变得系统而且有序起来，我内心的那个故乡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丰满，越来越看得见摸得着了。所以，我不能停下，即便是别人在我面前感叹“这年头再也没有十年磨一剑的作家了”，我也不能停下。或许我真应该花十年时间去磨一个故事，或许我还应该有别人的那份“玩文学”的超脱，但我还是花了一年时间就写完了《花城》。

从《花河》到《花城》，是花河那群以花为名的女人从解放初期走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的过程，是一个又一个希望幻灭的过程，是一个又一个宿命轮回的过程。也是我，在自己种下的宿命中拼命奔跑的过程。

我想我又看见那条追我的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