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走马楼：苏州吴中区（原吴县）甪直镇东中市下塘怀宁堂中的主体建筑。

一幢三上三下两层砖木结构的清末年间的中式民居。

属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陈继昌家私宅。

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当年携全家在此居住过三年多。

当年，在这里，叶圣陶就像一位骑在腾起的骏马上勇敢地冲向旧城堡的神情坚定的古罗马骑士，他手中那把高高举起的思想的宝剑，在此磨砺得更加锋利与明亮：不但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还言传身教地培养出了一批革命家、作家、出版家。

一、怀宁堂及走马楼

2018年初春，笔者奉江苏省宣传部与江苏省作家协会之命，撰写《雨花英魂·纪实文学·陈继昌烈士传记》一书。

2018年4月6日，笔者采访了怀宁堂走马楼的主人、革命烈士陈继昌唯一的亲生女儿、时年91岁的陈世麒老妈妈。

于是，便有了陈世麒妈妈对她故居的这样一段回忆：

怀宁堂是我们陈家氏族的，蛮大的，有大厅、茶厅、墙门间、神志间（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专用屋），包括走马楼、五开间洋房、百把平方的一个花园等，包括现在我们居住的这几间平房。我的爷爷陈肖岩属五房，走马楼是我爷爷的；五开间洋房属六房祖叔的。解放时，六房里被评上了“地主”，我们五房因为田地早就没有了，所以我爷爷陈肖岩的成份是“职员”。当时怀宁堂的大厅与茶厅等墙门间，是我们陈家氏族共用的。

我们陈家在甪直镇，祖上也算是大户人家。怀宁堂倚河而筑，就在小楼与平房中间，坐北朝南。厅堂很大，方砖铺地，堂脊高耸，八根亭柱，都足有成人一人抱粗；堂前悬有很气派的匾额，黑底金字，环以祥云花饰；跨过高门槛往里走，因厅堂很大，给我一种一年四季黑呼呼、阴森森的感觉。当年，我常跑到堂内乘凉避暑，在方砖地上铺上草席，席地玩耍。

陈世麒妈妈的回忆没有错。

怀宁堂位处甪直镇东面的眠牛泾与市河中间，占地面积约一片篮球场那么大。出怀宁堂后门，过东市小街转弯西行，是一抹平原，一条曲折的田埂绕眠牛泾，伸向三里路外的保圣寺，当年叶圣陶、胡墨林夫妇任教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简称“五高”），就在保圣寺大殿之西南侧。怀宁堂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明清建筑，粉墙黛瓦，高院深宅，打远望去，便可见屋顶几片船帆样高耸的风火墙。中心建筑是幢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呈环形状，中间有骑跨楼房之间的木廊，打远看去，像个“马”字，故当地人称“走马楼”。

楼房东西各有数间平房；房前有个大院子，院中植有四季花卉；居中有口长方型的荷花池，一到盛夏，莲荷亭亭、幽香拂拂。

但是，在搜访史料时，笔者看到所有史料都把“怀宁堂”，印成了“怀仁堂”：

一九一九年暑假，我们全家带上全部动用家具，雇一条大船迁往甪直。伯祥先生把他租的那所楼房分了一半给我们，我们住楼下，他们住楼上。房主姓陈，这座楼也叫‘怀仁堂’。”（见叶至善所著的《父亲长长的一生》；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

出怀仁堂后门，过东市小街，转弯西行，是一抹平原。（见《纪念叶圣陶文集》，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7月编印）

叶老迁家甪直后，赁居东市陈继昌家的怀仁堂走马楼。叶老重访甪直时，知道旧居已成为甪直中学学生宿舍，很想去看看，因为船马上要启碇，未能如愿。

（见《纪念叶圣陶文集》中商金林著《访叶圣老的第二个故乡——甪直》）

就连2016年2月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的《甪直镇志（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P230页中，也写成了“怀仁堂”。

这是写错的，因为我们陈家里的人都晓得叫怀宁堂，老一辈像我这样年纪的甪直人，也都晓得是怀宁堂。1967年，怀宁堂与走马楼没有被隔壁的甪直中学占去时，三十几年中，我天天要走过怀宁堂，堂前那块堂匾上，写的就是怀宁堂。后来凡是人家有信寄给我们，信封上也都写怀宁堂的。至于后来人家怎么都写成怀仁堂，我想，阿会是读错了音而弄错的？

陈世麒妈妈如是说。

不但说，还有证据：

陈世麒妈妈随之向笔者出示的那本由吴县文教科1951年1月31日颁发给她的《工会证》（教字第144号）上，分明写的是“怀宁堂”。

同时出示的还有江苏邮电局、她父亲陈继昌生前的好朋友王德鹏等在五十年代寄给陈世麒妈妈的信封，上面写的也是“怀宁堂”。

眼见为实，笔者即刻明白了：苏州方言中，“宁”与“仁”，本是一个读音。

想必叶至善老先生记忆有误了，那些文史资料也以讹传讹，写错了。

也难怪，1917年，叶圣陶从苏州来到甪直镇上教书时，长子叶至善还没出生呢（叶至善出生于1918年农历四月廿四），直到1922年他们举家离开甪直时，他也才只有4岁呢！

有关怀宁堂在1967年改成甪直中学的大礼堂，2018年75岁的甪直镇地方文化研究者、人称为“甪直活字典”的严焕文先生，也微信中对笔者也作了这样的佐证：“汤老师，陈继昌祖辈初建大堂时，确叫怀宁堂。当时我在甪直中学读书时，此堂改成了学校大礼堂。后来镇人以谐音叫惯了怀仁堂，这样就以讹传讹，镇人只知怀仁堂，而不知怀宁堂了。”

二、叶圣陶与走马楼

前面已提及：只因楼房呈“马”字状，故镇人都叫它走马楼。

那么，叶圣陶一家在这里租住了多少时间呢？

最起先，只是叶圣陶的同学、时任“五高”小学教员的王伯祥一家租住的。

叶圣陶在他的《<甪直闲吟图>题记》中有记录：

伯祥家自苏州铁瓶巷迁居甪直约在一九一六或一九一七年，赁镇东陈氏大厅后之楼房上下六间……伯祥让出所赁屋之楼下三间，俾我家居之。到校返寓，时或三人偕行焉。

从上记录，便可知道当时叶圣陶一家三口居住的是走马楼下面的三间屋子。

苏州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与吴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合著的《甪直与叶圣陶的创作》一文中，则记载了叶圣陶一家租赁走马楼的具体日子：

1917年春至1921年夏，叶圣陶应草桥中学时的同学吴宾若、王伯祥的邀请，来到甪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夫人胡墨林亦于1919年7月被聘请为甪直“五高”女子部级任老师。是年，叶圣陶把家迁到了甪直镇，直至1922年秋初才搬离甪直。

对此，吴县政协文史委1988年编印的《纪念叶圣陶文集》第44页上，也有记录：

一九二一年暑假后，叶老先后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杭州第一师范及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南北奔走。因为胡墨林先生仍在五高任教，家眷居住在走马楼，一直到一九二二年秋，才搬回苏州城。住太平巷。

王伯祥一家比叶圣陶一家先搬离走马楼，而且把腾出来的楼上的三间，让给了叶圣陶一家继续租赁。这从叶至善所著的《父亲长长的一生》（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中可以找到依据：

伯祥先生去厦门集美大学教书了。他好像动了什么气，连夜雇了条船，一清早就把家搬回苏州安置。在码头上跟我父亲告别时，他只说两句话，一句是这样的结局，他早已料到；一句是怀仁堂二楼全让给我们家，他反正不会回来了。

至于王伯祥为什么突然离开甪直“五高”的原因，仍可从叶至善此书中找到：

学期快要结束，父亲突然接到中国公学中学部的聘书，请他去教国文，聘书是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联署的。母亲看了问我父亲跟哪一位熟。父亲说：“都只闻名，也无人介绍。这是近来的风气，以为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的人一定会教国文，就把聘书寄来了。这中国公学在吴淞口，可以听海潮。你说我应不应该呢？”母亲笑着说：“看着听海潮的面子，你就复信应聘吧！”父亲说：“也得先跟老沈（沈柏寒。“五高”创始人，时任校长。笔者注）打年招呼。”母亲忍不住大笑起来：“你呀，”她说，“跟伯祥真个难兄难弟。伯祥接到集美的聘书，也诚心诚意先去找老沈商量，老沈连句虚留的话也没有一句，倒说他早料到了，庙小留不住神，还带了一句，圣陶早晚也得走。”父亲急忙问：“这话当真？”母亲说：“可不是我编出来的。我看伯祥那天气冲冲跑回家，吩咐‘赶快收拾，明天一早就搬回苏州’。不知他发什么火。趁灶间里没有旁人，问了王师母才明白。王师母叫我先别说，将来总有说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别去自讨没趣。”父亲想了想，说：“就偷偷地溜了？”母亲说：“就算溜吧。你八月底边往上海一溜，耽他半个月别回来。老沈来问，我只说给几个老朋友给拖住了，脱不了身。这点儿小事难不倒老沈，他随便找个谁填补上就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见了面道声歉就是了。他能把你怎么样？我还在女子部卖力气干，决不让人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父亲掂量了好一会儿，才说：“就这么办，只得让你再委屈一学期了。”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见到，除了王伯祥突然离开甪直镇的原因外，还可得知叶圣陶一家后来还把走马楼楼上三间也租了下来。1922年5月，诗人徐玉诺从河南写信给叶圣陶，打算到甪直跟通信已久的好朋友见上一面，问叶圣陶是否方便。对此，叶至善回忆说：“王先生（指王伯祥。笔者注）走后，住所扩大了一倍，还有什么不方便的。父亲立刻给玉诺先生回信说非常欢迎。”

从王伯祥一家在1921年暑假里离开甪直镇，到叶圣陶一家在1922年秋天离开甪直镇，叶圣陶一家在走马楼楼上也至少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呢。

叶圣陶一家在走马楼一共住了三年多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从1919年到2012年，是叶圣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这高峰期，就是在甪直形成的；而这一切，也都是叶圣陶在教余时间进行的，而教余时间又大多是在陈继昌家的走马楼中才有的。

有人要问了：你这“大多是”依据何在？叶圣陶不是1917年春天就到甪直“五高”任教、1919年夏天才举家搬进走马楼的吗？难道他刚到甪直的两年多中，很少有作品发表吗？

回答是：是的。

但要补充一句：没有作品发表，并不等于没有创作。这两年多的时间，是他下一步文学创作的生活积累与观察、提炼的准备期。

三、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诞生在走马楼

“大多是”的依据有三：

一是当时叶圣陶刚到“五高”任教时，住的是集体宿舍。对此，叶圣陶在他的《<甪直闲吟图>题记》一文中，对他初到甪直后的集体生活作了生动的描述：

男子部楼与庭院之南有一屋，玻璃北向，五人居之。床皆贴南壁，自西而东，首宾若，次伯祥，次为余，次算术老师孙建平，次体育教师董志尧。书桌临窗，其序与床间。夜间点白瓷罩煤油灯二盏，当时已觉颇为亮矣……

每日散学之后，家居本镇之教员各归其家。外来之五人则为共同生活，业务工作，业余闲遣，三餐一宿，皆聚处而不分。今姑回忆而杂记所谓业余闲遣者。夜谈多在室内，值月朗风清，则各携椅坐庭院中。晚餐时偶亦沽酒共酌，发起者作东，佐饮自必闲谈。宾若清谈娓娓，体贴人情入细飘以善唱歌称，兴到则曼芦低唱。伯祥最健谈，多说轶闻掌故。能以扬州方音唱郑板桥《渔樵耕读》道情，又能唱京戏若干出之片段，他人促之不休，则慷慨应承，引吭而歌。由今思之，二兄当时之声容犹宛在耳目问也。至于星期日或其他假日外出游散，则往往三人行，而孙董二君不与焉。吃茶于万象春。其肆虽简陋，而镇上所谓士绅者颇趋之，临河踞座，高谈阔论。饮酒于财源店，店在保圣寺山门外。财源为店主之名，其妻善治馔，鱼虾蔬菜皆可口，而索值不昂，有时至殷家听弹词，有时至某公所听昆曲。殷家者镇上之大族，英文教员殷康伯亦草桥同学，其族中常邀苏州说书人之来镇弹唱者每日下午到家说书一回，合族男女共听之。镇上人多嗜昆曲，其闲暇者集于某公所，延曲师教授拍曲，进而至于串演。尝见名曲师沈月泉教演《长生殿?小宴》唐明皇上场时所唱“天淡云闲”一曲，逐字逐句指点，目光宜如何俯仰顾盼，声情宜如何悠扬潇洒，可谓剖析入微。宾若之表兄沈伯安（即沈柏寒。笔者注）亦镇上士绅，于其老屋中筑小书斋，布置自出心裁，窗明几净，书画盆栽皆有雅致。我三人得暇辄往访，到则无所不谈，而伯安尤好谈美，“赏美”、“伤美”常挂口头。镇外四五里有张陵山，名为山而无石，灌木自生，高树无多。假日晴明，我三人偶或一住，聊寄游山之意。而各村敬神演草台戏，亦尝往观数次。归来评论所见诸角色，伯祥之兴致最高。

二是当时叶圣陶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创办一所“新法学堂”，实施他与吴宾若、王伯祥在苏州时就议定的教育改革计划。

叶圣陶在甪直“五高”担任国文教员，自编国文教材是他实践教育改革的第一步。他自编教材的宗旨是“顺自然之趋势”，既要体现时代精神，又要“适应学生之地位”“协助学生脱离旧社会思想的感化”“叫学生做个正正当当的人”。在强调思想性的同时，叶圣陶大力提倡白话文。叶圣陶反对强行灌输封建思想，主张学校提供条件诱导启发学生自由发展，注重培养学生自读、质疑、解难的能力，造就身体健康的公民。在他编写的教材中，每篇选文后面都附有题解，作者传略、注释、练习等，便于学生自习。数篇选文后，就有编者写的一篇“文话”，谈文章的欣赏和写作。

叶圣陶在甪直自编的第一部国文教材，课文包括：①翻译作品，如莫泊桑的《两个朋友》《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等；②古典名著，如宋濂的《王冕传》、顾炎武的《与友人论学书》、魏学洢（iwvt）的《核舟记》、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等；③根据名著改写的白话文，如《荆轲刺秦王》《五人墓碑记》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鲁迅的《孔乙己》《故乡》、胡适的《一颗星儿》、周作人的《小河》《生活之艺术》、沈尹默的《三弦》等一大批新的文学作品。

有关叶圣陶自编国文教材的事情，在《吴县文史资料（二）》上一篇吴县文史办公室整理的《叶圣陶在吴县》的文章中有记载：

第五高等小学（简称“五高”）当时学制是初小读四年，高小读三年，读完小学共七年。叶圣陶先生当时任高小二年级级任（兼高小三个年级国文）……他与吴宾若、王伯祥一起，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自编国文课本，他编的课文，大多从《史记》《战国策》等书籍中选来。每篇选文后面，都附有题解、作者传略及语释。每隔两篇选文，就有他写的一篇文话，用讲话的体裁谈论文章的写作和欣赏，内容充实，议论缜密，文笔活泼，学生很爱读，很爱学。他们都说“若叶先生因病因事缺课，我们会感到如失去什么东西似的”，可见叶圣陶先生编的课文及教课情况，肯定与私塾门馆先生那一套浸透了封建思想的教材和陈旧、呆板的教法是截然不同的。

《访叶圣老的第二个故乡——甪直》中也有记载：

叶老到五高后，先是编写国文课本。叶老编写的国文课本，每篇选文后面都附有题解、作者传略、注释、练习等，便于学生自习。数篇选文之后，就有编者写的一篇文话，用讲话的体裁，谈论文章的写作和欣赏等，内容充实，议论缜密，文笔活泼。接着，叶老和吴宾若、王伯祥等先生挥锄破土，在银杏树旁的乱石地上创办“生生农场”。《倪焕之》中写的办农场的风波，那是有真实生活为基础的。叶老在短篇《苦菜》中，写向农民福堂学习种菜，也确有其事。

许倬先生挽住我的胳膊，大家一同来到草地南面一幢轩朗的厅房前。许老介绍说：“这是四面厅。叶老在五高任教，月金不多，布衣布鞋，粗茶淡饭，却捐款在四面厅创办利群书店和博览室。利群书店经营文房四宝和书籍簿本，方便

学生学习。叶老还把自己购买的中外名著、南社诗人的诗集，以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陈列在博览室，经常到博览室指导我们吟诵诗文，教育我们要博学多闻。叶老先生还在博览室的四壁开辟了诗文专栏、书画专栏、英文通讯专栏，督促我们写生练笔。四面厅驸近有一房舍残迹。几位老人告诉我说：“那里是叶老建议学校建立的音乐室兼篆刻室。叶老喜篆刻，各班的篆刻课均由叶老担任。课上课余，叶老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刻诗文互赠，刻花鸟共娱。”

他当时指导学生刻写的诗文往往富有人生哲理，如“温不增华，寒不减少叶”、“直、凉、多闻”等；有一次，我刻竹板作枕臂，请先生题字，先生写了“时还读我书”五个篆字，教育我刻苦攻读，温故知新。

四面厅东侧是五高女子楼（当时的小学实行男女分班，五高女子部和男子部各有一楼，男子部三个班级，女子部两个班级）。楼上是教室，楼下是礼堂。每周一次同乐会，学期中和学期末的恳亲会，都在这礼堂举行。同乐会又是爱国教育课，各班编排爱国戏剧节目，叶老和王伯祥先生是编剧兼导演。恳亲会最隆重，学校把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以及种植的瓜豆菜蔬陈列出来，请学生家长来校观览，还请家长看学生表演团体操，看学生演戏。家长看到学生的成长，十分欣喜。皇甫墀同志回忆说：“叶老先生曾经把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列为爱国教育课，指教我把小说改编成话剧排演。”钱孚恒同志当年也在叶老的指导下，把《荆柯刺秦》改编成戏剧。钱同志介绍说：“每逢五高学生演戏，镇上男男女女都赶来看。那情景，比到乡下看草台戏还热闹。”

四面厅北侧是先贤陆龟蒙的遗迹。唐代诗人陆龟蒙号甫里，又号天随子，“往从湖州刺史张搏游历湖苏二州，……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竟拂衣而去，隐迹里中，多所论撰，明出处大义，以高洁称。”甪直镇古名甫里，甪直镇外有甫里塘，均为纪念陆龟蒙而得名。叶老来五高后，与吴宾若、王伯祥等先生商定，每年清明节的前一天和重阳节的后一天，再忙也不忘要带学生们来到陆龟蒙的衣冠冢和斗鸭池前，和大家一起共祭陆龟蒙节，拜谒陆龟蒙的衣冠冢，在陆龟蒙的墓碑和洗笔槽前，评价陆龟蒙揭露现实、哀悯农民的诗文，在斗鸭池和白莲寺旁讲述先贤的生平，教育学生们说：“先贤高洁，是百世之师。今天，时代不同了，你们要入世为民。”

三是叶圣陶刚到甪直，新的生活刚开始，还没有丰富的素材够他进行创作，他需要观察与体验生活。这从《甪直与叶圣陶的创作》一文中可以得知：

那时，叶圣陶清早常要到镇西的一个集市去看看。那集市是甪直八景之一的“西汇晓市”。他走过一条河边，总要聚精会神地看着站在那里一个跟着刺耳的胡琴声练唱的小姑娘。那是论为歌女的穷人家的姑娘，她们晚上卖唱，早晨练习。《寒晓的琴歌》就以此为素材。小说中的“我”在寒冷的清早听到练唱声，产生了许多感想，他希望城里成千成万的人能听到，因为这琴声、歌声“传出一切弱者柔软的灵魂，一切被侮辱者心底的悲哀”，听了以后，“该会增进人们彼此之间的了解”。

此外，叶圣陶在离开甪直后所创作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与长篇小说《倪焕之》这两部不朽的作品，都是采自他当年在甪直的生活与感受。1977年时年80多岁的皇甫墀回忆说：“伲先生写的《多收了三五斗》这篇文章（小说）里的万盛米行，就是以伲屋里的米行为样板写的。当年伲屋里开的这家米行叫‘万成恒’，在镇南横头的殷家祠堂里，它和当地许多米行一样，前面是店，后面是米的加工厂，店前面是一个‘船埠头’，就是装卸谷、米的码头。伲屋里的万成恒，是当时镇上规模较大的米行，资金也比较充足。当时米价通常是七、八元一石，但当秋收以后米价就下跌，米行老板就是我的爷，就趁这个辰光收进米，然后慢慢按通常的价钿卖出去，靠这样来赚铜钿的。”

叶圣陶那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写的也就是叶圣陶与他的学生们在“五高”时创办“生生农场”的事。

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在走马楼呈井喷的状态，其功劳，与1919年他的夫人胡墨林的到来，使他的日常生活起居得到了照顾，从而得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全身心投入业余文学创作，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相对而言，1919年暑假，随着胡墨林来到甪直“五高”女子部任教，一家人住进走马楼后，走马楼也为此更加热闹了起来，因为“胡墨林在“五高”女子部任教，除教语文外，还兼教家庭生活课，讲授生活技能”（2016年版《甪直镇志》），故而有时就连晚上也不清闲。叶圣陶研究学者商金林教授在他的《访叶圣老的第二个故乡——甪直》一文中写道：

叶老“做了甪直人”以后，和甪直人民的交往多了。叶老和胡墨林先生谦诚可亲的品格，博学多艺的才能为甪直人民所尊敬。那时，胡墨林先生在女子部除教语文外，还兼教家庭生活课，她讲授的各种剪裁技艺，很快在甪直镇上传开了。晚间，叶老家常有三五成群的姑娘来串门，胡墨林先生热心地教她们学描剪花样、裁缝针织等。课余，叶老和胡墨林先生到学生家走访，在新年到左邻右舍拜年。

虽说热闹了一些，但这热闹并不影响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反而为他拓宽了生活的素材与创作的灵感。

201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甪直文集》一书中，商金林在他的序中总结道：

水乡甪直成了叶圣陶文学创作的摇篮，给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叶圣陶在甪直的五年多时间里，创作了30篇小说、23篇童话、13篇散文、19篇诗歌，以及4篇戏剧（文艺理论）。离开甪直后，以甪直景观为原型，创作了《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心是分不开的》《多收了三五斗》《甪直闲吟图》题记等文章。

商教授的总结完全准确。

但如果据85篇（部）作品发表的时间细分一下，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叶圣陶1917年春至1922年秋客居甪直的这五年多时间里所创作发表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在走马楼中诞生的：

2016年新编的《甪直镇志》（方志出版社2016年2月第一版）中《叶圣陶甪直作品一览表》中有统计：

1918年发表了1篇（文言小说（《春宴琐谈》，发表于《妇女杂志》第四卷第2、3号）；

1919年发表了15篇；1920年发表了17篇；1921年发表了33篇（部）。

1922年至1977年，发表了10篇（部）。

据此推断：叶圣陶一生所创作发表的作品，大部分是在他携全家住进甪直镇走马楼中后完成的，在走马楼中，他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

就连叶圣陶1922年至1977年所发表出版的10篇（部）文学作品的素材，也大都是他在甪直期间生活的反映。

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长篇小说《倪焕之》及童话集《稻草人》等作品中不少素材、社会背景、人物形象等，都来源于甪直，来源于叶圣陶在甪直“五高”期间的生活和教育实践。《多收了三五斗》更是以万盛米行为背景，揭露了谷贱伤农的社会现象。

叶圣陶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第一章里写到的“高高的银杏树”以及对学校、桥、楼的描写，都取材于甪直“五高”，就连学校门前召开的“五四”宣讲会，在小说中也能找到有关的场景。

就连叶圣陶一生中最后创作发表的三篇作品《重到甪直》《题赠吴县保圣寺文物陈列室》《<甪直闲吟图>题记》，也是回忆与描述甪直的。

四、走马楼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交流站

1919年下半年，叶圣陶把自己两年来在“五高”的实践经验，写成《小学教育的改造》和《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等调查报告与议论，先后在《新潮》上发表；同时又在小说《校长》中塑造了从事教育改革的人物。小说中的校长叔雅要办“理想学校”，他让学生组织体育会开展运动，办小报纸，开荒地种马铃薯、玉米，反映了“五高”当时教育改革的实践。

随着创作活动，叶圣陶同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郑振铎看到《新潮》上叶圣陶的小说，就同他通起信来。《小说月报》革新号上刊登叶圣陶的小说时，沈雁冰加了按语表示称赞。1921年3月，叶圣陶到上海鸿兴坊访问沈雁冰。他们和郑振铎、沈泽民（沈雁冰的弟弟）四人还同游上海半淞园，并合影留念。

通信交朋友是当时青年的风气，正象叶圣陶在《绿衣》中说的，通过信件，“我将与世界的人们为灵的会晤，我将给他们以灵的答话，我和他们且将没有分别，只是一体。我于是扩大了，超升了，虽然在狂风孤灯的夜间，破窗黯壁的室中，我总是个光明的、真实的、快乐的我。”

叶圣陶在甪直期间，同日本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通信，同国内文学革命中的活跃人物周作人、俞平伯、冯雪峰、赵景深、潘漠华、孙伏园等人通信，许多朋友都是通信交往相互了解后才第一次见面的。1922年5月叶圣陶在甪直走马楼家中接待了从河南来访的文学研究会诗人徐玉诺。

对此，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有生动的描述：

诗人徐玉诺先生从河南来信，跟我父亲说他将要去浙江教书，六月初的某一天动身，算来火车将在某一天过苏州，他打算下车耽搁几天，到甪直跟通信已久的好朋友见上一面，问我父亲是否方便。王先生走后，住所扩大了一倍，还有什么不方便的。父亲立刻给玉诺先生回信说非常欢迎，到时候一定亲自在码头上接；叫他到了苏州住一宿，第二天一清早在齐门外的某个码头，乘上哪一班小火轮就成了。赶到邮政代办所发了信，我父亲找出徐先生的照片给我母亲看：一张全身的，穿的夏布长衫，踞坐在三块大石头之间；一张半身的，双目注视着环握在胸前的两只手，脸上都洋溢着虔诚的愉悦。父亲说：“来的客人就是这一位，河南人，想来是吃葱蒜的，还喝不惯黄酒。”甪直蒜头才上市，葱只有小葱，母亲去万盛酱园买了包糖蒜，打了一斤糟烧。到码头上迎接的情形，请看《记徐玉诺》，父亲自己写的，一定比我转述亲切。两位通信朋友现在面对面了，谈话还得借助于纸笔，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还有一篇《悲哀的重载》，记的是陪玉诺先生搭乘小火轮同游水乡的见闻。两位朋友没法聊天，同载的乘客虽然萍水相逢，却捉者对儿谈起家常来。父亲从旁听着，只觉得农村到了这个地步是非垮不可的了。亏

得玉诺先生一句话也听不懂，他不断地嘘嘘作声，陶醉于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色中。

徐玉诺先生在上一年初夏来的甪直，骤然间从家乡的黄土原野来到江南水乡，似乎觉得田畴云物，竹林茅屋，无一不是特地为他准备着的；他常常赤着脚独自在田塍上来来去去，敞开胸怀尽情领略。他小心地踩进插上秧没几天的齐膝深的稻田，有时偃卧在开着小花的坟头上，玩累了坐在门前小石桥的栏杆上还舍不得进屋。今年春间，他寄给我父亲一部新诗稿，题目叫作《将来的花园》。父亲说他写得不错，抒发了他对于将来的热望。可惜这部诗出版的时候我太小，还看不懂。又是去年的那个时节，玉诺先生从上海来信，说他切盼见我父亲，第二天傍晚就到甪直。我父亲按时去码头接，握手的时候，觉得他的手很冷，脸色干枯而黝黑，上下唇的胡子长到两三分，大有苍老之气。他从我父亲手里接过我的妹妹，大手抚摩着她胎发稀疏的头顶：“这就是你们的小姑娘!”他认识了想望中的我的妹妹。

徐玉诺是河南人，刚见面同叶圣陶交谈还有困难，但他们事前已通过信件互相了解。徐玉诺的成名作《将来之花园》，卷末还附有叶圣陶的介绍评论。

在甪直的几年中，叶圣陶的创作和编辑工作都获得了丰收。那时他开始创作白话新诗。《新潮》一卷二号上的《春雨》就是一例。1921年，“在他租住的走马楼上，编辑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第一个新诗刊物《诗》（同刘延陵一起主办），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诗刊”（2016年版《甪直镇志》）。《诗》一卷三号《投稿诸君鉴》中就明白无误地写道：“今请以后诸君惠稿，都寄苏州甪直叶圣陶收，或杭州第一师范转刘延陵收。”

郑振铎创办的《儿童世界》是我国第一个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刊物。叶圣陶应郑振铎之约为《儿童世界》写童话，成为我国现代最早写童话的作家之一。1921年7月，叶圣陶开始在《儿童世界》上发表童话，两年后结集出版了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的儿童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语）。有时，叶圣陶替胡墨林上课，给幼稚班讲故事。他常常把自己编的故事讲给幼儿听，表达儿童的情趣，而这些故事正包含着他童话创作最初的构恩。

叶圣陶住在走马楼期间，还致力于文艺理论，写过很多散文，发表了很多文艺评论，单《晨报·副刊》上就连续发表了40篇《文艺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走马楼成了培养杰出人才的一个摇篮

走马楼的小主人陈继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位革命先烈。《南京革命史大事记》《南京电信志》《吴县文史资料（二）》《甪直镇志》等史志上有他的传略。综合如下：

陈继昌（1906年—1930年），原名寿鏊，居苏州市吴县（今吴中区）甪直镇东市下塘太平桥堍。他从小聪明伶俐，就读甪直“吴县五高”时，好学上进，酷爱文学，喜看杀富济贫之书，尤受班主任叶圣陶之进步思想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叶圣陶带领下上街游行、贴标语。油印传单校内外散发，反对卖国贼，宣传爱国思想。五高毕业入上海浦东中学求学，参与闹学潮，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被开除，随父去汉口进电报局学报务技术。后入夔州电报局实习，1926年进南京电报局成正式报务员。

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1929年以“互济会”名义创办《力社月刊》，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唤起民众觉悟。并秘密刻印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派，把红军的胜利捷报告知民众。

1930年，南京电报局成了当时反动政府函电来往中心。为了挫败敌人阴谋配合反围剿斗争，陈继昌等以“互济会”形式发动与领导全局职工展开反饥饿反解雇斗争，并被推举为谈判代表，和电报局局长陈伯阳进行了面对面地斗争。同时利用职务之便，收集敌人军事情报，及时送交地下党组织。

1930年7月下旬为纪念南昌起义，陈继昌等领导南京电报局职工与全国各地的无线电联络中断，全国震动。敌人根据告密列出黑名单，陈继昌在长生祠44号家中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30年8月18日，陈继昌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刑前神态自若，吟刘禹锡之《乌衣巷》，临刑双目炯然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

2018年4月6日到5月7日，笔者因奉命采写《雨花忠魂·陈继昌烈士传》一书，专程前往吴中区甪直镇东中市下塘戴家弄7—6号，连续采访了陈继昌烈士唯一的女儿陈世麒。时年91岁的陈妈妈在采访中，思维清晰、口齿清楚地向笔者还原了陈继昌当年在叶圣陶先生的言传身教下健康成长的一系列生动的小故事。同时，笔者在一个月的深入采风期间，又搜集到了大量有关陈继昌与叶圣陶之间的传说与故事。记录整理如下：

故事一：叶圣陶惊叹他“小小年纪就有独特的见解与思想”

时光流逝，1918年，陈继昌已长成一位英俊挺拔的美少年：剑眉凤眼、鼻正口方，略微有些瘪嘴的四方脸，高个子，清秀挺拔；12岁的人，已长得要和他姆妈黄月英一样高了。

那天礼拜六的傍晚，叶圣陶到怀宁堂走马楼上的王柏祥先生家串门。

这不等于到陈继昌家串门来了吗？

他的心情很激动：先生来我家了，那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呀！可是，先生会到楼下我的家中来弯弯吗？

陈继昌在楼下的客堂里点上洋油灯，还特意把灯芯旋得大大的，他多么希望先生会发现他、见到他呀。他坐在洋油灯下，心不在焉地看着手中的《水浒传》。旁边，就放着先生亲自编写的小学国文课本。

可是，叶先生和王先生太要好了，他们有着说不完的话，好久好久，没下楼。于是，陈继昌就不知不觉地趴在桌上眯着了。

朦胧中，他发现有人在身边推搡他。抬眼一看，啊！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下楼了，他在王先生的陪同下，走到了客堂间，走到他身边来了。他一个激凌，站了起来：“先生！”

叶圣陶一如上课时那样的和蔼亲切，把手按在他肩膀上，示意他坐下，同时也顺势坐在了陈继昌的对面，这时，他脸上的微笑中露着几分疚歉：“不好意思，我刚来，还兼教两只班，所以记不得每个同学的名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姓陈，是我们学堂的，坐在中间一排的。对吗？”

“回先生话，我是五班的，名叫陈继昌。”陈继昌有礼貌地站了起来，激动使他在灯光下的面孔显得特别红，他有点结巴的回答道。

“他叫陈寿鋆，继昌是他的学名。”一边的王先生补充道，“他家就是我们的房东。他是长子。”

“哦。你还在用功呀？”叶圣陶一边笑着点点头，一边顺手拿起他放在一边翻开的《水浒传》，“在看水浒呀。”

“是的，先生。我是做完了功课才看的。”

“一样的，一样的。会看小说也是做功课。”说到这里，叶圣陶忽然望着陈继昌问道，“我问你，这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哪个人最好？也就是说，哪个人最值得你钦佩？”

这个问题有难度：水浒中一百零八将，个个都是杀富济贫、锄强扶弱、逼上梁山的好汉，都是好人。还有哪个最好、最值得钦佩呢？王伯祥也似乎感到叶圣陶的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突兀，不由望了望好朋友。

出乎意料的是，陈继昌竟然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是鲁智深！”

“哦？”叶圣陶饶有兴趣地望定面前的学生，“你说是鲁达鲁提辖？”

“是的。”

“为什么？”

“回先生话。”陈继昌仍是想也没有想，脱口而出，“因为一百零八个好汉中，他最没私心。”

“唔！”叶圣陶的兴趣更浓了，“说说你的理由吧。”

“回先生话，因为我发现……”

“能用国语回答吗？”叶圣陶打断了陈继昌的话头，提醒道。

陈继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用并不熟练的甪直普通话回答道：“鲁智深本来在在渭州小种经略相公手下当官，当提辖。但他为救卖唱的金家父女，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被官府追捕，最后不得不先去当和尚，后逼上梁山。”

“就这个原因吗？”叶圣陶的眼光有些黯淡了。

“不。”陈继昌摇摇头，“这本书我看了几遍了，我后来就一直在想，其他一百零七个好汉，都是为了自家的事情，才逼上梁山的。像武松，是为了报他阿哥被西门庆毒死的仇；林冲，是为了报自己娘子被人霸占、自己被人家陷害的仇；就是宋江，也是为了不让秘密公文被阎婆惜抢去而不得不杀了人……只有鲁智深，完全是为了帮助和他毫不相干的金家父女，才打死恶霸屠夫的。”

“说得好！”不等陈继昌说完，叶圣陶与王柏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一起叫了起来，叶圣陶更是充满爱怜的目光，伸出手，亲昵地抚摸着陈继昌的头称赞道，“见解独特，有思想！”

叶圣陶没想到在这水泊僻壤的古镇上，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也竟然有这样独特的见解与思想，从此对陈继昌刮目相看。

故事二：“你们要入世为民”

在陈继昌的眼中，叶圣陶是个知识渊博、令他钦佩的先生。就连学校里紧邻白莲寺西与那排教室那个杂草丛生的荒坟，还有那两个长方形的绿萍漂浮、青苔密布的水池，先生也能说出很多的典故与深奥的道理来。这可是他之前司空见惯却从不知道的历史典故。

那两个地方是唐朝文学家陆龟蒙的遗址。叶圣陶每领一批新学生，总要把学生们领到这里来，向他们介绍这里的陆龟蒙的坟墓（衣冠冢）与当年陆龟蒙玩过的那两方“斗鸭池”：

你们知道葬在这下面的衣裳与文具什么的主人是谁吗？他叫陆龟蒙。他可是唐朝时期的一个文学家，也是你们甪直人。不过，他的祖上不是甪直人，是个大人家。他的父亲叫陆宾虞，当年在浙东做一个侍御史的官。他的祖上也是做官的，就是“载石压船”的清廉太守陆绩。这个载石压船的故事，我以后再给你们讲。只讲陆绩的爷爷的爷爷，也都是做官的，六世祖陆元方、五世祖陆象先，都做过宰相。睡在这下面的陆龟蒙，从小受家风熏染，勤读经书。然而运气不好，几次考试都没考中。做不成大官了，就到湖州、苏州的刺史家里当幕僚，就是类似现在参谋什么的。那时，国家受人家欺侮，经济萧条，危机四伏。从小就想做大官为老百姓办事情、让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的陆龟蒙壮志未酬，怀才不遇，脾气就变得古怪起来。他到江西饶州去，饶州的刺史蔡京听说他的文名，很想跟他结交，他却懒得答理，最后一甩手走了。这一走，就来到了你们的甪直。那时甪直还不叫甪直，叫甫里。陆龟蒙看到你们这里小桥流水、有鱼有稻，很满意，就到甫里买田筑室，隐居了起来。

他住到这里后，就带领农民筑造堤岸，防止江水倒灌入田。由于他一年到头跟农民一起劳动，浑身上下晒得黑黝黝的。就有人讥笑他不象个读书人。言下意思看不起农民。陆龟蒙却不以为然，对他们说：“尧舜晒黑了背脊，大禹手胼足胝，他们不都是圣人吗？我一介平民不出力干活，怎能养家活口？人不劳动，这与吸血蚤虱、窃粮雀鼠有什么两样？”陆龟蒙的这种想法，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和当时有些满腹经纶却看不起体力劳动的读书人相比，是难能可贵的。

陆龟蒙不但和农民一起种田浇水，还非常关心农事。他会写诗，写得非常好，他就是写的诗和文章，也都是《放牛歌》、《刈获歌》、《彼农诗》《田舍赋》《野庙碑》《登高文》等。他的一篇写农家本色的《小雪后书事》，我小时候学过，现在还会背呢：时候频过小雪天，江南寒色未全偏。枫汀尚忆逢人别，麦栊惟应欠雉眠。更拟结茅临水次，偶因行乐到村前。邻翁意绪相安慰，多说明年是稔年。

陆龟蒙对农具也有研究，著有《未耜经》，详细介绍犁、耙、铲、碌碡等工具的发明经过，以及制作、使用的方法。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农具的重要资料。中国历史博物馆曾据此制作了曲辕犁的复原模型。陆龟蒙在这里的生活是清苦的，他在诗中自叹“著书粮易绝，多病药难供”，可见他在这里必须一边写作，一边劳动，才能吃饱肚子。陆龟蒙死的时候才五十多岁。后来，皇帝欣赏他，就在他死后给他封了个官。

其实，陆龟蒙的散文，写得要比诗还要好，他经常用文章讽刺、批评当时社会的黑暗。

农闲之余，陆龟蒙常扁舟出游。他带上茶炉、纸笔、钓具和书本，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摇船到澄湖、独墅湖去白相，当时，他与一个叫皮日休的诗人最要好了，他俩经常是你写一首诗，我也写一首相对应的诗，这种形式，古人叫“唱和”。他们俩人的诗，直到现在，还被秀才读书人学习呢。后来，由于他俩太要好了，人们就干脆给他们起了外号“皮陆”……

说到这里，叶圣陶总要把话题一转，因势利导地说道：“先贤高洁，是百世之师。不过，今天时代不同了，你们要入世为民。知道什么是入世为民吗？”接着，他总会马上对这句话作出解释，“入世为民，就是为国为民，这是一种侠义的精神，是儒家所提倡的。现在跟你们说有些深奥，通俗地说，就是作为一名学生，一定要努力专心学习，以便将来更好地为国家、为民众效劳。”

先生博学深厚的知识，听得陈继昌如痴似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身边这些平时根本不在意的地方，也隐藏着这么了不起的人物和故事，为此他对以前那个老学究派的先生更加看不起了，认为他只会咬文嚼字、之乎哉也死教书，连就在大家眼前的全国都有名气的人物，也都不知道告诉大家。

从此，叶圣陶每逢每年清明节的前一天和重阳节的后一天，再忙也不忘要带学生们来到陆龟蒙的衣冠冢和斗鸭池前，和大家一起共祭陆龟蒙节，拜谒陆龟蒙的衣冠冢，在陆龟蒙的墓碑和洗笔槽前，评价陆龟蒙揭露现实、哀悯农民的诗文，在斗鸭池和白莲寺旁讲述先贤的生平。

叶圣陶还亲自把陆龟蒙墓碑上那几排已经被岁月漶糊了的字，给逐一考证与复原。

陆龟蒙衣冠冢占地不大，封土堆高约两米。墓前有碑，上面所题刻的“唐贤甫里先生之墓”，右款“大清同治五年岁次丙寅长至重修祠墓”，左款“赏戴蓝翎钦加五品衔元昆新分防县丞升用知县平湖许树椅重立并书”的文字，就是叶圣陶当年和陈继昌他们一起用凿子挑剔厘清出来的。

先生叶圣陶的到来，不但给“吴县五高”送来了一股股清新有劲的春风，更使陈继昌的思想加快了成熟。

故事三：一看就知道这是先生写的

叶圣陶有着文学家特有的质感，严格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并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即时性、批判性，当年，他常漫步在古镇上，敏锐地观察着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捕捉着值得及时反映的人与事。例如他1919年发表在《新潮》杂志第一卷三号上的第一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就是记述了当时他亲眼目睹的一个甪直乡下的农家女子。那女子十五岁出嫁，在婆家受到虐待，丈夫病死后，婆婆又把她卖给了别人，所得的身价钱做了她丈夫的丧葬费。

1919年，师母胡墨林也到“吴县五高”教书后，有时候，叶圣陶常要陈继昌陪着他到镇上去走走、看看，当时陈继昌并不知道这是先生在汲取生活中的创作养料。后来有几天，先生连着几天要他陪着去镇西的一个集市去看看。那集市是甪直八景之一的“西汇晓市”。他们走过一条河边时，先生总要聚精会神地看着站在那里一个跟着刺耳的胡琴声练唱的小姑娘。那小姑娘的年龄和陈继昌差不多大，但为了生存，小小年纪已不得不做当歌女的准备了。先生在观察了几天后，告诉陈继昌说，那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她们晚上卖唱，早晨在这里练习唱歌，太可怜了！后来，先生还以此为例子，在上课的时候动情地启发同学们，要大家珍惜今天能坐到这里读书的机会，以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把生活改造得好一些，大家有衣穿、有饭吃，不再让子孙后代受那样的苦。

大约过了半年的时候，一天，先生把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的故事，写了一篇题为《寒晓的琴歌》的小说，发表在一本杂志上。陈继昌从先生那里借来阅读后，一看就知道先生写的这篇小说，就是以那个小姑娘为素材。小说中的“我”显然是先生，他在寒冷的清早听到练唱声，产生了许多感想，他希望城里成千成万的人能听到，因为这琴声、歌声“传出一切弱者柔软的灵魂，一切被侮辱者心底的悲哀”，听了以后，“该会增进人们彼此之间的了解”。

故事四：“以后我会向你们推荐介绍的”

叶圣陶在“吴县五高”教书的时候，有一本题为《礼拜六》的杂志很流行，学生中有人订阅了，而且相互转借传阅。有一天，叶圣陶见陈继昌书包里也有一本《礼拜六》，就对陈继昌说：“这本杂志原来我也为它写过小说的。不过，现在我不向它投稿了。”

对于先生发表的文章，陈继昌是一直追着看的，所以他听了这话感到很诧异：“为什么呀先生？”

叶圣陶拿过这本纸角已有些翻卷的《礼拜六》翻了翻，反问道：“你觉着上头的小说好看吗？”

陈继昌老实地点点头：“蛮有劲的，有些蛮滑稽好笑的。”

“除了滑稽好笑外，还给你一些什么感觉？胆大些告诉先生。”

陈继昌面孔红了一下，还是老实地回答说：“有些写男人和女人要好的文章，也蛮好看的。”

“还有啥个觉着好看的？”

“还有，上面的漫画，也蛮发噱的。”

“再有呢？”

“没有了。”

“这就对了！”叶圣陶微微一笑，指着这期杂志上的目录，似自言自语，又像对陈继昌说，“你看，这些小说，什么《没人面上的微生虫》、《心态平齐的笔记》、《死后的爱情》、《奖券秘史》，都不适合心智正在发育中的你们少年看的，只有这篇《新家庭的实验》，倒可以看看，但也没有普遍性。你想，像阿火、阿菊这样连粥饭也吃不饱、学堂也上不起的穷苦人家，千千万万，多着呢，连个像样的家庭也谈不上，谈什么新家庭旧家庭？”

陈继昌听到这里，若有所悟：“那么，先生我看啥个课外书好呢？”

叶圣陶朝他赞许地点点头，想了想，说：“以后我会向你，哦，向你们推荐介绍的。”

就这年的二三月里，一天，叶圣陶把陈继昌叫到鸳鸯厅，笑嘻嘻地把一本《妇女杂志》放到他面前，说道：“陈继昌，这本杂志可以看看的。倒并不是因为上面刊登了我的一篇小说，它所表达的一种妇女解放、儿童正规教育的思想，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也值得大家想想的。”

“谢谢先生！”陈继昌不无钦佩地接过杂志，连忙翻到目录上，只见这期《妇女生活》上，果然刊登了一篇先生用“绍钧”的名字写的题为《春宴琐谭》的小说，而且是连载的。

在这部小说中，先生歌颂了一个具有独立能力的妇女，表达了他对妇女问题的一些观点，尤其使陈继昌感到新鲜的是，这篇小说先生完全用了一种像人们平常说话的口气，读来是那么通畅与亲切。

从此，先生所发表的小说，成为了陈继昌业余阅读的爱好，他在叶圣陶后来所发表的诸如《春游》、《你的见解错了》、《苦菜》等小说中发现，先生所写的内容好像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与事，那篇《阿凤》更是就像镇上那个倍受丈夫欺侮的童养媳。

故事五：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坚强勇敢，什么是正直正义

1919年苏州的夏天似乎比哪一年都要闷热，“五四”运动的爆发，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了苏州人民的极大义愤。各校学生相继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演说，各界群众纷纷以通电声讨、罢工、罢市等方式投入运动，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

那天吃过晚饭，已经很晚了。忽然戴宗梁来找陈继昌，约他一起到学校去，说是先生让他通知的。于是，陈继昌跟着宗梁哥就走。一路上，戴宗梁还约了宋志诚、顾柏生等同学。当时，大家还不知先生这么晚叫他们去为了什么事。到了学校，来到男子部楼和庭院之南的那个先生他们住的宿舍时，他们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许倬、皇甫墀、殷之盘他们几个同学已先他们到了宿舍里，而先生和王伯祥先生他们正围坐在桌子前，一个个神情严肃地商量着什么。那两盏白瓷罩的洋油灯都点上了，照得宿舍里亮堂堂的。原来，前天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先生他们才从迟到的报纸上得知，先生他们非常激动，连夜商讨声援北京、唤起民众的计划，他们把陈继昌他们在这个时候叫到学校里，是要向他们安排任务呢。

这是一个激动的夜晚，先生对陈继昌他们的重视，使他们似乎感到一下子都长成大人了，就当晚，先生他们决定创办一份宣传品，在全校师生中进行发动与宣传：“我们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就是喊，也要为我们的英雄们喊几声！”

时隔半个多世纪，顾柏林和许倬他们这几位白发飘飘的当事人，还清楚地记得先生那晚慷慨陈词呢。

果然，没几天，叶圣陶他们几位先生就创办了一份题为《直声》的油印刊物。

翌日，在叶圣陶他们的组织下，在“五高”的操场上，召开了全校师生参加的“五四”宣讲会，会上，叶圣陶激动地举起拳头，带领大家一起呼口号。顾柏生还清楚地记得叶圣陶他们带领大家喊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5月9日，苏州东吴大学、桃坞中学等校学生在体育场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苏州学生联合会于1919年5月18日成立，随即发布罢课通告，支援五四运动。直到7月11日，从苏州走出去的时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求学的张闻天，还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题为《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的文章（“五七”系指“五七”国耻日，亦称“五九”国耻纪念日），指出：在国家存亡一发千钧的时候，向卖国政府奔走请愿，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废除卖国政府，才可使中华民族免于沉沦苦海。

6月14日，叶圣陶挑灯夜战、亲自执笔，一口气撰写了两篇檄文，一篇是“时评”，一篇是以他们“五高”和甪直镇上其他两所学校的名义联合发表的“宣言”，先后自费刊登在《时事新报》上。时评全文如下：

吾人近今的觉悟

叶圣陶

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还是“强权称雄”的遗型，率了一种“强权欲”的冲动而前进，和“庶民主义”、“社会主义”根本矛盾。中国政府毫没学识，所以做出罪恶来格外难看。他国政府将学识自文，所以深得较为冠冕，其实是一个样子。

我们欲改造世界，第一步先要铲除强权欲的冲动。我们恃自觉的奋斗精神，凡是和“庶民主义”、“社会主义”相背的，都要去反对他。我们不要怕强权，只要真诚自觉，真能奋斗，最后胜利终属我们。我们如今应当认定，改造世界是我们的责任。无论什么难题，只有我们去解决——我们真欲解决，终能解决。

若是自居第三者地位，并说几句漂亮话，或是单能说不能行，或是深抱悲观，只会叹“国亡无日”，这都是懦弱的行径，我们绝对不应有这等态度。

我们要改造世界，只重在一个“我”——只重在我的“努力奋斗”——这是我们近今的觉悟。

（刊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时事新报?时评》）

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言”全文如下：

甪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

叶圣陶

溯自政象混沌，外交屈辱，爰有“五四运动”。政府横肆摧残，务拂民情，吾三校感此潮流，五中愤结。初以群众既为正当之表示，当局或有悔祸之良心，果有改图非国利？顾倒行逆施，曾不少愎。吾三校忍无可忍，于六月十一日一致罢课，非特为对付日本之表示，作释放学生之要求，根本解决乃在满足民众之希望。标的既悬，誓必践之！

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第三学区甪直第一第二学校全体

（刊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时事新报?来件》）

使陈继昌等同学深为钦佩的是，这两篇檄文上，先生都具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在白色恐怖的当时，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在声援“五四”运动的那段日子里，陈继昌从他的先生叶圣陶为正义仗义执言、义无返顾的言行中，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坚强勇敢，什么是正直正义。

故事六：“没想到我们成一家人啦”

1919年刚放暑假的时候，陈继昌去汉口住了一个礼拜。在汉口，他应父亲之命，到未来的岳父母家当了几天的“小新客”（苏州民俗，指未来的女婿）。当时，由双方父亲作主攀下的娃娃亲的汪静芳，正在汉口一家刚创办的滑坡路小学读书（此校始建时原名辅仁第四部，1946年更名为私立汉口灵光小学，1955年更名为“武汉市汉口辅仁小学”），正接受新潮教育。12岁的她已俨然一个姑娘了：一头齐耳短发，圆面庞，大眼睛，白皙的皮肤，抿嘴一笑两酒窝。尽管儿提时因亲戚走漏风声，让家乡的人们都知道陈继昌从小在湖北“攀了小亲”，使少不更事的他感到有种羞辱的感觉，但眼前知书达理的汪静芳与热情真诚的汪家，很快使他更正了自己这种幼稚天真的想法，从心底里认可了这段几近指腹为婚的封建落后的父母之命。

一来一去将近一个月，陈继昌回到甪直家里时，他惊喜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先生和他师母、还有他们那个可爱的儿子叶至善，已成为了他家走马楼的房客，可以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邻居了！怀宁堂大，有的是空房，当时他们兄妹三人和爷爷、奶奶就住在怀宁堂东边的几间平屋里。（2018年4月6日笔者在拜访陈继昌的女儿陈世麒妈妈时，她仍在她小女儿陈晓华的陪护下，一起住在那里，可见自陈继昌一家居住至今，至少百余年了！）

“先生——”陈继昌抑制不住惊喜的心情，跑到隔壁的主楼下，一进门，就欢天喜地地喊叫了起来。叶圣陶正在里屋不知忙什么，闻声也笑着走上前：“陈继昌呀，没想到我们成一家人啦！”

“先生你啥辰光搬来的？”

“就上个礼拜，城里太热，就早点下来了，这里要比城里风凉得多呢。”说到这里，叶圣陶朝里屋一指，纠正道，“不过，不是你啥辰光哦，应该是你们啥辰光才对。”

顺着叶圣陶的指示方向看去，一个怀抱着孩子的面孔圆圆的青年妇女，正微微笑着朝陈继昌点了点头。

“小墨，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房东陈继昌。”

“哦！”胡墨林恍然大悟，笑道，“就是说鲁智深是最好的好人的？”

叶圣陶出声笑了起来：“你记性好呀！”

机灵的陈继昌望着眼前的一切，很快就猜到是谁了，连忙恭恭敬敬地上前鞠了一躬：“师母好！”

胡墨林的圆脸庞更圆了：“乖小囡。”

叶圣陶对陈继昌点点头，笑道：“在家里可以这么叫，以后到学校了，就叫胡先生。”

事后陈继昌才知道，原来这年的七月里，先生的父亲过世了，为便于照顾家庭生活，应继任吴若安的沈伯安校长之邀请，把师母胡墨林也一起应邀到他们“吴县五高”，任女子部级任老师。于是，学校里的集体宿舍不能住了，先生就租借了他家的房子，把一家人安顿在这里了。

当时，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甜甜地涌满了陈继昌的心窝，他知道，从今起，他可以随时得到先生的教诲与指教了。

从陈继昌家的走马楼到“吴县五高”，如果出后门过东市小街转弯西往，路最近，三里路左右。当时那里还是一抹平原，一条曲折的田埂绕眠羊泾浜伸向远方，三里地的地方便是保圣寺天王殿的广场，而“吴县五高”就紧邻保圣寺后。从此，陈继昌天天可以看见先生与师母抱着至善步履匆匆行走在上下学的路上；或是在秋夏季的傍晚，俩人抱着至善肩并肩地在田埂上散步的身影。

1977年5月，84岁高龄的叶老重访甪直后写下了那首《重游甪直》的诗，其中的眠牛泾就是指当年他们夫妇上下学与散步时走了将近四年的眠羊泾。至于诗中何以写成了“眠牛泾”，叶圣陶在1984年10月22日从北京写（寄）给甪直中学的亲笔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眠牛泾’实际称‘眠羊泾’，‘牛’字是我随便改的。不知道现在大家是否还称‘眠羊泾’。”这是余话。

故事七：十四岁跟着叶圣陶学会了刻钢板与油印蜡纸

就在叶圣陶一家住到怀宁堂之后，陈继昌、戴宗梁他们也跟着先生学会了刻钢板、滚油印机。那时，叶圣陶把编印《直声》的工作，从学校里搬到走马楼自己家里来了。

刻钢板就是刻蜡纸，用一根专用的铁笔，在衬在一块专用钢板上的蜡纸上写字画图。陈继昌刚开始学习刻蜡纸时，因不得要领，总是控制不住手中的铁笔。尖锐的笔头在蜡纸上不听话的东移西走。是先生教他学会了顺着钢板的纹路刻写的技巧。原来，专用的钢板上，有着一层非常细密的斜斜的纹路，刻写时，只要把钢板稍微往上方斜摆一些，让斜斜的纹路与刻写者的胸脯成平行，然后再像平时写字那样在蜡纸上刻写，就能刻写出横平竖直的漂亮的字体来了。

有时不当心刻错了，也不要急，如果刻错的地方不大，只是几条笔划，就可用铁笔的尾端，在上面轻轻地磨几下，就可以把蜡油填平凹钱了；如果刻写的地方大了，用磨解决不了问题了，就可以用火在上面烘烤一下，让刻错地方那块蜡熔化后，自动弥合错误的地方。先生平时不抽烟，但在刻蜡纸时，有时要点上一支香烟的。他要用燃着的香烟头，慢慢地凑近蜡纸的刻错处，然后飞速地在上面掠动，尽量不让灼热的烟头不慎烫穿了蜡纸，而一旦烫破，这张蜡纸也就无法可救了。

油印也是有诀窍的。首先是油墨，一定要调匀后，再均匀地涂在滚筒上，平整地推在蜡纸上。其次是推滚的时候用力一定要均匀，顺着油印机的网罩移，千万不能让薄薄的蜡纸起皱纹，否则，蜡纸很快就破了，一破，上面刻得辛辛苦苦的字和图就全都报废了。再有，气候的冷暖对油印也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尤其是冬天，能看见嘴里呵出的热气了，这时候的油墨就得适当加上一些洋油，把凝结的油墨融化开。

熟能生巧，后来，陈继昌在完全掌握了这门油印技术后，一张蜡纸能印上一两百张纸呢。

陈继昌14岁时学会的刻写蜡纸、使用油印机的技术，在他到南京电报局组织互济社的活动时，派上了用场。这恐怕是他当时也没有想到的。这是后话。

故事八：还耳提面命地跟先生学会了篆刻治印

就这个学年中，陈继昌不但学业大进，还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在叶圣陶的面提耳命下，从事他所喜爱的篆刻治印，而且技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常常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刻制着一方方的印章与一块块就地取材的竹刻、石雕。

叶圣陶喜爱篆刻并有着深厚的功底，还是他在草桥小学任教时的事。

对此，叶至善在他著的《父亲长长的一生》（2015年8月四川文艺出版社第一版）第9章中，有着权威的描述：

在草桥，父亲给同学刻颗便章是小事一桩，可已经声名在外。从日记上看，常有不相识的谁某托人相求，父亲如日后应付信函一般，来者不拒，有叩必应。用铁笔在石面上篆刻，可不像用毛笔在纸面上挥洒，用力何止千倍；有时在灯下刻了半宿，只一刀很不落位，越看越难看，不得不明晚磨去了再刻，父亲在抗战前，用的一直是比铅笔杆稍细的一把日本刻字刀，是同学吴湖帆先生送的，很锋利，从没见父亲磨过；抗战中带到乐山，毁于敌机轰炸；伴着它毁了的，有湖帆先生在草桥时送的一幅绢本的《天女散花图》。父亲伤心透了，此后印刻得极少，古稀前后给小沫、兆言都刻了一颗阳文的篆字章，笔画尚纤细匀称，用的是平头刻刀，却是当时才几分钱的小学生文具。有一回我看他刻着刻着，刀口崩了，就用自己装订杂志文件的锥子来代替。当时他只要说一声，我会立刻骑上自行车，到八条西口对面的百货商店把刀子买来。

至于叶圣陶把篆刻冶印技艺引进“吴县五高”，并列为副课之一，悉心传授给他的学生们的事，《吴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叶圣陶在吴县》中有这样的记录：

叶圣陶先生喜爱篆刻，各班的篆刻课由他自己担任。课上课余，他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刻诗文互赠，刻花鸟共赏。他当时指导学生刻写的诗文往往富有人生哲理，如“温不增华，寒不减少叶”、“直、凉、多闻”等；有时还根据学生特点刻写诗文，如“时还读我书”等，寓有教育学生刻苦攻读，温故知新之意。

有关叶圣陶擅长篆刻治印的事，叶圣陶的自述最为权威：

余在中学时尝随同学刻印。以刀雕石，须留者留之，不须留者去之，是固人人所能为，无待求师。及抵甪直，睹某氏所藏之《文三桥印谱》，思欲仿效之，乃于业余时间复事奏刀，凡以印章石来嘱托者无不应。其时伯祥辄在旁谛视，商量于布局之先，评议于终之后，且出所有印章石俾余刻之，刻何字何语，作何形何式，多所授意，故为伯祥刻者特多。

叶圣陶不仅是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其篆刻也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2012年9月8日的《收藏快报》上一篇《叶圣陶的篆刻艺术》，对他喜爱篆刻艺术的来龙去脉有着生动的描述：

叶圣陶青年时期入苏州草桥中学学习，受南社名宿胡石予熏陶而爱好篆刻。其早年作品流传不多，目前能见到他的印作有：“浩歌空今古”、“着意更不佳”、“闲愁付酒后”、“圣陶”、“王”（押）等。

先生刻印，取法明清篆刻流派，用刀浑厚，白文印尤有书卷气。从“着意更不佳”、“闲愁付酒后”印看，在字法和章法上，有清代篆刻家吴熙载的遗风。在章法布局上，化繁为简，五字作四字安排，均匀得当；用刀圆润稳健，隐敛锋芒，不漫不漶，笔笔交代得清清楚楚，技巧自如；透散出一股淡淡的儒雅之气。

而“王”（押）一印，仿元代押印，上部一个楷书“王”字，下部一个状如花纹符号的花押，空灵逸美，古雅可喜。这类笔画简少的元押印是极难模仿的，叶圣陶先生能将其刻制得如此有神韵，可见造诣是不浅的。

先生曾有论印语：“印之平面大抵不盈方寸，为白为朱，罔非执刀雕凿，去所不需而存其所需。自非不为，为则童子犹能之。然局势之疏密、笔画之曲直、刀锋之劲弱，相去几微之间而工拙悬殊，美丑彰然。故以艺事言，虽奏刀终身未必定臻佳境也。”是其治印的经验之谈。

叶圣陶先生熟稔古文字学，其篆刻和他的书法一样，线条圆润，古雅秀逸，虽平淡无奇，却颇朴茂古雅，堪称近代学者治印之典型。

故事九：一口义井的故事

这年的初秋有点特别，早早就进入了枯水期，别说那些沟浜渠塘了，就连镇上那条通澄湖的市河里，也浅得难以通船了，河水混浊得像浑堂里的洗澡水，而且有些发臭。于是，镇上仅有的几口公井，成了家里没有水井的人家的聚集地，淘米汰菜饮用水，主妇们都到那里去取。僧多粥少，公井边就排起了队。

怀宁堂走马楼前有口水井，听说还是在陈继昌的阿爹手里开挖的，就在走马楼与陈继昌家那几间屋子前的院子里。院子南北两扇门，一扇通后门，一扇通戴家弄。于是，左邻右舍的女人们，就提着拎着走进怀宁堂，借陈家的水井一用。然而，陈家水井再深，泉水再充足，也经不起大家一天到晚串马灯似的汲取，很快，井就见底了，吊上来的水也混浊了。

黄月英看在眼里，恼在心头：真是打翻白米挑仔鸡，前人种树后人乘风凉！照此下去，香火赶出和尚，伲东家也只好到澄湖里去挑湖水用了！一气之下，她干脆等大家上班出门后，把前后两扇门全部上了栓，不让邻居进来。

这一下，可算是得罪人了，左邻右舍生气了，西邻的戴家（戴振铎家）有实力，一气之下，干脆叫来几个农民，就在自家院子挑灯夜战，挖开了水井；东邻有个脾气暴躁的邻居一气之下，就与黄月英吵闹了起来。

14岁的少年陈继昌见了，就感到自己姆妈太自私，做事不对头，就劝姆妈仍然和以前一样，敞开前门后门，让东邻西舍进来用水，还用左邻右舍以前对他家的帮助事例提醒姆妈。黄月英被儿子这么一劝，自感太小器，就仍像以往那样打开前后门，任由“金厢邻”进来用水。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连几天，尽管陈家的水井里的水是满满的、清清的，左邻右舍却不再有人进来自讨没趣了。

陈继昌看在眼里，急在心底。这天，他灵机一动，用毛笔蘸了墨汁，在青石质地的井栏圈上两个侧面上，写下了大大的“义”“井”两字，然后拿起一把钢凿与一把斧子，照着这两个字“叮当叮当”地凿了起来。他把先生教他的刻图章的本事，用到了雕石上。显然，陈继昌想用这种无声的语言来告诉左邻右舍：这口虽不是公井，但同样欢迎大家仍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前来取用。

这把钢凿是不知从哪弄来的旧货，显然不是坚硬的石灰岩的对手，再加上技法与刻雕图章根本不一样，得靠斧头的冲击力，才能在石头面上留下一点浅浅的印痕。陈继昌连锤带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在两面的井栏圈上，敲凿出两个阴刻的字体。由于不得要领，左手背上不当心被砸出了几个淤青，右手握钢凿的虎口处，硬是磨出了几个血泡。

对于家中祖传的这口水井及上面的“义井”两字，陈世麒妈妈回忆道：

这口水井是我爷爷手里就有的，当时我们陈家门吃的水，都靠这口井。井圈上头的两个字，的确是我父亲当年凿出来的，因为我奶奶曾告诉我说：你的爹爹小辰光闲话不多，就欢喜一个人默出出（苏州方言：不出声的意思）做事体的，他在井圈上凿这两个字的辰光，我还问他说：你是不是想学做石匠呀？

至于左邻右舍后来有没有再到陈家的水井里去用过水，这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要告诉大家的是，陈继昌跟着叶圣陶学得的这手刻制图章的本事，在十年后的一次特别的环境下，居然发挥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作用。这是后话。

故事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应该说，戴宗梁是叶圣陶当时最看重的学生，当然，这与他比陈继昌他们年长几岁、且画有一手不错的图画有关系。叶圣陶一家住在陈继昌家时，戴宗梁、严大椿是常客，他们协助叶圣陶刻印钢板油印《直声》等宣传材料，当是主力军。当时《直声》上一些插图与设计，大都是出自他们的手。宋志诚则来得少一些。

叶圣陶喜欢为学生改名字，一次，叶圣陶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对戴宗梁说：“戴宗梁戴宗盘（戴宗梁又名戴宗盘），苏州话读得快一些，人家还以为水浒里的那个神行太保戴宗呢。依我看，你倒不如索性叫戴宗得了。”

戴宗梁搔搔头，坦率地说：“我不喜欢戴宗。”

“理由？”叶圣陶饶有兴趣地问道。自从前年听了陈继昌对水浒一百零八将的评价后，他对这个小镇上的几个喜欢看此书的学生的见解更感兴趣了。

“太神了。书中的戴宗有什么道术神行法，就是把神行甲马拴在腿上，最快能日行八百里，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这种奇人的。不可信。”

“唔，有道理！”叶圣陶赞许地点点头，望着与自己一样高的戴宗梁，略一思忖后又建议道，“那，索性改戴忠，怎么样？”

“忠诚的忠？”戴宗梁一听便略有所悟了。

“对。”叶圣陶停下手中的活计，望着戴宗梁正色说道，“做人，第一要忠诚。对爷娘、对师长、对同学，对朋友，只有忠诚、忠厚，才能使人喜欢。还有，对国家，对事业，也要忠诚……”

戴宗梁听得直点头，佩服得当场表态说：“先生说得对，这个忠同音不同字，意义却大不一样了。我喜欢。”

戴宗梁接收了先生的建议，在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后，就当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戴忠。

宋志诚也有这样的回忆。1977年叶圣陶重访甪直的当天，时年76岁的他告诉笔者：“民国六年，我到五高求学，叶老是我的级任老师。先生委我任级长。那时候我名叫宋志成。先生说，人贵于诚，给我改名宋志诚。就从那天起，我就一直用这个诚实的诚了，用了一辈子。”说到这里，宋成诚又不无激动地回忆道，“抗日胜利后，我流落到上海，生活无着，先生随即领我到《文汇报》馆，恳请报馆收容我卖报谋生。先生时常教育我说：时势乱，要讲气节。这些教诲，至今还铭刻在我的心中呢！”

至于陈继昌的名字，先生也提过建议。当年他不管是上学还是在平时，用的都是陈寿鋆。当先生知道他还有一个继昌的学名后，就向建议说：“寿鋆这个名字虽说不错，但有点俗，又是要长寿，又是要金子，有点自私。我认为你以后要多用继昌这个名字，继续、继承，还有兴旺昌盛，有一定的广义。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继续不断的繁荣昌盛，那才好呀！”说到最后，先生还不无幽默地对陈继昌来了句“继昌你意下如何？”

陈继昌开心也来不及，先生学富五车、才华横溢，而且高瞻远瞩，胸襟博大，听先生的话绝对没有错！所以，从此起，陈继昌无论在哪个场合，都用继昌这个学名了。

2018年5月2日上午，笔者在采访陈世麒妈妈时，陈妈妈说：

听我母亲讲，我父亲生前非常尊敬叶圣陶先生。开始，我父亲认为读书是为了识字算账，长大了好做生意。叶老住到我家里后，经常教育我父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引导我父亲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老师。我镇上最早参加革命的戴宗梁（即戴忠。笔者注）烈士，也是叶老的学生。

1952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苏南字第1930第000048号”为编号，向陈继昌家属授予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2014年12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以“1930苏烈字第000048号”的编号，向陈继昌家属换发了《烈士证明书》；证书上写有“陈继昌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等字样。

六、曾被叶圣陶改名的烈士

前面已提及，当代甪直镇革命烈士戴忠的名字，是当年叶圣陶亲自为他改名的。烈士戴忠，在《甪直镇志》与《甪直名人选》上都有他的事迹简介。综合如下：

戴忠（1903—1942），原名宗梁、宗盘，字敏求，别号达旦。出生于甪直镇东市下塘79号。世代从教，家庭清贫。小学时代，在叶圣陶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积极参加“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帮助叶圣陶编印进步刊物《直声》，并上街散发宣传。

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民国11年（1922），在家乡主编不定期的进步刊物《壬戌》，免费供应“五高”学生阅读。19岁时，与镇上朱菱阳、钱信孚一起恢复叶圣陶创办的《直声》文艺周刊。21岁，与严大椿、徐文骏等人创办《挣扎》杂志。“北伐”前夕，在共产党员金家凤的支持下，与严大椿、朱菱阳、戴宗仪、朱迅鸠等青年成立“中国国民党吴县甪直镇区党部筹备处”。向工农大众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此后，因经济困难，由朱省疚介绍到昆山县陆家浜龙王庙村小学任教。民国28年，在苏州洙泗巷小学教书时，经严修桢介绍参加抗日部队。

民国29年夏，在常熟东乡参加了新四军地方工作，担任编辑工作。是年秋天，戴忠、沈省山等6人在常熟徐市戴饭桥被捕，在常熟汪伪监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斗争到底。后被组织营救，集体出狱。他因受刑，右脚致伤，后在常熟县政府担任秘书工作。民国30年，随部队北撤，驻扎靖江县丁家庄如皋县张横村一带，管理区小学教育工作，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民国31年5月，在苏北靖江县丁家庄病逝，年仅39岁。

2018年4月21日，笔者专程前往位处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公墓里单独辟出来的烈士陵园瞻仰。这是一组甪直镇的现代革命烈士墓群，面南背北；从东逐一瞻仰，他们分别是：陈继昌、戴忠、刘子蓉、王仁林、曹全林、许重。在每个墓穴所对应的后面墙壁上，是六位烈士的生平简介；墓前一块高高耸立着的犹如直指苍穹的剑矢状的烈士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鲜红的隶体大字，在初夏的阳光下格外醒目与肃穆。

七、他在这里培养了儿童文学家严大椿

严大椿号锡寿，1909年出生在甪直一家拥有一千五百余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庭里，他从小聪明好学，在本镇第五高等小学读书时，班主任恰巧是叶圣陶老师，在叶老的教育培养下，作文成绩很好，经叶老师的鼓励，他常投稿《儿童世界杂志》，皆发表。

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甪直，叶圣陶与进步教师王伯祥、朱文钟等连夜商议，翌日上午就集合全校师生，由叶圣陶讲述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意义，接着全校师生

在甪直全镇进行了游行，分派小组在街头人多处作了演讲，下午在操场上开了群众大会，由叶圣陶再次向镇民讲述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意义，使这千年古镇第一次听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声音。

严大椿亦参加了街头宣传小组，深刻地认识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又与同学戴宗梁、钱信鱼等创办《挣扎》半月刊，以宣传民主思想，揭露社会阴暗面，深受叶圣陶、王伯祥等老师的赞赏。后来受阻于地方封建势力而失败，就去上海进持志大学附中及立达学园读书，这时他竭力追求进步，靠拢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参加送信、发传单、贴标语等工作。父亲故世以后，家中计议分拆家产，写信

叫他回家继承田产，他非但不回家，还写信家中拒绝继承，大意是：虽然我身体是父母生的，但我的生活和读书都是农民血汗所供，我将来要自食其力，不做剥削者。直到解放，他始终没有接受过田产和租米。

1928年立达学园毕业，就设法筹措费用，自费去法国格城大学留学，这正是当年陈毅元帅勤工俭学的地方，但那时己没有勤工俭学，都是自费，过两年物价飞涨，因经济不支而回国。

回国以后，经叶圣陶老师介绍，就在开明书店、儿童书局等处任编辑。他常说：“教育后代，就要从儿童时代开始，我愿意做这工作。”从此就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儿童文学的写作生涯。在他的作品里着重贯彻了爱祖国、爱劳动的思想，并教育孩子要勇敢正直，实际上这些都是他自身的写照。1946年加入了上海市儿童读物工作者联谊会。

他为人十分仁慈，有些老好人的样子，实际却十分耿直，解放初儿童书局里就他一个人揭发了官僚资本，并帮助政府接管，曾遭到威胁、说情等种种阻拦，但他不畏强暴，不讲情面坚决揭发。他说：“当我认为这是件该做的事时，就不计个人得失，努力甚至拼死也要完成。”

后来调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他由单纯的嫉恶如仇，转而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毕业后分配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1953年冬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促出版系统总支宣传委员。后来为了适合他的工作和照顾家庭起见，1955年调回上海儿童出版社工作，先后两次被推选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代表。

严大椿终生从事儿童文学工作，是国内有名的儿童文学家，数十年来在国内外报刊投稿发表了数不清的著作和译著，如《大象塔本》等，至1984年统计单行本即达三十五种，若干著作更被译为日文、法文在海外销售，日本儿童文学家访问上海，曾数次参加接待，颇有影响。

严大椿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于1991年1月15日因病逝世，享年82岁。

1922年四月，因夫人胡墨林分娩在即，叶圣陶不得辞去只担任了两个月不到的北京大学预科讲师一职，匆匆回到甪直镇，翌日即举家迁回了苏州城，离开了走马楼。

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叶圣陶没有再回甪直镇。然而，他心中始终想念着这片留下了他深厚而又特殊的感情的千年古镇，怀念着他的走马楼。当年，他就是在这里开始他作为教育家的真正教育生涯和文学家的创作生涯的。为此，在1977年春，他下了决心携部分眷属回苏州访问。动身前，他嘱次子叶至诚和无锡的薛明分别向苏州教育局教研员罗世杰（1932一 ，福建清流人。民主促进会会员。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特级教师。历任苏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主任、苏州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科主任、苏州市教育局教研员）去信，告知了他们的行程，其中就有“想到走马楼看看”的希望。在信中，叶老特别叮嘱罗世杰“不要向地方政府部门通报他来苏州的事情，以免给有关领导增添接待工作的麻烦”。素知叶老一向严以律己、宽厚待人的罗世杰接信后，尽量封锁了消息。

然而，当时连罗世杰也并不清楚，叶老想看看当年他居住过的走马楼与楼前的荷花池等，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了与陈家一墙之隔的甪直中学的大礼堂与学生宿舍了。

2018年4月6日，笔者在采访陈世麒妈妈时，得知了整个私产“变成”公家的前因后果。

八、走马楼变成了学校的宿舍

采访中，环顾陈世麒妈妈现在居住的两间平房，笔者忽地想起已提了好多次的“怀宁堂”，不由问道：“陈妈妈，您家的怀宁堂呢？在哪里？”

“怀宁堂在七十年代初期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笔者听出了陈世麒妈妈的言内之音。

“他们先来拆掉了荷花池，后拆怀宁堂墙门间。”

“他们？他们是谁？”

“他们是当时的镇革委会与隔壁的甪直中学。”

“陈妈妈，这是怎么回事？您慢慢告诉我。”

于是，笔者的笔下又有了这样的一段陈世麒妈妈的口述实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天，一帮“四类分子”（“文革”中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的简称）来到我家的院子里，二话没说，就拆起了那只三十几个平方的荷花池。原来，镇革委会看中了我荷花池四边的石驳岸（笔者注：指荷花池的围墙），要拿那些砌在驳岸里的花岗石，拆到外头去搭“施令台”（笔者注：指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派专门召开批判斗争“四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上面发号施令、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平台）！

我屋里的荷花池，是祖上传下来的私产，每块花岗石，都是方凳大的，怎么能被人家随随便便地抢去呢？我勿卖账，急忙上去制止，问他们：是啥人叫你们这样做的？他们只对我说：“你不要来问我们，去问镇里。”

我急忙跌到镇革命委员会，找到那个戴着红臂章的负责人，向他问个因为所以然。没想到那负责人翻着白眼对我说：“这是地主的房子，现在镇里要造革命的施令台，要把你们荷花池的石头拿去用哉。”

我又急又冤，说我从来没有评上过地主，连富农也勿是！这只荷花池是我爷爷陈肖岩祖传的私产，你们不可以自说自话抢过去的。他听了，朝我眼睛一瞪，说：“荷花池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作为四旧破除的。”

我火哉，问他说，这样随便强拆人家的私产，上头阿有文件？他朝我眼睛一弹，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就是上头的文件！

当时，我男人陈焱在乡下教书，正受运动的冲击，被人家贴了大字报，要赶出校门勿许当老师呢，他自是勿敢响。就这样，我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荷花池被镇革委会的人拆掉，造了施令台。

过了段时间，学堂里来人了，一帮泥水匠，响也勿响，就在我院子里砌起了围墙。我一看又急了：这么大一块场地，都是我陈家祖传的，拆荷花池驳岸造施令台就算了，怎么要把这里也圈过去呀？我问他们：是啥人叫你们这样做的？他们说：“是中学革委会叫我们这样做的。”我问他们为啥要这样圈？他们说：学堂里学生子多了，地方不够用。

我晓得与地方呒没道理讲，就又气又急，一个人坐了半天的船与汽车，赶到苏州的吴县文教局革委会，去问领导。那领导对我说：“你不要急嘛，要还给你们的。”嘴里这样说，手里就是不动，也不打只电话下去。等我回到家里时围墙早就砌好了，就连后门也钉掉了！

我再赶到县里，找那位领导反映，领导双手一摊，说：“（围墙）砌也砌好了，我没有办法了。”气得我当场一口血也险乎喷出来。

我横想竖想想勿通，就三天两日跑县里，与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在我几次三番的努力下，后来，县里总算让学堂把我家院子靠西北的成了一片烂泥潭的荷花池的地方，退还了我们，另一半就在原地造了学生宿舍。

“那么怀宁堂与走马楼呢？它是怎么回事？又是什么时候变甪直中学的？”笔者问。

于是，在笔者的笔下，又有了陈世麒妈妈的这样一段回忆：

怀宁堂是我陈家氏族的，蛮大的，有大厅、茶厅、墙门间、神志间（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专用屋），包括走马楼，还有六房里的五开间洋房。我爷爷陈肖岩属五房，五开间洋房属六房的；六房里被评上了“地主”，我们五房因为田地都早就没有了，所以爷爷陈肖岩的成份是“职员”。当时怀宁堂的大厅与茶厅等墙门间，是我陈家氏族里共用的。

怀宁堂当时没有拆，但在土改的辰光，因为我陈家氏族里的人大都老的老、小的小，有的在外头工作，只剩下几个女人与小囡。所以，在土改的时候，整个怀宁堂连带大厅、茶厅、门墙间、走马楼及洋房，就一起被划给了公家。说是划，也从没有见过任何文件与通知；而隔壁的甪直中学也因为生员不多，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一家人，仍旧从大厅旁进出。

大约在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他们把怀宁堂的墙门间拆掉了。

这样的日脚只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年，大约1973年还是1974年，这天，隔壁甪直中学来了三个人，一个是学堂工宣队队长徐佩本，一个是学堂总务后勤的吴兴福， 还有一个是做老师的周德。他们三个人来到我屋里，对我说：现在学堂里学生增加了，地方不够了，你们的怀宁堂大厅要启用了。为安全起见，我们要在这里砌堵围墙。

我从小到大一直住在里面，四十几年都是从怀宁堂正门进出的，现在把我们出入的路都堵死了，叫我们怎么办？所以我问他们：“你们造了这堵围墙，叫我们一家人从哪里出进？”

他们回答说：“我们早就帮你们想好了，正门砌断后，你们就从隔壁的戴家弄里走。”

当时我没有同意。那三个人就今天来，明朝来，横说竖讲、软磨硬泡。眼见生米煮成熟饭，我晓得再勿同意也没有用了，只好咽下了这碗哑巴汤。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陈焱已离开学堂，到胜浦公社的供销社站柜台去了。我屋里就我们娘四个，都是女人，手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也吸取了上两次的教训，晓得再往上头跑也没有用！所以又只好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砌起这堵两三米高的围墙，把怀宁堂正厅与我住的房子隔断了开来，我一家人从此也只好每次绕道从隔壁戴家弄进出。喏，就是刚才你来时走过的那条弄堂。

在这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无法无天的辰光，我是有理无处讲，有苦无处说，一家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私产，被人家一点一点地全部弄了去……

听到这里，笔者不由在心里拍案而起：真是乱世怪象多，虽说当时是一个国家宪法被践踏、公民人格被蹂躏的年代，但她们毕竟是为了今天普天下人民的幸福生活而舍身取仁的革命烈士的亲人呀！难道她们连最基本的生活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吗？她们的人身权力也应该这样随意侵犯吗？这其中，始作俑者们的最基本的是非感在哪里？人性又在哪里？

有关陈世麒妈妈家的怀宁堂、走马楼被一墙之隔的甪直中学所用一事，人称“甪直通”的严焕文先生，也在2018年4月9日下午致笔者的微信上作了佐证：“当时我在甪直中学读书时，怀宁堂改成了学校大礼堂。”

陈继昌烈士的孙女陈晓华也告诉笔者说：“当时我家的荷花池蛮大也蛮好的，我记得我小辰光在六月里，经常要到池里采荷花的。从此再也没有了。”

九、众口铄金：码头边的深情回忆

连苏州的罗世杰也不清楚怀宁堂、走马楼早被占用，远在北京的叶圣陶更是不知道了，但他行程不变，按计划作苏州行，并在5月16日一大早，携家眷来到了苏州南门的轮船码头。

事后，罗世杰在他的一篇题为《宗师风范 永存人间》的文章中写道：

这回，叶老在苏州逗留了四五天，甪直之行则是他的“重点”节目。五月十六日一大早，叶老在我们三四个朋友的陪同下，乘一艘小艇，在吴淞江的浩渺烟波中驶往水乡古镇。三十六里的水程，小艇开了三四个小时。尽管机声震耳，叶老始终兴致勃勃，时时透过船窗，眺望美丽的江南沃野和村庄，毫无倦意。

到了甪直镇，“叶老来了!”的消息立刻不胫而走，男女老少，团团簇簇，一齐向老人围拢过来。叶老眉宇舒展，挂满笑容，连连拱手作揖，向群众致意问好。不少人都拉着老人合影留念。叶老竟还叫得出其中几个已经七十来岁的学生的名字……我们陪着叶老参观了保圣寺的古塑罗汉、陆龟蒙的墓冢和斗鸭池古迹，沿着他当年常常漫步的小街小巷缓缓游览。他当年任教的“第五高等小学”，现已焕然一新（现名为甪直小学）；那几棵高大的银杏树，一片葱茏。叶老深情地抚摸着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大树，端详着眼前发生的变化，频频点头。在这里，在甪直，叶老看到了小镇的新时代风貌，也看到了江南水乡犹存的古老特色。这次旧地重游，叶老感到无比的欣喜。只可惜来去匆匆，未能尽情游览观赏。

这次陪游，有两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一件是那天中午进餐，当地领导和他当年的几个学生，遵照叶老的意见，只略备了几道新鲜的江南菜肴，有藕和莼莱，还有一两味鱼虾，而叶老却说：“我吃得不多，准备了这么些菜，公家和各

位过于破费了。不敢担待！不敢担待！”另一件事是在归途中，他对我们说，要能在苏州到甪直修一条公路就好了，农民进城省时方便，甪直的文化经济也会更加发达昌盛．可是，水网地区筑公路要造许多桥。平桥，省钱；但帆船要落篷，诸多不便；架拱形大桥，化钱又太多。现在国家财力有限，不胜负担。老人家不无遗憾地说：“看来，只好等待来日再解决了。”

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即使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也往往会自然地显现出其道德的光辉。德昭望重的叶老，在这次重到甪直的短暂访问中，他的言谈举止，就给人们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象，赢得了人们由衷的敬佩。而对我来说，则从中汲取到了更多的宝贵滋养。

叶老曾对我说，如果身体康健，以后还要再回故乡。讵料此后叶老的健康状况一直欠佳，这“再来”的愿望终未实现。然而，可以告慰于叶老在天之灵的是：您曾牵挂的苏州——甪直公路早已建成；您对甪直人民的许多良好祝愿，正在一一实现。在您的第二故乡，叶圣陶纪念馆已经落成。您的高风亮节，正在广泛地冶育着人们的心灵。您的嘉行懿德，永存人间。

有关叶圣陶五十五年后重返甪直未见走马楼的遗憾，在他的后来补记的《<甪直闲吟图>题记》中也有透露：

……询余所居陈氏之楼云今为中学之宿舍，各乡学生就学者居之。欲往一观而未果，亦思重循当年到校返寓之径，重观伯安当年之小书斋今复何若，皆以时促而罢。

1977年5月16日，高龄83岁的叶圣陶在家人与吴县人民政府领导的陪同下，回到阔别了55年的甪直镇，作故地重游。笔者作为吴县政协文史委特邀的吴县业余作家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盛游。叶老一行是坐吴县政府提供的从吴县车船监理所借来的一艘快艇，于上午8点前在苏州城南门码头起锚前往甪直镇的，笔者因故坐上了农村长途班车，先到郭巷公社，而后再乘坐一朋友的卡车前往的（那时苏州南门到甪直镇尚未通直达长途班车）。所以到达甪直镇时，叶圣老已在众人的簇拥下，先后参观完保圣寺、甪直小学，去镇招待所用午餐了。镇政府门卫不让陌生人进，笔者在镇上随便用了点午餐，才去镇招待所门前恭候。没想到叶圣老他们已用完午餐，回到镇前码头，乘上了返苏的快艇。

当时，目送快艇消失在吴淞江后，岸边还站着不少送别的人们，大都是叶圣老当年的学生与好友，笔者所能记下的是顾柏生、钱信鱼、许倬、殷之盘、宋志诚、皇甫仲墀、周虎生等，还有一个叶圣陶当年的好朋友、当地名中医金里千先生。

有关金里千医师与叶圣陶的友谊，其子金庆雷有段回忆：

顾颉刚与父亲属姻亲，其续弦名殷履安，是外祖父殷俊生的堂妹，故父亲当称顾为姑夫。由于这一层关系，父亲与叶圣陶亦成了朋友。父亲是《小说月报》的忠实的读者，而叶圣陶正是《小说月报》的编委，加之这一层关系，更加深了两人的交谊。当时顾颉刚在北大读哲学系，父亲的堂弟金家凤在北大读历史系，他们每次回来，大家常会聚在一起，讨论北京的教学动态与时事要闻，或则针对本地区社会民生问题交流看法。这期间，父亲常与叶先生在农民问题和教学工作等方面，每持相同的观点。

这批叶圣陶昔日的学生，当时都已是年过古稀的耄耋老人了。笔者有幸与他们围坐在吴淞江码头上，当面聆听了他们对恩师的回忆。

顾柏生第一个陷入了深情的回忆中：1917年秋天，叶先生看见学校里那棵千年古银杏树下有片空闲的乱石地，于是，灵机一动，他和王伯祥等同事们一起动手，把这片乱石地整理为一片纯泥地，然后就请住在学校旁边的一个老农民，在他的指点下开始在上面试种些蔬菜瓜果。叶先生的初衷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利用业余时间与空余的田地，种些瓜果蔬菜，以改善生活，节省些伙食开支。

但是先生们的举止，引起了我们这批学生的关注，在寿鋆（指陈继昌。笔者注）的带领下，大家一有空就主动前去帮助先生们浇水松土施肥，采摘蔬菜。叶先生见状，有了启发：对呀！这不正是新潮学校的一种方向吗？让那些平时衣食无忧却五谷不分的同学们，在简单的田间劳动中，既培养了勤劳刻苦的精神，学得了基本的农事技术，还切实体味到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实在是何乐不为的大好事呀！

当下，叶先生他们一合计，就把这片田地改为了学校的农场，给它起了“生生农场”的名字。“生生”两字，指的是先生和学生，师生共同开荒种地，让学生在学农的过程中锻炼筋骨、磨练意志，懂得“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寿鋆帮助先生挖地种菜时，节掐子（甪直方言：指甲）也弄脱过，当时有人讥笑他拍先生的马屁呢！”

顾柏生回忆到这里，金里千伯伯（其长子金庆雷是笔者在吴县法院任职时的同事，小儿子金庆江又是笔者早年的文友，我们之间几十年交往甚密，故曾尊称时任甪直中医师的他为伯伯）说话了：“我记得，不是开辟生生农场时弄脱的，是搭戏台的辰光。是被石头压脱的。当时，我就在旁边。”

顾柏生老人听了，认真地想了想，摇摇头，固执地说道：“不，我记得是开生生农场的辰光，在学堂里搭戏台辰光，先生们请了外头的匠人工，大石头都是他们扛与搬的，我们学生子弄不动，先生也不许伲弄的。”

可是，金里千伯伯还是摇了摇头：“格辰光（甪直方言：那个时候），为开荒地，镇上那家人家已吵到镇公所去了，说底下是他们的祖坟，勿许挖。闹得蛮结棍（甪直方言：很厉害的意思）的，先生步步谨慎，只怕再节外生枝，弄出事体来，给人家拨错头（甪直方言：找碴的意思）呢！”

顾柏生老人听了再想了想，点点头说：“可能是我记错了。当时我们至多做些除除草皮、拣拣石粒子、松松土的轻松事，是不许我们做大人的生活的。”

说到记性，众老人异口同声地赞扬叶圣陶的记忆好，上午他们在码头上迎接叶圣陶时，“先生居然还十有八九认得出来，叫得出我们的姓名呢！”

这时，久没吭声的钱信鱼老人说话了：“我记得当时我们高小的国文课本都是些文言文。叶先生来后，给我们上的国文课本，是间授白话课文的。这些白话课文都是他自编自选的。教文言文，叶先生就自编作者传略及语释等，帮助我们理解课文。他讲课时，有时先要我们默读一遍，初步领会内容，说出文章体裁，是叙述文、记事文、游记？还是议论文？并说出各体裁的特点，然后让我们试读试讲，最后由叶先生纠正归纳；有时叶先生先讲解，然后让我们默读思考，再指名个别朗读加深我们对课文的认识，最后各自分段，归纳文章的段落大意和全篇要点及中心思想，并要求大家列表于课文之后。这种读读讲讲的教法，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

许倬老人则回忆了叶圣陶当年对他们的课外辅导事，他说：“当学到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课文时，先生就启发我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实物，指导我们如何制作捕虫网，带领我们到园地或郊外去捕捉昆虫，采集植物，制成标本。夏季天热时，叶先生还启发我们利用防腐剂保护制作的昆虫标本。通过这些课外活动，使我们了解了一些昆虫的形态与习性，学到了一些植物的种类和生长情况。”

“有时候，叶先生还带我们去野足。”钱信鱼老人连连点头表示认同，“当学到一篇游记时，叶先生就引导我们去郊外观赏景物，去旅游。要我们把看到的名胜古迹，自行命题写作。有时候，叶先生还引导我们到社会上去观察人们的生活动态，要求我们运用课本上学到的描摹、叙述、抒情、议论等等手法，写成文章。除此以外，他还要求我们写日记，把自己的生活、活动、学习心得等记录下来，帮助我们养成良好德行，提高写作水平。

“有几次吃过晚饭或礼拜日，我到走马楼去看老师与师母，经常可以看见他在屋里专心地篆刻。他曾对我说：篆刻是一门艺术，这种艺术能练习字体和调剂生活。后来，他教我们习写正草隶篆各种字体，还让我们懂得阴文和阳文之分。在高小三年中，叶先生教会了我们刻字的技能。

“叶先生还提倡新文学，国文课上选教了很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同时还向我们介绍新文艺刊物，指导我们创作投稿。当时，我和沈麟书、严大椿、许倬几个同学，经常要到走马楼去看望先生的，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经常写稿寄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周刊，严大椿的第一首诗就是在那里发表的。我们写的稿子，大多具有反封建的内容……”

在听老人们闲谈时，笔者见到了站在人群中的周虎生，他当时红着眼圈对大家说：“叶圣陶老师关心我，使我这个旧社会穷得快要讨饭的小男头，竟然也能读上几年书，这是叶先生的恩德，我永生不会忘记的……”

我问周虎生：“那么，你还记得陈继昌吗？”

周虎生眼睛一亮，有些激动地回答道：“怎么不记得！当时他不叫陈继昌，叫寿鋆。寿鋆是个好人哪，我小辰光，他还帮我打过相打呢，是和一帮野小鬼，他们一直欺侮我。可惜，解放前被国民党杀害了。当年，寿鋆还几次送山芋给我兄妹俩吃呢，我记得有一次过年，他还送过一块年糕给我吃呢。”

于是，通过周虎生的叙述，笔者又得知了叶圣陶在甪直任教时，还紧衣束食、侠义帮助了周虎生、阿菊等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这些往事也可以摘抄三段史料为佐证：

他爱生如子，从不发火。对家境困难的学生，他总是出资帮助。当时有一个叫小阿虎的就是他出的面，让小阿虎进学校免费念完了小学。

（摘自《吴县文史资料》第二辑中的《叶圣陶在吴县》一文，第92页）

叶圣陶的小说《阿菊》（原名《低能儿》），写一个小镇上穷人家的孩子阿菊上学第一天的心理活动，他对学校里非常普通的事物、对老师的爱，都觉得新奇。阿菊的原形阿虎，就住在保圣寺前。他家生活十分困难，父亲整天在外，靠给人家做红、白喜事的执事养活一家。阿虎的母亲又瞎又聋，精神不正常，阿虎小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就成了一个低能儿，正象小说里写的一样。阿菊怎么上学的呢？小说里没有写，生活中的阿虎却是叶圣陶资助上学的。叶圣陶那时常从他家门口走过，知道了他们家的情况后，就出钱供阿虎上学，直到三年级。

（摘自江苏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7月编印的《纪念叶圣陶文集》中《甪直与叶圣陶的创作》一文，第53页）

曹纪川先生还陪同我（叶圣陶研究学者商金林。此为1979年5月他因公路过苏州访问甪直后写的回忆录《访叶圣老的第二个故乡——甪直》摘录。笔者注）去甪真镇理发店，拜访了阿虎的儿子。阿虎的父亲是做短工的。当年，叶老曾让阿虎进学校免费读书，在小说《阿菊》中，为他描绘了光明的“另一世界”。可是，饥寒的煎熬又迫使阿虎离开了学校，去学理发糊口。叶老的良好的愿望并没有改变阿虎的命运，然而，正是这种同情被压迫人民的思想，为苦难中失民追寻光明的“别一世界”的愿望，促使叶老紧紧地追随着革命前进的步伐。

（见《纪念叶圣陶文集》《访叶圣老的第二个故乡——甪直》）

至此可见，叶圣陶当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低能儿》中的阿菊，就是周虎生与另外那个也受到叶圣老资助上学的阿菊了，叶圣陶在创作这个短篇小说时，他把这些当年得到他资助而得以上学的穷苦人家的孩子，综合为一个人了。

令人欣慰的是，事隔半个多世纪，吐圣陶还和阿火重逢于一旦。

叶圣陶重访甪直离开苏州回北京后，还作了一首七律《重回甪直》，以示纪念：

五十五年复此程，淞波卅六一轮轻。

应真古塑重经眼，同学诸生尚记名。

斗鸭池看残迹在，眠牛泾忆并肩行。

再来再来沸盈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事后，叶圣陶对此七律中四句作了注释，开头一联“五十五年”句，注的是“自甪直迁回苏城在一九二二年”；“淞波卅六”一句，注的是“苏城甪直间水程三十六里”。第三联两句也有注，第五句注的是：“陆鲁望祠已毁，斗鸭池涸而通水阁之二石桥尚在。”第六句注的是：“曩与妻晨晚到校返寓，常循眠牛泾。”

然而，世事无常，岁月无情。谁能料到叶圣陶1977年5月重返甪直，竟是他老人家人生的最后一次，众学生、朋友临别时的“再来再来沸盈耳”，成为了绝唱！叶圣陶那天因时间关系，未能前去走马楼一走的愿望，也成了他终生未了的遗愿。

但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甪直镇，而且回来后，就永远不再走了。

1988年2月16日8时20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十、叶圣陶魂归甪直内情解密

20多年后的2015年，笔者采访了当年叶圣陶纪念馆筹资建造的主要负责人，原苏州市吴县县委宣传部长，时年已88岁高龄的詹一先，听老人讲述叶圣陶魂归甪直第二“故里”一波三折的个中细节，更从中获得了“与叶圣陶的骨灰同时安葬还有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是谁”的惊天秘密。

1、各方求援，筹资建造纪念馆

1984年上半年，因年龄关系，詹一先从吴县县委常委、县宣传部长任上转为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兼县委统战部长。1985年秋季，怀着敬仰的心情，詹一先专程去位处苏州城东30多里外的甪直镇，察看了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与胡墨林夫妇当年任教的甪直小学。使詹一先喜出望外的是，虽说当年作为女生宿舍的女子楼、四面厅、鸳鸯厅三处原房成为了甪直小学的校办印刷厂，北边还建造了六个车间，但房屋的整体结构没变，保持着半个多世纪前的风貌。詹一先边看边盘算，如果把校办厂搬出去，这片房子经过修缮后，办成叶圣陶先生纪念馆最合适。理由有三点：一是叶圣陶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和夫人在这里任教多年；二是这里三幢房屋都是叶老年轻时工作、生活过的实物；三是这片房屋与小学分得开，无需大拆大建，其中六个车间如改作陈列厅，修建时仍能保持粉墙黛瓦、水乡特色。初估算一下，无需多大的经费，约在十万元左右。因此，詹一先带着计划回去后，先与县统战部、政协各位领导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将叶老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改为纪念馆，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于是詹一先即向时任吴县县委书记的管正同志作了汇报。管书记不但表示赞同，还表示经费不足处由他向分管县长打招呼。詹一先也表示，不足尽可向有关部门争取资助一些。

县委定了大局，紧接着，詹一先就向时任《人民日报》美术师的朱育莲去了信，提出了拟当面征求叶圣陶家属意见的要求。朱育莲夫妇都是甪直人，六十年代詹一先在甪直镇（当时名为淞南公社）担任公社党委书记时就结识了朱育莲，并知道朱育莲的父亲与叶圣陶在甪直小学时曾是同事，关系密切；朱育莲本人与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又是挚友。果然，朱育莲收信后立即复信，不但表示他也热烈赞成为叶圣陶办纪念馆，还毛遂自荐愿意带领詹一先前往北京叶老家征询意见。于是，詹一先即日启程，带着一位同志一起去了北京。为节约支出，他吃住都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家。

抵京后，朱育莲亲自陪同詹一先他们去了位处北京东四八条71号内的叶府。在这所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内，叶至善夫妻热情地在客厅里接待了他们。当詹一先把为什么要筹建叶圣陶纪念馆的意义和规模及希望得到他们提供相关资料的要求向他们和盘托出时，叶至善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地方政府领导还想到家父，为父亲办这么大的事，真是不敢当”，一边站起身向詹一先作揖鞠躬，要代表父亲向詹一先和吴县的领导深表感谢，还表示一定尽力提供资料。

当时，叶圣陶正在里屋睡觉，在叶至善和他的夫人夏满子的带领下，詹一先去看望了叶圣陶。叶至善先生轻轻推开叶老的房门，走了进去。当时，詹一先清楚地看见叶老半侧身朝外香香地睡着，左手搭在被子上，右手放在被子里。叶至善走过去弯身欲喊醒他，被詹一先急忙拦住，摇摇手，意思不要喊醒他。叶至善不无疚意地轻轻告诉詹一先，说叶老现在睡的时间较多，要到下午三点左右醒，然后才帮他穿衣下床。如果天好，在没风的地方坐上个把小时，总之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了。詹一先和朱育莲站在叶老的床前，默默地聆听着叶老轻微的呼吸声，心中百感交集，然后他们双双深深地向叶圣陶鞠了一躬，一起退出了房间。

詹一先满怀喜悦地离京回苏，向有关领导汇报后，就着手与甪直小学谈印刷厂搬迁事宜。县教育局和甪直小学领导都很支持创建叶圣陶纪念馆，经过几次谈判协商，以不能损失小学印刷厂的利益为原则。最后，按印刷厂房屋550多个平方的面积，由小学选地新建，经费由县政协与县统战部负责。先由县拨款6万元到小学，制定计划保证质量，早日竣工迁出。

1987年9月12日，占地1200平方的叶圣陶纪念馆终于正式动工修建。建筑面积共750平方，其中原房址570平方，新建140平方（增添了一间门厅、一间接待室与厕所等）。

尽管工程开始了，但詹一先还在为所缺资金而发愁。就在这时，县文教局华惠芳副局长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说解放初期，有位孙同志在东山工作过，现任国家教委计财局局长。现在，他正好来苏州开会，检查上年度财政支出与安排下年度计划……詹一先一听，惊喜得差点叫起来：天呀！这不是“财神爷”来到家门口了吗？当晚，他就和政协葛秘书长一起去拜访了他。孙局长听说他们是为叶圣陶建纪念馆，当即笑着表示：别的事我不敢作主，叶老的事支持几万元没问题，到时以“戴帽子”（指专款专用）形式下拨经费给你们。同时，孙局长还出了个好点子，他建议詹一先以后去北京时，不妨去找一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健如同志，由他回去后向张打个招呼，估计张也会支持一点的。当时詹一先听了，激动得无言以表。次年，孙局长果然“戴帽子”拨给吴县统战部7.5万元。

2、增建陵墓，为了却叶老遗愿

就在叶圣陶纪念馆的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时，1988年2月16日传来了叶圣陶不幸与世长辞的消息。吴县政协和统战部一边连夜发去唁电，一边加快了工程建设速度。大概一个月后，有一天，叶至善从北京来到吴县，找到詹一先，说父亲弥留之际，常常念叨清风亭、斗鸭池、高高的银杏树和生生农场等，这说明他非常想念甪直；为此，他认为让父亲长眠在他一向认为的第二故乡甪直最合适。同时他还表示：我也这把年纪了，父亲早日入土为安，我也能早放心。叶至善要求詹一先在甪直镇随便找个田头地角埋葬，留个土包就可以。

詹一先完全理解叶至善的心情，也非常赞同叶圣陶归葬甪直。所以他一边安排叶至善住下，一边立即向县委管书记作了汇报。管书记同样表示赞同，但他要詹一先有机会向全国政协请示，因为叶老不是一般的人物，他的墓地该做到什么标准，得弄明白。再次得到县委的支持后，詹一先即把县委的态度转告了叶至善。叶至善也高兴地于第二天回北京了。

送走叶至善，詹一先又犯愁了：建造叶老的墓陵，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标准呢？尤其是这增建的陵墓之经费，又在哪里呢？说实话，经费这个问题，在叶至善先生面前可不能提，不能叫穷，何况他已说过“找个田头地角埋葬了，留个土包就可以了”。但我们能这样做吗？带着这两个问题，詹一先和政协秘书长于当年4月28日专程前往了北京。

詹一先他们首先找到全国政协。政协事务局长接待了他们，并在第二天转达了他向全国政协秘书长请示后得到的“叶老的墓既不能搞得过于华丽，但也要大家都看得过去”的两句原则性的答复。有了答复，詹一先心中就有底了。但他们还不能急着回苏，因为他还想在有关部门要点钱呢。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他们不敢开口，只怕吃批评。好在他们来前有所准备，随身带着介绍信，所以他们第一个就去找了上次孙局长给他介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健如社长果真热情地资助了詹一先两万元。紧接着，他们又去民进中央，也资助到一万元；到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会，又资助到一万元。得到这些资助，詹一先既感动又满意。

从北京回来后，詹一先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选定位于纪念馆北边围墙外原生生农场的旧址作为墓址。这里的北边紧连陆龟蒙墓、清风亭、斗鸭池、银杏树，有个较大的园。然后，委托朱育莲同志在赵朴初那里求到了“叶圣陶先生之墓”的墨宝。与此同时，詹一先又与工程技术员设计了一个面积50平方、高约80公分的，日后可供一个班级的学生瞻仰凭吊的祭奠台。墓墙上镶嵌赵朴老的题字；墓道对直建一座亭子，题叶圣陶的“未厌”二字；又请枫桥工艺美术厂精心雕塑了一尊汉白玉质地的叶老的半身头像（美术厂厂长只收了4100元的人工成本费）。改建与建造叶圣陶纪念馆与陵墓两项工程，共花费经费34万元。如下： 国家教委资助：7.5万元、人民教育出版社资助：2万元、民进中央资助：1万元、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资助：1万元、苏州市财政局资助：5万元、吴县财政局拨款：17.5万元。同时，江苏省教委另拨款甪直小学2.5万元用于建厂房。

至此，叶圣陶纪念馆与叶圣陶陵墓均已全部建成。詹一先即去信北京，与叶至善商量开馆日期。九月初，他接到了叶至善的回信：

吴县县委统战部、詹一先部长：

本来打算九月中旬去甪直看看准备情况，跟各位领导和工作同志商量开馆事宜。方才接到政协电话，派我于九月底前去访问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约十月半回国。甪直之行因而不得不提前。现在打算乘九月五日的直快，于六日抵苏。我已给南京至诚去信，要他先到苏州等我。我们七日到甪直，如有可能，就在甪直住下。哪些问题必需解决，请先作考虑。请为我们的活动作好安排，不要张扬，免得分散精力。生活从简，切勿铺张。九日回京的车票，务请代为预定。种种麻烦，容面谢。祝

工作顺利

至善8月31日

当年九月中旬，叶至善、叶至诚兄弟俩携带大包资料专程来到苏州，在詹一先等人的陪同下，前往甪直镇验收。叶氏兄弟对完工后的纪念馆、陵墓表示非常满意。詹一先也在欣慰之际，与他们商定了开馆的日期。

没想到就在这万事俱备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下发了（1988）9号有关重申严格控制建立纪念设施的通知，苏州市统战部也向吴县统战部打去电话，专题查问叶圣陶纪念馆的事，并说明此事已经惊动了市委周副书记。詹一先如实地向上级一一作了汇报。

问题已经出现了，但怎么个解决呢？

3、图文并茂，向省委紧急请示

于是，市委周治华副书记与市统战部葛晋德部长专门约詹一先到吴衙场招待所（今东吴饭店）商量。詹一先把两年前筹建纪念馆、后又增加陵墓，如今工程已到尾声等事一一作了更加详细的汇报。于是，周治华副书记即和葛部长商量，最后决定以苏州市委名义，向省委打报告，要求批准，并指示詹一先当场起草文件。这就是次日以苏州市委“苏发”（1988）30号文件的形式，向省委紧急报告的《关于开放叶圣陶纪念馆的请示》：

中共苏州市委文件

苏发（1988）30号

关于开放叶圣陶纪念馆的请示

省委：

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著名教育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先生系苏州人。1917年至1921年叶圣陶先生在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即今吴县甪直小学）任教，并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实践活动，创作了近百篇小说、散文、诗歌，为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同甪直乡及吴县人民结下了特殊的深情厚谊。叶圣陶先生生前把甪直当作第二故乡，1977年和1979年两次重游甪直故地，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忱欢迎。

当年叶圣陶先生在甪直任教时，所在小学尚存的鸳鸯厅、四面厅、女子楼三座旧屋，前些年被甪直小学当作印刷厂厂房使用，由于年代久长，已成危房，必须进行修缮。在此情况下，吴县县委统战部和吴县政协出于对叶圣陶先生的敬仰，建议结合旧房修葺，建立《叶圣陶纪念馆》，以教育鞭策后人。该项建议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后，吴县有关方面从l 9 8 6年初开始，就用以房调房的办法将印刷厂搬出。对旧房进行了全面整修，同时组织力量对叶圣陶先生的生平史料、文学创作书稿和所用实物等进行了收集整理。叶圣陶先生的子女请赵朴初先生写了《叶圣陶纪念馆》等题字。经过两年工作，叶圣陶纪念馆筹建工作于今年初全部完成。整个纪念馆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其中原三处老房570平方，新建接待室一间140平方米。

吴县原打算今年5月初开放叶圣陶纪念馆，后因叶圣陶先生于2月病逝，其长子叶至善先生向吴县表示，根据叶老生前遗愿。拟于l 0月2 8日叶老生日这一天，将叶老骨灰安葬于甪直，并同时开馆，为此叶圣陶纪念馆未能按原计划开馆。

对于叶老骨灰安葬甪直一事，吴县于今年4月28日派专人到北京，向全国政协服务局作了汇报。经同意，已在原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旧址的一块荒废空地上建造了墓地。9月6日，叶老儿子叶至善、叶至诚兄弟二人专程到甪直看了纪念馆和墓地，并进一步落实了有关开馆和安葬事宜。省、市、县有关部门也给予了支持。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1988）9号通知精神，为开放叶圣陶纪念馆和安葬叶圣陶骨灰事，吴县县委于9月29日向我们作了专题报告。我们亦派入到甪直作了实地察看，纪念馆和墓地确已全部建好。根据上述实际情况和出于对叶圣陶先生的敬仰，并为了用叶圣陶先生的业绩教育激励后人，我们意见，拟同意吴县建立《叶圣陶纪念馆》，并于今年1 0月对外开放。至于叶圣陶先生的骨灰安葬事，可由其子女主持安排。吴县给予支持和帮助。

特此报告。请予批复。

中共苏州市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抄送：省委统战部

（共印十五份）

为便于省委领导了解情况，文后还附上了叶圣陶纪念馆的示意图。

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了一个多星期后，一天，周副书记打电话向詹一先转达了省委的意见：省委口头同意了，也不发文件了，你们照计划进行吧。

听到这个结论，詹一先他们才不由大大松了口气。于是，詹一先连忙致信北京，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叶至善，同时与他商量叶圣陶骨灰安葬的具体日子。

11月13日，詹一先收到了叶至善的亲笔来信，如下：

一先同志：

我想五日前动身到苏州，骨灰安葬在八日举行。您看是否合适？

安葬仪式尽量简单，惊动的方面不要太多。外地到苏州的，我们子女和孙辈共十二人；加上非通知不可的亲友，多则三十人，少则二十五人。亲友七日到苏州就可以了。家属提前一两天，可能还有些事要商量。

根据中央精神，以节约为好，有些开支，请让我们家属负担。

我们想以父亲的名义，赠给甪直小学一笔钱，请代考虑以何种方式为好。

实在太麻烦各位了，心中非常不安。顺致

敬礼

至善11月9日晨

为了低调，詹一先报请吴县县委同意，把叶圣陶纪念馆开放与叶圣陶骨灰的安葬仪式，分为了两步走。

1988年11月19日，由赵朴初题写馆名的叶圣陶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展厅分8个部分，展出实物85件，照片172帧，文字资料149篇。

同年12月6日，叶至善一行亲友怀抱着叶老的骨灰，先后抵达苏州。詹一先等一行吴县政协、统战部的领导前往苏州火车站，恭迎至苏州东大街吴县第二招待所，供于临时设置的小灵堂。

就在这天晚饭后，叶至善悄悄地把詹一先召到小灵堂，神情沉重地向詹一先提了个令詹一先震惊的要求。他悄悄地告诉詹一先：他的长子、也就是叶圣陶的长孙叶三午，不幸在当年11月27日病逝，年仅46岁。他想让父亲最喜欢的孙子也一起放在叶圣陶的墓穴里，“让他陪陪他的爷爷吧”。说着，他含着眼泪，从旅行包里拿出一只约10公分直径、20公分高的马口铁圆罐出示给詹一先看，意思里面装的是三午的骨灰，并补充说，“我只告诉您，您别声张。”

4、守口如瓶，一瞒就是27年

这件几近石破天惊的事情，使詹一先感到十分震憾。但面对叶至善的一片孝父之心和丧子之痛，又使他感到深深地同情。他沉重而又默然地点了点头。

事实确也这样，在此后直至今天的长达27年的岁月里，詹一先始终守口如瓶，坚守着叶至善当年“我只告诉您，您别声张”的嘱咐，就是在他撰写发表在1989年度的《吴县文史资料》上的那篇题为《叶圣陶先生情系甪直》的文章中，也只字未提，只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叶老的长孙（叶至善的长子）叶三午终因身受疾患，医治无效，于1988年11月27日病逝，年仅46岁。叶老生前与三午一起生活，非常疼爱三午，叶老属马，长子至善属马，长孙三午又属马（地支中的“午”，在生肖中指“马”），因此叶老为之取名“三午”。三午的英年早逝，令全家人万分悲痛，为此将叶圣陶的骨灰安葬仪式，推迟到了1988年12月8日举行。

直至今天，不管是谁，也不管在哪篇文章中，都没有叶三午究竟安葬在哪里的信息，就连他最亲密的堂兄弟们的回忆中，也无有半点披露。

叶三午生于1942年4月19日。“三午”这个名字是叶圣陶取的，缘自一种巧合：叶圣陶生于甲午，叶至善生于戊午，而这个长孙生在壬午，祖孙三代各相差24岁，都属马，因此叫“三午”。叶三午很早就显露了语言、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师范学校毕业后，叶三午去一所小学教书。他的个性并不十分适合做小学教师的工作，不久就下放到密云的林场。他的爷爷和爸爸认为叶家的孩子没什么特殊，到大山里种树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都支持他去。但是，叶三午在林场工作期间发生了不幸的意外：一次，他在干活时不慎从山坡上摔下来，诱发了强直性脊柱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腰背越来越弯曲，竟至丧失了劳动能力，只得回到北京养病。

命运之神没有给叶三午以健康，却给了他文学、艺术上的天赋。伤病后的叶三午有了大量的时间读书。北京东城区东四八条71号是个四合院，住着四世同堂的叶氏一家，叶三午住西厢房的一间。在这里，他如醉如痴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他不仅自己读，还绘声绘色地讲给家人和朋友们听。这样，他和他的小屋渐渐吸引了一群年轻的朋友。这些年轻人在“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中闷得发慌，在三午这里发现了一片文学艺术的绿洲。

有关叶三午的死亡原因，叶兆言在他的一篇题为《人，诗，音乐》中有着这样的介绍：“在漫长而寂寥的养病生涯中，叶三午写下了近百首诗歌。他有诗人敏锐的感觉，‘文革’中的社会空气是最令青年人窒息的，病残在身的三午又得比常人多经受一层心灵磨难。他的诗歌抒发了这种深深的苦闷。”

“叶三午是在1988年患中毒性痢疾突然去世的，从发病到咽气还不到24小时，年仅46岁。叶三午去世的前几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盘福瑞的《安魂曲》。他一边听，一边对妻子姚兀真戏言，如果他死了，就用这首曲子代替哀乐。谁知这话竟成谶语。他死以后，朋友们就在《安魂曲》的乐曲声中，向他的遗体告别。哀乐低低徘徊，三午像生前那样苦着脸，坐在花丛中，朋友们手持康乃馨，一一走上前。康乃馨是三午生前最喜欢的鲜花。”

1988年12月8日，吴县政协、吴县统战部在甪直镇叶圣陶陵墓举行叶圣陶先生骨灰安葬仪式。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雷洁琼、副主席赵朴初等发来唁电；全国政协沙副秘书长专程前来参加葬礼，苏州市委林瑞章、周治华副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徐星钊、苏州市民进主委市政协副主席谢孝思、市统战部葛部长、著名作家陆文夫等，吴县四套领导、县委管书记、县长、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甪直镇领导等及叶至善夫妇、叶至诚夫妇、女儿叶至美等亲属36余人以及当地干部、教师、学生200余人一起出席了仪式。

在安葬仪式上，叶至善代表家属除对地方为其父建造纪念馆与陵墓表示感谢外，还将叶圣陶的一万元稿费（人民币），捐赠给甪直小学购买图书。

2015年5月10日，笔者在对时年88岁的詹一先进行采访时，他这才向笔者爆出了这桩绝密的往事：“现在20多年过去了。”詹老呷了茶，眯起眼，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我反复思考，还是把这件事说了出来，比烂在我肚皮里好。”

现在，詹老把这桩秘密告诉了笔者，就等于告诉给了全世界。

就这样，叶圣陶和他最喜爱的长孙叶三午，永远长眠在了他的第二故乡甪直，长眠在了叶圣陶当年工作、生活过的走马楼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