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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天目山下血与火 以笔为戈向革命

来源:杭州党史(微信公众号) | 秦原  2018年06月25日13:49

秦原,本名周梦赉,杭州市网络作协会员。代表作《永贞难永:唐顺宗之死和中唐政争》等。

1938年12月,一片雾凇中,天显得格外冷。随着日军攻陷了杭州,很多人开始了逃难,树木森森的天目山成了很多人的避难之所。在下旬的时候,九条普通的小木船,经兰溪江、桐庐江、分水江,直溯天目溪,抵达於潜县城以北天目山麓鹤村。当地的人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然而到岸后,村民们发现这些人不是来逃难的。一行二十多人,都是精神高昂,在一个皮肤白净、身材不高,大概三十来岁的戴着黑框眼镜青年的带领下,把一台三灯短波收报机,一台四开手摇印刷机和两架园墨台从船上搬下。这时候,岸边走来了两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一看那个黑框眼镜青年就迎了上去:“闻识兄,你们总算来了!一路辛苦!”

这位黑框眼镜青年正是王闻识。他原名王文拭,1911年12月2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的一个贫民家庭。1924年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身当地革命斗争,年纪虽然不大,却在短短十年间三次入狱: 1926年在南宁第一次被捕,出狱后通过组织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后被当时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共产党员嫌疑逮捕,在捕房监狱囚禁三年余,1932年下半年经党营救出狱,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第三次被捕,国民党反动派把他囚禁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两年以上。

他三次入狱,虽迭经酷刑亦未暴露身份与党的机密,1935年底出狱,中断了党的组织关系。但他对党的忠诚却从未改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闻识在党的浙江文委邵荃麟、葛琴等领导下,与陈叔时、翁泽永等同志创办《战时生活》旬刊,宣传抗日救亡。

而叫他“闻识兄”的中年人,也不是等闲人物,是时任江南挺进队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徐洁身。徐洁身1900年生于诸暨南都乡,早年投身工人运动,1927年3月杭州工人首次代表大会就当选为总工会执行委员之一。1928年3月,在上海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时被人告密,在宁波被捕后转押浙江陆军监狱,直至1934年5月才被保释出狱。1937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5月,他经请示中共金衢特委同意,打入国民党江南挺进队——全称是第3战区(苏浙皖战区)江南挺进队,主要的领导朱希,也是打入国民党的地下党员。

徐洁身带着章松寿,带领着王闻识一行人到了於潜鹤村何家祠堂。徐洁身将诸人领进屋子,一边介绍报社的社址、办公住宿的房屋布局:“祠分前后两厅,前厅设经理部,后厅设社长室、编辑部、电讯室、资料室、校对室。”王闻识连连点头称谢。祠堂容不下所有人办公,于是王闻识租用民宅,安排印刷厂和职工宿舍。

寒暄毕了,徐洁身和王闻识找了祠堂一个偏房坐了下来。“闻识兄啊,不对,我该叫你王社长了。你看我们现在都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何时正式开办?”

王闻识笑道:“你我都是同志,这些称呼就不要讲了。我看今年也快过完了,我和报社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最好尽快落实,明年1月5日我们发刊,你看如何?”

徐洁身点头道:“不错,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已经和省文委的同志也报告了,他们意见也是能快则快。既然你们定了明年1月5日,那我就去和骆耕漠同志汇报。话说,这房子还是耕漠同志牵线介绍的呢!”

这位骆耕漠,正是於潜人,当时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办《民族日报》,倒有一大半是骆耕漠的主意。这年抗战形势日渐严峻,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颁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意欲创办报社。

当年11月,在临时省会金华同升巷举行筹备会,筹措办报事宜。徐洁身、骆耕漠和黄绍竑、王闻识及爱国文化名人邹荃麟、葛琴、杨嘉昌、周佑严参加商议。根据讨论,报纸命名为《民族日报》,意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聘请王闻识任社长、金瑞本(进步人士)为总编辑。从孙中山遗墨中寻觅“民族日报”四字组合成报头,并决定将报纸办到浙西前线,选址於潜鹤村。

现在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了。报社人员虽然不多,但是社长王闻识,副总编辑陆鲁一都是中共党员,总编辑金瑞本是进步人士,多数关键的编辑、记者、印刷工人大多是党员。革命的火种已经在浙西点燃了。

这其中,陆鲁一为1938年2月李乃常任青田县长时,浙江省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推荐任第三科(教育科)科长。12月初,中共浙西特委派陆鲁一,由吴林枫陪同到菱湖,和国魂社骨干商量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国魂社是1937年11月24日湖州被日军占领后,由湖州荻港本地人吴林枫等创立的爱国文化团体。吴林枫本是1936年冬回乡隐蔽的地下党员,12月初他组织了一批爱国青年在菱湖编印《国魂》墙报,鼓舞抗日斗志。1938年1月21日成立了国魂社,编辑油印小报《国魂》(后改名)、《雪耻》广为散发——国魂社就是从《国魂》小报而命名。

现在浙西特委让陆鲁一出任《民族日报》的副总编辑,这正是他的特长。陆鲁一西渡钱塘江到了临安之时,也带上了不少原来《国魂社》的同志和进步青年,这些人已经有了编办抗日报纸的经验,处理起事物来更加得力。

而金瑞本更是报业的专家,他原名金萃本,字兆祥,号寄凡,1906年出生于金华市东孝街道。于1924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坚决拥护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拥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积极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9月,复加入国民党。1926年底,由中共党组织指派,以《时事新报》驻杭州记者身份,从事新闻舆论工作。1928年5月30日,在杭州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保释后,化名金锡朋,继续以《时事新报》驻杭记者身份,矢志不渝从事新闻工作。

1933年3月,中共浙江临时工委因叛徒出卖彻底破坏,金瑞本无奈之下年底东渡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1936年回国后经朋友介绍,在《东南日报》任编纂科长,不久任总编。该报是国民党在浙江的党报,为CC派操纵。金瑞本以总编的合法身份,广聘进步青年,充实到《东南日报》各部门,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

这时候,金瑞本认识了对新闻工作深有研究的王闻识。两个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出于对革命的信心,从此开展了新一轮的合作。金瑞本和王闻识商议,王闻识在《东南日报》出任新闻函授班主任,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从此,二人成为挚友,建立了兄弟般友谊。

抗战爆发后,二人和上级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他俩提出,须加大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个主张得到浙江省委文委的支持。于是在自筹资金并得到杭州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下,于1937年11月1日在杭创办了浙江第一个民办的宣传抗日救亡刊物——《战时生活》旬刊。王闻识为该刊物主编;金瑞本以《东南日报》总编身份兼任《战时生活》发行人,使其与《东南日报》一起发行。

刊物以抗日救亡为宗旨。二人一起撰写《战时生活》的发刊辞,呼吁:“每个人都应拿出所有力量,在政府焦土抗战政策的领导下,给敌人以致命的痛击,用血肉来争取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此发刊辞也在《东南日报》转载。

1938年4月,张爱萍来金华任第三游击支队政训室副主任后,也经常以“艾平”笔名为《战时生活》撰稿,与金瑞本来往甚多。1938年12月,《战时生活》因需集中力量创办《民族日报》而自行停刊。随着二人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民族日报》,很多记者也随之到了於潜。年底的时候,王闻识与金瑞本的家眷也到了浙西於潜鹤村。金瑞本夫人朱肖玉、王闻识夫人翁肖遐、其妹翁吟霄也参加报社工作。

1939年(民国28年)1月5日,《民族日报》创刊号正式出版了,王闻识亲自写下了创刊誓言:“用文化特有武器,配合政治进攻,粉碎敌(日)伪文化侵略。” 这份名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行署主办的报纸,现在实为由共产党掌控进行爱国抗日宣传的阵地。

《民族日报》在办报中,坚持团结抗日,面向游击区的办报方针和摆事实、讲真话,实事求是的办报原则。国内政治宣传执行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国际政治宣传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美、英、法盟国,反对德、日、意三国轴心。揭露和打击日本汉奸的诱降阴谋,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言行。

《民族日报》初为四开四版,相当于现在一般报纸的大小。后扩版为四版八开。刚开始日发量3200份,分发杭嘉湖地区。随着《民族日报》的影响不断扩大,发行渠道逐步扩大到苏、浙、沪、皖、赣、桂等地。1940年,《民族日报》已经在苏南各大乡镇建立发行网,并在安徽省屯溪、广德、徽州、宁国、宣城县,浙江省桐庐、淳安、吴兴、崇德、桐乡、德清、云和县,江西省上饶、广西省桂林等地设立分销处。到了1940年9月,日发行量增至9000份,是当时国民党浙西地区官办报纸《浙西日报》发行量的3倍还多。

当时记者人数不多,不仅要出入敌后采访,还要帮助发行报纸,他们一无车、二无船,靠的全是两条腿,夜晚常常在老百姓家投宿,却写出了一批不朽之作。王闻识只身千里,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独家采访项英军长关于抗日形势精辟分析的访谈录,使得《民族日报》成为上海滩最为振奋人心的报纸之一,一度成为和《新华日报》、《救亡日报》齐名的第三大抗日报纸。

那些年,从社长,正、副总编到工人,职务不分尊卑,薪俸平等,每人每月拿25元钱的生活费。他们睡的是地板,吃的是粗粮,物质生活艰苦,工作条件也十分简陋,都不足难倒这批年轻的新闻战士。他们以旺盛的抗日斗志和豁达乐观的革命精神,胜利完成每天的采访、编辑、排版、印刷和发行任务。编辑部所在的何家祠堂里,每到寒冬腊月,朔风凛冽,夜班编辑虽有两盆炭火却无济于事,只能供烤笔之用,“寒夜烤笔”成为当时报人生活中的韵事。

1939年4月后,中共浙西特委也移址报社,特委书记顾玉良在此常驻工作,特委宣传部长贺千秋也以报社记者身份开展党的工作。因为参加报社工作的有20多位中共党员,根据浙西特委的指示,《民族日报》成立了中共《民族日报》特别支部。1938年王闻识已由骆耕漠、邵荃麟介绍重新入党,因此出任社长的同时兼支部书记。

报社先后有工作人员6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30余人,正、副总编至部、室主任均为中共党员,并建有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时候,很多於潜地区党的工作都是以《民族日报》作为身份的掩护:

这其中,中共於潜中心县委书记贺千秋以《民族日报》社特派记者身份在浙西一带开展工作。贺千秋,浙江海宁县黄湾乡人,原名何孝章,又名何新余、何新斋,化名何绍章、罗天秀,贺千秋是来於潜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1938年党组织决定他回浙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3月任中共金华临时县委书记;5月任金华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之一。12月,他奉党组织的命令,从金华到浙西天目山地区开辟革命工作,并任中共於(潜)孝(丰)昌(化)工委书记、中共於潜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在天目山区,他以《民族日报》社外勤记者的合法身份,在浙西地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中共党员查如棠(女)以报社编辑为掩护组建“妇女联谊社”,宣传抗日救国。她做通了专员、县长夫人的工作,动员他们为联谊社站台,在大小乡镇开办妇女识字班,然后通过《民族日报》编印大字课本,对各界妇女宣传抗日道理,参加的学员最多时有数百人。

1939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应浙江省国民政府黄绍竑邀请,参加在於潜境内西天目山召开的全省沦陷区政治工作会议,王闻识、金瑞本率报社工作人员聆听了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两人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深受其鼓舞。《民族日报》记者宋子亢作为浙江省唯一采访周恩来副主席视察抗日前线所拍摄的历史照片,都深深留在人民的记忆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恩来一身戎装、英姿焕发的照片,就是宋子亢当年用德国产“禄来福来 (Rolleiflex)”相机拍的。

1940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反汪肃奸大会上提出,既要坚决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还要肃清潜藏在我们抗日阵营里的汉奸。《民族日报》积极发表杂文加以响应,说不但要反汪精卫,还要肃清张精卫、李精卫,并在报纸上辟出“浙西军民一致起来反汪肃奸”的通栏标题,连续发表评论、刊登报道。

3月1日至31日,配合延安召开反汪(汪精卫)大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反汪肃奸宣传。在“浙西军民一致起来热烈响应反汪肃奸运动”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发表社论、时评,主要有:“展开浙西反汪斗争” “论汪逆伪组织” “临安党政军民举行反汪肃奸宣传大会” “防止汪派汉奸活动” “扑灭奸僚汪精卫”等。31日,专题报道“天目区各界两千余人,於昨(三十)日晨冒雨举行讨汪锄奸大会”“决死反对汪(精卫)逆卖国密约,摧毁汉奸组织,完成抗建大业。”

民族日报社的作用和影响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和恐慌。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三番五次找王闻识、金瑞本谈话,威逼利诱他俩改变报纸立场,均被他俩严词拒绝。

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民族日报》也遭到厄运。金瑞本因积劳成疾,于1940年7月底,与王闻识一起携家眷从於潜鹤村回金华雅芳埠。那段日子,在乡人们眼中,金瑞本和广西佬(王闻识是广西人,颧骨较高,具有较为典型的广西人长相)每天进进出出,十分忙碌。在此期间,金瑞本家接待了中共金华特委多次会议。8月下旬,叶挺将军来金华视察,曾在金瑞本家的庭院内开会,曾和与会人员拍过一张照片。

1940年春开始,浙西行署一面向上状告民族日报社“宣传赤化”、“破坏抗日”,一面给报社施压,以加强新闻检查为由,常将排发的稿件扣压。1940年4月,国民党浙西行署强令报社迁至西天目山,便于监视。发行范围由浙西全境缩至於潜、昌化、分水、淳安四县。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民族日报》也遭到厄运。9月,国民党军统和CC联合策划向《民族日报》开刀,以接管、改组、继续出版的方式来改变报纸的性质。至此,王闻识只好率领编辑部同志及其他部分人员撤离战斗岗位。

这年冬天,王闻识夫人翁肖遐生一女儿,取名王培培。因形势吃紧,在金瑞本夫妇的全力帮助下,王闻识将出生仅23天的王培培寄养于二仙桥农妇钱明花家。后来到了1960年代,王培培与金瑞本的小儿子金澄华结为夫妇,这也是这对革命挚友的感情延续。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达到高潮,地方上的反共风气也甚嚣尘上。4月15日,侵华日机大肆轰炸禅源寺后,报社仍迁返鹤村。这次轰炸的起因是民族日报曾发表了一篇《日本军佐乡下被俘》的木刻配新闻而“引机下弹”,遭受了侵华日机的狂轰滥炸,天目山千年古林一片火海,民族日报社址化为灰烬。

9月,浙西行署下令第一次改组民族日报社,撤换王闻识,任命曹天风为社长,从负责人到编辑记者大多被撤换。王闻识随即离开了临安回到金华。

曹天风原名祖建,号国材,天台城关人。当知县的父亲期望他长大成材,光宗耀祖,然而在新世纪曙光的沐浴下,他却成了封建家庭的“贰臣逆子”。“并读马孙弥自悔,少年心事许红旗”,1922年,年仅20岁的曹天风经同学、共产党员宣申华介绍加入国民党,投身革命,发动群众,把天台的工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他被迫出走,感慨“革命成亡命,信徒作叛徒”,愤而改名“天疯”,意为“天也为之疯了”。后经老校长于右任劝说,改为“天风”。

1938年,曹天风奔赴浙东抗日前线绍兴,出任第三专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战旗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用“鞭狮手”的笔名撰写社论,宣传抗日救亡,号召收复失地。《战旗》被周恩来誉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现在王闻识虽然走了,曹天风接任社长后,和乐培文配合默契,保持《民族日报》办报方向,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乐培文则是在数十年后也忘不了“电讯收发报权”这场保卫战。他曾撰文回忆这样的一幕:当时报社每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稿,都要经过电讯室主任朱万年及部分报务员的甄别选择后才发到编辑部的。凡是攻击共产党、歪曲八路军、诬蔑新四军、不利团结抗战的电讯稿,一律扣压不发。

起先几个国民党方面的编辑没有注意,后来发现浙西日报连连刊登这类电讯,并且有时出现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这时报社的几个反动编辑哗然起哄,甚至责问朱万年:“为何扣压中央电讯?”

朱万年回答说:“电讯室设备较差,收报机质量不好,讯号微弱,电码不清,编辑误抄在所难免。再说电讯室虽属于编辑部,但有独立处理收发电讯之权。报纸不刊登不利于团结抗战的新闻稿,这是民族日报的办报方针!”

此事很快被国民党顽固派安插进来的副社长知道了,他便大做文章,向上告密说报社还有共产党分子,电讯室这帮人行动可疑。眼看朱万年的共产党员身份可能要暴露,报社地下党组织决定让朱立即离开报社,朱万年才幸免于难。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各地报纸刊登大量诬蔑新四军的新闻报道,而惟独《民族日报》坚决拒登。可就是《民族日报》这些有声有色的斗争引起日寇和汉奸的恐慌,国民党顽固派恼怒不已,经常派出特务一次次到报社印刷厂捣乱,一些评论和报道不断地在大样上被抽掉,致使次日版面屡屡出现“天窗”。他们甚至还唆使汪伪组织出版了一份假《民族日报》,企图鱼目混珠。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连马路边的报童也能识别真假,拒绝推销伪报。

然而国民党没有放过《民族日报》。1941年12月,浙西行署下令第二次改组《民族日报》社,撤换曹天风、乐培文,捕杀曾在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这之前,早在3月6日王闻识已经在金华被逮捕,即被押到上饶集中营囚禁。在特务的刑讯面前,王闻识坚贞不屈,保持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保护了党的机密。同时,金瑞本全力帮助翁肖遐筹集款项、衣服和药品,一次次送往上饶集中营。是年中秋,金瑞本亲自带钱物去上饶探望王闻识。在上饶逗留期间,结识了冯雪峰等狱中“七君子”并成好友。

冯雪峰是2月26日的黄昏被逮捕的,但是到上饶集中营是4月间。王闻识、冯雪峰等被关押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茅家岭监狱。冯雪峰入狱不久,就传染上了监狱里最流行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回归热”,由难友郭静唐出钱到外面买来了特效药606药剂,把传染病控制住了。

然而王闻识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在狱中长期遭受非人折磨,王闻识于1942年10月10日在狱中病故,年仅32岁。这年底,冯雪峰从集中营保释出狱,因战乱被阻于丽水,金瑞本予以尽情相助。金瑞本的肺病日趋严重,仍每天办报而忙碌不止。1943年12月10日至12日,丽水地区(时称第九区)运动会在丽水碧湖镇举行,12日这一天因报社人手少,金瑞本亲自前往采访,因病情恶化,口吐鲜血。当他写完《第九区运动会在丽水碧湖隆重举行》的新闻稿后,昏迷在碧湖。三天后,金瑞本病逝于丽水,年仅37岁。

《民族日报》也随着两位主心骨的去世而无法再坚持革命了。1944年,报社搬迁至昌化朱穴坞,1945年3月25日,新四军苏浙军区解放临安,逼近於潜(今属临安),浙西行署机关纷纷外迁,报社亦于5月21日迁往龙岗,6月29日迁至淳安继续出版。日本投降后,报社于8月30日迁往杭州。10月5日,浙西行署撤销,贺扬灵他去,黄绍竑辞职,民族日报社随之解散。《民族日报》社被国民党顽固派控制后,先后有19名共产党员被捕,他们被绑架、囚禁在天目山青楼牢房、人间地狱的江西上饶集中营、福建建阳集中营,11名地下党员被侵华日寇、国民党汉奸特务枪杀或活埋,喋血报台。

新中国成立后,王闻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烈士的遗物集中陈列于上饶烈士陵园纪念馆。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多少年后,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震撼,震撼于他们无可比拟的艰苦作风、牺牲精神和崇高境界。如此残酷的环境中,新闻工作者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革命记者手中的笔,始终关注着前线将士和沦陷区人民,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是一种摧不垮、打不倒的精神力量,如同穿越时空的号角。这号角之声,直至今日,犹在我们耳边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