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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罗斯交往源远流长，这其中就包括了文学的交流。回顾历史，中俄文学交流既显露了不同民族文学交流的普遍性，也体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

中俄文学交流起步

相较于中国与日本、印度等邻国的文化交往，中俄两国的文化关系开始得较晚，其原因或在于东西方文化类型的差异，以及两国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或因为两国文化中心相距遥远，以及两国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迥异的文化取向。

然而，不同的文化迟早是要相遇的。1712年—1731年间，康熙先后三次派出使团前往俄国，在广泛了解俄国风土人情的同时，也初次向俄国展示了“中华形象”。正是在这一时期，受席卷欧洲的“中国风”影响，俄国也开始了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介绍。18世纪20—30年代，俄国的杂志上开始出现关于中国的文章以及中国文字的俄译，比如冯维辛翻译的《大学》、列昂季耶夫翻译的《易经》和《三字经》等。177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思想》的书，这实为一本中国寓言故事集。18世纪初，俄国开始向中国派驻东正教使团，使团中的一些传教士日后成为重要汉学家，是中俄文学交流的先行者，如亚金甫神父（即著名汉学家比丘林）就先后编译出十余部中国文史哲著作。1832年，俄国《北方花朵》杂志发表了《好逑传》，次年又出单行本，这是进入俄国的第一部中国小说。

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国门的清政府为培养翻译人才于1862年创办同文馆，先后开设包括俄语在内的多种外文讲习班。中俄两国对于对方文学的译介均始于寓言，且最早的译文均借道第三方语言——中文的《俄人寓言》译自英文，俄文的《中国思想》译自法文，这也构成一个饶有兴味的比较文学话题。1903年，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这部译著有着一个长长的书名：《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成为第一部汉译俄国文学作品的单行本，但这部作品也是从日文转译的。1896年，清政府在天津创办俄文馆，由严复主管，专门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在这之后，直接译自俄文的各类作品才逐渐多了起来。

中俄文学译介此起彼伏

对比中国的俄国文学接受史和俄国的中国文学接受史，会发现两者虽然有过短暂的“同步”，但就整体而言却是此起彼伏。俄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要早于中国对俄国文学的译介，在时间上大约“领先”了一百年；但中国对俄国文学的译介却后来居上，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译本的数量和质量，还是译作的社会影响和相关学术研究的水平，均远超俄国。

肇始于18世纪的俄国汉学在19世纪中期得到长足发展，逐渐形成世界汉学中颇具特色的、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学派。1880年，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主任王西里写出《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1916年，汉学家阿理克译出司空图的《诗品》，这部译著和他稍后翻译出版的《聊斋志异》，为中国文学在俄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相对停滞，而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却如火如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俄国文学被鲁迅称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被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等，以及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如鲁迅、茅盾、巴金等，都成为俄国文学的重要译介者和推广者。短短十几年间，俄国文学大家的名著被迅速译为中文，并广泛流传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规模空前，俄国文学史中几乎所有的经典名作，以及当时苏联作家的大多数作品均被译成中文。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也出现了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高潮，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俄译本都于20世纪50—60年代面世，如帕纳秀克翻译的《三国演义》（1954年）和《红楼梦》（1958年），罗高寿翻译的《水浒》（1955年）、施图金翻译的《诗经》（1957年）、华克生翻译的《儒林外史》（1959年）等。1976年，孟列夫翻译的《牡丹亭》出版，鲁迅的《野草》和老舍《猫城记》等中国现代文学名作也在这一时期被译成俄语，受到广泛欢迎。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迎来新的高潮，旧译作纷纷再版，经典不断新译，新作也被连续引进，出现了“井喷”现象。与之相比，苏联汉学家们虽然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如王蒙、冯骥才、张洁等有所翻译，但就译介的规模而言，远远不及他们的中国同行。

新时期中俄文学关系良性互动

20世纪90年代，俄国文学的国际影响有所下降，在中国的传播力度和广度似乎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更加注重“文学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学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尤其是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的影响在俄国社会逐渐增大，开始进入俄国汉学界之外的文学阅读圈。中俄两国的文学交流呈现出良性互动、相互平衡的新局面。

2016年是中俄媒体交流年，在“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中方评出的十部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契诃夫的《套中人》、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方评出的十部中国文学名著则为《论语》《道德经》《史记》《红楼梦》《野草》《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生死疲劳》。通过这次望穿古今的中俄文学对视，双方不仅对对方文学在本国的传播历史做了一次细致的追溯和梳理，同时也对本国文学在对方国家的影响程度和接受方式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近年来，中俄两国许多很有影响的文学交流活动相继展开，如中俄出版合作与翻译交流工作会议、中俄十月文学论坛等。中俄两国作家的作品互译不断，接连面世，如“中俄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已出书近百种，十月文艺出版社也刚刚推出“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丛书”。当下，中俄两国的文学关系正迎来充满机遇的新时期。

（作者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