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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作家要跟着时代一起往前走

来源:新华日报 | 冯圆芳 顾星欣  2018年06月22日15:09

最近,作家范小青的城市题材作品《城市民谣》《城市片段》《城市之光》《城市表情》《女同志》《桂香街》归入“长篇都市系列”重新集中出版。

范小青前期的作品大致可归入“苏味小说”,描绘市井细民的纪九十年代,范小青敏锐觉察到周遭世界的变化,农民工、乡镇企业、官场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等种种贴近社会生活地表的现象,开始进入她的写作视野。

在范小青看来,作家的写实不能只是“举起镜子照自然”,而是要琢磨出社会现象背后的“味道”,窥见时代的精神与本质。她说,好的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无论我们笔下的故事多么残酷,文学最终还是应该照亮人类心灵深处的幽暗,唤起人性中最积极温暖的力量。

 

本文为“新华书房”对范小青进行的专访

记者:您前期主要是创作“苏味小说”,上世纪90年代,您转入了城市系列创作。您反复说对城市着迷,城市生活吸引您的是什么?

范小青:对城市的关注,其实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关注。虽然我之前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但是这几十年来我都生活在苏州这座城市里。这么多年来,老苏州变成了新苏州,我个人的写作也是跟着时代一起往前走。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写到90年代前半段的时候,基本上都以老苏州城为背景写作,热衷描写苏州的小巷、园林以及城里的老居民。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复杂。对于城市而言,其外在变化就是城市建设造成的面貌更新,其内在变化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生活的变迁。作为一名写作者,如果你时刻保持对身边这些变化的关注,你就会感到生活的源泉是源源不断的,它每天都会涌现出各种新东西。怎么去挖掘?就要求我们培养对生活、对社会的敏感,感受到现象背后所隐藏折射的时代变化,挖掘它不寻常的特质。

记者:苏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对于居住在其中的人来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范小青:现在虽然苏州老城还保留着不少传统的原汁原味的地方,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苏州人来说,许多气息跟当年还是不太一样了。

我小时候住在苏州小巷子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住上了公房的四楼,楼前楼后都是苏州老式的低矮平房。我们在楼上可以听见平房里居民的说话声,充满了生活味和烟火气。后来这些房子一天天消失了,小巷拆了,人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满大街都是苏州口音的本地居民,现在耳边常常听到的是普通话,因为很多外地人来苏州了嘛。甚至不少苏州本地年轻人,也不怎么说苏州方言了。苏州这座城市是包容开放的,苏州人并不排外,外地人来苏州,都喜欢生活在这里,定居在这里。

记者:对苏州这座老城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像您这样的老苏州人,抱着一种怎样的看法?

范小青:苏州是一座湿润的南方城市,想让这里的老建筑多年来一直保持原貌,可以说是很难做到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

不过,我们回头再想想里面的问题,如果苏州在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城建开始前,有一个长远的保护规划,那么今天的城市可能会不太一样。当然,现在的苏州也在努力恢复过去传统的味道,这个“味道”很重要。现在保留老苏州气息的地方,苏州城里还有一些,比如山塘街的部分地方,还保留着苏州人家日常生活。像平江路,将现代年轻人的生活与古街风貌结合在一起,这也未尝不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新尝试。

记者:关注人的命运是文学一贯的使命,您的创作尤其关注“新苏州人”,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和外来大学生。您为什么想要书写这些群体?

范小青:应该说并不是我主动去关注他们,而是他们自己迎了上来。先说农民工。现在,一个城市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需要,几乎都离不开农民工,加上我曾经在农村待过,和农民的感情比较深,所以这个群体进入我的写作视野也是某种必然。

有一次和一个公司老总聊天,他说他们公司雇的保安都是20岁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的农民和一辈子只知道打工攒钱的父辈们完全不同。在刚发工资的前半月,只要晚上不上班,他们基本上每晚都出去玩,和城里人一样看电影、泡网吧。到了下半月,工资花得差不多了,只好窝在宿舍里,等着下个月的工资。我听了以后就想,这些农民工未来怎么在城市立足,这群人最后的人生走向会是怎样?我在写作中常常思考这些问题。有时候农民工来我家干活,我就会和他们聊天,试着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我最近几年比较关注的是外来大学生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小城市,现在也成了新苏州人。这些年轻人往往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在城市的生存也十分艰辛。那么这两类群体都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又处在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我的创作试图揭示的是他们的奋斗、追求与时代发生的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遭遇。

记者:从新苏州人到小区居委会、街坊邻里的鸡毛蒜皮,您的“笔”往往切口很小,但最终都能抵达社会与时代的本质精神。以作家的视角来观察,您认为当下社会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范小青:首先应承认,时代的发展给人们以机会,比如让本来一辈子只能待在乡村的年轻人得以走出农村,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走出来之后,这群人怎样继续往前走,在社会上获得认同,这是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社会的价值引导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些人对成功的理解非常狭隘,有没有钱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一方面容易让年轻人对人生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加焦虑。其实,勤劳工作,本本分分过日子,这也不是什么失败。

作家不是医生,没法开出药方,但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存在的问题,通过作品揭示出来。举个身边的例子,现代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大家都能感觉到,但科技对人本身造成的内在的影响,人们不一定感觉到,甚至还沉浸其中,这时候就需要文学的提醒。我写过一篇关于手机的小说,这个人去外地开会,下飞机后才发现手机死机了,会议的地点在手机里,对方也联系不上他,他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围绕着手机死机这件“小事”发生了一系列麻烦,这就是看似正常但其实不正常的现象。还有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匹配度超过50%,才能认定你就是你,但有些人就是匹配不到50%,那他就不是他了吗?所谓作家的使命,就是琢磨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适时给人们以提醒。

记者:您被称为“没有题材洁癖的作家”,生活中的点滴都可以进入小说中,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范小青:我一直觉得,生活中、社会中处处都有可供写作的闪光点,就存在于那些缝隙之中。但是这些缝隙平时是掩盖着的,你或许平时看不见。但是一旦你钻进了这些缝隙,你就会发现其中非常神奇,它们是文学创作极好的灵感。当然了,文学创作光有灵感还不够,我们平时还需要积累,需要去关注各种各样的人与生活。

记者:您的创作持续保持着高产态势,最近您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灭籍记》,接下来还有哪些创作计划?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范小青:说实话,“高产”和“勤奋”是我们作家圈子里半开玩笑的批评性的词。如果你很高产,那么有可能是粗制滥造的。不过我倒是真的喜欢写作,只要一有时间,像其他旅游之类的享受,我也不喜欢,我就是热爱写作。我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写。比如今天要开会,中午间歇时间我就可以写。有的作家必须静下来,进入一个相对安静的情境里,才能写得出来。我在这方面倒没什么挑剔的怪癖。我儿子小时候,我可以一边把他背在背上一边写。我在不同场景里转换比较快,进入也比较快。

记者:写作,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范小青:有次我说,“写作很酷”,这个酷有两层意思,你可以一辈子把你的所学所思所想都用在写作上,一点都不浪费,让你的生活有意义。但同时,写作也是一项“残酷”的事业,你一旦爱上了写作,你就会被套住,摆脱不了。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写了40年了,写了20部长篇,写了无数的中短篇,完全可以歇一歇,不写了。但我只要三天闲着不写,就觉得自己像在犯罪。我今年已经写了四个短篇,一个长篇也刊登了,但是我心里很焦虑,不写不行。经历完这个焦虑和痛苦期,就又出来新作品了。我也曾问自己,还继续写吗?还能写得更好吗?未必会一篇比一篇好,但即使这样,你还是得写。我觉得,现在是文学创作最好的时代,我们应该用笔为这个时代留下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