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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19日，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被大阪每日新闻社委以“海外视察员”的身份，辞家离京（东京），乘火车西下，计划从九州的门司港登舟，泛海来华。

芥川在大阪每日新闻社内的地位颇为特殊。他于1918年与该报签约，起先是做“社友”，后来做了正式“社员”，每月领取50日元的津贴，一年之后加薪至130日元——在当年可算得是令人垂涎的高薪了——稿费另付，且一日也无需出勤，只消蛰居家中写自己的小说便可。唯一条件是：他可以在任何一家杂志上发表作品，但报纸则只能够以 《大阪每日新闻》为独家发表媒介。如此优渥厚遇，自然是因为芥川虽然青春年少，签约之时年方二十有六，却已是名满天下的文坛巨星了。而签约报社，也是少年得志的芥川借鉴了先师夏目漱石之故智，以保障生活基本稳定，俾能潜心于文学创作而无后顾之忧。

芥川尽管不能说是 “多愁多病身”，但其体质却素来难称强健，好友之一的小说家宇野浩二曾不无调侃地称他是“蒲柳之质”（按：原文如此，非经引者汉译。日本作家大抵皆有这等程度以上的汉学修养），再加上启程前数日又骤染风寒，直至出发前一天的3月18日犹未痊愈，然而芥川访华心切，力排众议，强行抱痾出征，结果车行半途便感冒复发，高热不退，只得在大阪下车，疗养一周之后，方才再度登程，于 28日由门司搭乘轮船“筑後丸”渡海，30日午后抵达上海。不料翌日再度发病，4月1日被诊断为“干性肋膜炎”，当即住进了由日本医师开设的里见医院 （原址在今峨眉路108号）。这一住就是三个多礼拜，直到23日方才病瘥出院。出师不利、疲疴衰疢带来的恶劣心绪，再加上心中的理想中国形象与眼前的丑恶社会现实之矛盾，这种种因子综合作用引发化学反应，催生出了一个事事不称心件件不如意、动辄峻拒周遭事物、口中连发“无聊啊真无聊”、说话拐弯抹角不喜直陈胸臆、浑身长刺性情乖张的旅行者形象。可以说，这部《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主人公“我”是一个经过了夸张性重塑的作者造型，他既是芥川又非芥川，十足是一个文学人物形象。

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芥川来华“视察”，是对他寄予了莫大希望的。这由该报刊载的一篇“纸上预告”便可明了：“旧中国有如老树横斜，而其侧，新中国好似嫩草，正待舒叶展茎。政治、风俗、思想，中国之固有文化在方方面面与新世界之同类项相互交错，恰便是中国之兴味所在。新人罗素氏、杜威教授刻下之身在中国，非他，亦系为此而情牵意惹之故。我社有鉴于此，近日将于纸上揭载芥川龙之介氏之中国印象记。芥川氏乃现代文坛之第一人者——现今载笔在上海。”

按原先计划，芥川是准备旅行与写作齐头并进，“边走边写”的。动身之前，他曾于3月11日致信大阪每日新闻社文艺部长、著名诗人薄田泣堇，讨论写作计划：“纪行只怕也不可能每天都写。打算分作两部分，即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印象记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印象记，分头寄上。”然则事与愿违，6月2日，来华业已二月有余，芥川再度致信薄田部长：“余最初承允 ‘原稿自途中寄送’，事到如今，方知道夙诺难践也。”最终，一部《中国游记》所收的文字，字字皆是归国之后写就的；亦即是说，在华 “120余日间”，芥川未曾有只字原稿寄往报社。然而芥川其实是十分敬业的，对此，他也曾写下自辩之辞：“这般写来，倒也仿佛天下太平。而其实此刻我正躺在床上，发着三十八度六分的烧。不待言，脑袋是飘飘欲仙，喉咙也痛得无奈。可是我的枕边摊着两封电报，内容都相去不远，要之都是敦促交稿的。医生嘱咐要躺着静养，有人嘲讽我说壮哉芥川。然而事已至此，只要不发高烧，就不得不把游记继续写下去。以下几回江南游记，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就的。”（《中国游记》P98）说的虽是归来约半年之后写作《江南游记》时的情形，但如此努力赶稿，大概足以赢得块把“工作狂”勋章了。

这样一个芥川，一路上尽管来不及写稿，却为日后的游记写作留下了大量的札记：“这是拜访李氏后，我信手写下的札记。现在打开手册看时，潦草的铅笔字有不少快要湮灭了。文章自然是芜杂的。然而当时的心情或许反而正清晰地表现在这芜杂之中也未可知。”由此我们还可得知，在日本几乎人人随身携带的手册 （日语称作“手帐”）加铅笔，原来至少从此时起就已经是标准配备了。而且这一标配，即便是在手机普及、早已超过人手一部的今天，仍是日本人出门时的包内必备。

引文中提到的“李氏”，名李人杰。芥川在札记里记录道：“与村田君访李人杰氏。李氏年方二十有八，以信条言系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之一人也。”此人非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汉俊。他与李大钊并称 “南北二李”，是中共建党的两大功臣。

芥川的拜访李人杰 （汉俊），时间当在出院之后的5月间，亦即是李汉俊忙于建党活动的关键时期。会见地点，就在上海的李府，也就是李书城宅，当时兄弟两同住一处。芥川描述道：

有僮，即引予等至客厅。有长方形桌一，洋风椅子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物。梨、葡萄、苹果——除此自然之拙劣模仿外，另无装饰，足慰客目。然市内尘埃不见，满溢简素之气。愉快。

“愉快”二字，在整部游记中，当系出现频率较低近无者，然而芥川在此却不吝一用，可见他对李府，或者毋宁说对李氏的印象难得地好：“李氏曾在东京大学里待过，日语极其流畅。尤其是琐碎的大道理，也能让对方领会，这手本事，在我的日语之上亦未可知……李的言谈举止煞是爽快利落，致令同行的村田君浩叹 ‘此君脑子极灵’，亦非不可思议。”

交谈中，李汉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势，宣传革命主张：“李氏云，现代中国应将如何？此问题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过去既已证明之。现在亦复将证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

同时，李汉俊也充分意识到革命的艰巨：“李氏又云，种子在手，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逮也。是以不得无忧吾人之肉体堪此劳任否。言毕蹙眉。”

听到这里，芥川再次表现出了整部游记中罕见的温柔：“予同情之。”

整个访华期间，芥川会见了诸多贤达名流，留下了四篇人物素描，除李人杰外，其余三人分别是上海的章炳麟、郑孝胥和北京的辜鸿铭。对于章、郑、辜这三位大师巨擘，芥川在行文中固然表现出了对他们学识人品的尊重，但同时也显而易见地语带调侃，不无冷讽，却唯独对四人中年纪最轻、名气远不及前三人的李人杰，竟丝毫没有展示其“毒舌”特色，反倒是恭敬有加，这一点，不得不说十分地耐人寻味。

对于李府客厅，芥川如此描绘道：“在我们被让进的客厅里，通往二楼的楼梯牢牢地扎根于一隅，因而有人走下楼梯时，客人首先看见的是脚。李人杰氏亦复如是。我们最先看见的，是中国布鞋。除了李氏之外，任何天下名士，我还不曾有过从足尖看起的经验。”

结合前述引文中对客厅内部陈设的描写，有心的读者一定已经看出了端倪：这间客厅似曾相识。对了，它便是位于现今上海兴业路76号的那座著名建筑，一大会址。就在芥川拜访李汉俊月余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房间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之前之后，都曾有无数的日本人来过中国，来过上海，然而唯一真正走近了中国现实的核心，邂逅了蓄势待发的中国“新·创世纪”，目击了历史现场、记录下历史细节的人，空前绝后，只有芥川龙之介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