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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飞的乡村叙事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那些丹桂房里的人物与物事当然是一种自然真实的存在；但是，海飞却还是用他诗性与浪漫的情怀重新“创造”了他们，由于他们被海飞文学地呈现在小说或散文里，他们才为读者所知，他们才被传播得更为久远。

乡土叙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应该是一个庞大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已经固化为一种资源极其丰富与浑厚的文学传统，或者说，建构了一条宽广雄壮的文学脉络。原因很复杂，较为明显的可能与中国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有关，作家多数来自乡村，真正出身于城市，然后成为作家的相对要少许多。莫言、贾平凹等作家都来自乡村，但细究起来，他们在乡村的年头都不多，不过20年左右。正是这20年，决定了他们未来写作的内容与方向，成为他们永不枯竭的文学叙事的源泉。无数作家的创作经历都证明，童年的生活与经历影响着他们一生的写作。

然而，这样的状况居然延续到了隔了数代的“70后”作家海飞，不能不让我感到有些惊讶。海飞近年来广受好评的小说《麻雀》《捕风者》（中篇）、《向延安》《回家》《惊蛰》（长篇），从题材或文学类型论，更接近军事与谍战；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引起文学界足够重视的散文与短篇小说却是纯正的乡土叙事。我当然知道，海飞18岁当兵之前一直生活在乡村；但他在城市生活的年头早已超过了在乡村生活的时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时期，吸引海飞思想与眼球的东西一定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他还是自觉接续了近百年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的烟火。何以如此？这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现象。

我选择以“乡村叙事”的概念，试图走近更加真实的海飞，包括海飞的散文与短篇小说。

1971年出生的海飞，故乡是中国江南诸暨的一个名叫“丹桂房”的乡村。他在散文与短篇小说集《卧铺里的鱼》中，讲述了他参军之前作为一个普通青年农民的普通的乡村生活，描绘了“丹桂房”里的村民、物事与场景。那个只有一条街、一条小河、一座山丘和林子的逼仄的空间，完全可以被城里人藐视为“土气”，那里没有让人惊讶与震撼的事情发生，有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甚至根本就不值得一说，更不要说书写的琐碎，海飞就在这里晃荡了18年。在村里人的眼中或印象里，海飞是个热心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会赶去帮忙，外面偶尔有剧团来演出，他又是帮人家搭台，又是帮人家搬弄戏装道具，一分工钱都不知道要。父亲为此多次说过海飞，让他学门手艺，但海飞却我行我素。海飞的超凡脱俗哪里是“土气”的村里人，包括父亲能领略得到的呢？在那个毫无文化可言的乡村里，海飞多少有些“诗人”的气质，或者说骨子里就是个“诗人”，虽然他没有如村里惟一的一位“诗人”那般地啊啊咿咿。海飞本色地感觉到了一种只有他能感受到的乡村里独特的“诗性”。这“诗性”弥漫在街道、房前院后，氤氲于空旷的田野与河流，还有炊烟袅袅的村庄上空。就像画家梵高一样，不是“诗性”改变了海飞的生活，而是海飞就在“诗性”地生活。这一点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它们之间有着哲学层面的本质不同。“土气”的乡村“丹桂房”的空间里，根本没有可供海飞浪漫的自然与物事；但海飞却有着乡村人很难理解的“诗性”想象和浪漫情怀，他与现实几乎没有任何交易式关联，或者说他就不曾活在世俗的现实中。简直是一身的魏晋气质与风度，这样的比喻当然是夸张的。但我们所读到的这些没有引起文学界足够重视的散文与短篇小说里，充盈的确乎完全是诗性与浪漫的气息，这样的乡村叙事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或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沈从文藕断丝连，又不尽相同；尤其是文本内在的文学性上，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它只属于海飞个人。乡村的僻陋没有让海飞走向世俗，而城市的繁华也没让海飞丢失了诗性与浪漫，他在后来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创作中，甚至创造了一种可以名之为海飞的文学叙事风格。

海飞的乡村叙事，尤其是他的散文，都是片段式的，没有精心的构思与结构，更不似当下散文家那般在主题或思想层面刻意蕴含。海飞写的就是他眼中看到的，近乎于美术中的速写，从风格或文学语境上他与刘亮程比较接近；只不过海飞更富于诗性，刘亮程则倾向于哲思。刘亮程1998年出版散文集，名之《一个人的村庄》；海飞1994年开始写散文，他写的是一个人的“丹桂房”。刘亮程在自己的村庄也生活了20余年，村庄是他进入这个世界的第一站，他用漫长的时间让一个许多人和牲畜居住的村庄慢慢地进入内心，成为他一个人的村庄。海飞也是，18年里，“丹桂房”里的人与物事，还有山和水，成为他拥有这个世界的惟一方式。在散文里，海飞的乡村叙事有着很强的现场感，是一种与现实的遭遇，这与所谓的“美文”，或曰艺术散文有着相当大的不同。海飞当然也营造意境，但那是他感知并赋予那些自然与物事的；换言之，海飞在与现实遭遇的时候，没有滞留于生活的窘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龃龉，也没有逃避现实，而是以诗性的真诚感知与浪漫情怀拥抱现实。海飞像诗人一样敏锐地用心感受着乡村的粗鄙生活，那些看似并不惊艳的细节因他诗性的叙述而具有了美的气质与韵味；有时他也调侃与反讽，但调侃与反讽也是浸润在诗性的意蕴之中。

比如《丹桂房的日子·最后一棵枣树》：“在城镇和村落，砍伐之声始终响着，像一只啄木鸟在清晨的歌唱。”反讽，有反思性的精神贯注其间。《丹桂房的日子·麦场的青春》：“但是它们成熟了，我们用闪亮的镰刀放倒了它们，然后用牛车一车车运往村里。田野本来满头金黄的秀发，一下子变得苍凉。一些鸟上蹿下跳衔食麦粒，但这样的情景，还是苍凉。”日常的乡村生活场景被作家的诗性所浸润，不像梵高的画吗？《丹桂房的日子·一个人和一座村庄》，刘亮程的散文集名之《一个人的村庄》，不相同，但有近似的东西在里面。《冬天的一些事情·风吹院门》，刘亮程的第三本散文集名之《风中的院门》。还有《笼罩着或者飘荡在村庄·背着铁锹在村庄里巡行》：“像九斤佬一样，我也会背着铁锹在村庄里巡行。”刘亮程在《风中的院门》给我的印象就是个扛着铁锹闲逛的哲学家，他说他闲着没事，便扛着铁锹村里村外和田野里四处闲逛。当然，他肯定不是闲逛，他善于思考，他将所有的一切都哲学化了，或者说都被他赋予了哲学的意味。而海飞，是向着另一个方向，一个诗性的方向，“闲逛”。

《泥土里的往事》：将生活中的普通事物诗性化，赋予它们人的情感，优美至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诗性却又哲学。第四自然段对泥土与女人的关系的想象与亲昵，堪称经典。《没有方向的河流》：用河流比喻自己的人生，写得激情奔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命运这条河游向何方，哪一个点才是转弯处；哪一个点是高坡的跌落，状如瀑布；哪一个点，又是一片荒凉。这芸芸又芸芸的众生里，那个丹桂房村庄最著名的懒汉海飞，后来拉煤摆摊，或者在诸暨县城的街头悠闲的晃荡，多么像一粒忙碌的灰尘。”“我们都是被命运这条河裹挟着前行的人。我们来不及去改变命运，就发现自己在虚度光阴以后，在三杯黄酒一轮皓月以及清唱一曲以后，垂垂老矣，老得须眉皆白，老得苍凉似海。”你说这是诗性，还是哲学？都有吧。不过，它能感染你，还是因为海飞他自己的人生与生活的经历；当然，它并非单纯的苦难或传奇，而是一种反思的、诗性的想象，一种包含了哲学意味的复杂微妙的精神质素，氤氲于日常生活与复杂的情感中，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你。

海飞的小说比散文更好，叙事与结构的相对完整性、对人物刻画的深入程度、思想与情感的高度与浓烈，都是散文所无法比拟的。可能是虚构让作家对生活细节的想象与叙述的空间更大，更自由；多少也会有一种文体方面的暗示，写小说的时候心理上更放松，甚至于放纵。收在《卧铺里的鱼》中的三个短篇小说完全呈现出了海飞小说的文学风格：语言仍然如散文那般蕴涵着浓郁的乡村气息的朴拙；但小说整体上却是一种诗性与意绪的纠缠，一种残酷与苦涩的浪漫，这样的纠缠与浪漫在海飞的笔下有了一种黏稠的、被淋湿了的感觉，让读者在伤感与哀叹中不尽地咀嚼与回味。表面看，海飞似乎并不在乎小说技术层面的东西，其实不然，在构思与结构上他是下了很大气力的，只不过细节精彩与叙述的质朴掩盖了它们的光芒，或者迷惑了读者。这种诗性与浪漫的风格让那些在底层艰难生存着的朴拙平实的人物与生活充盈了上帝光临了一般的神性的光泽，那些艰难与粗糙、卑微与寡淡的生活有了人性的温暖与活力，有了一种厚重踏实的依托。

《卧铺里的鱼》写的是出版社的编辑苏杭的一次无名之旅。苏杭不知道自己为何在晚间从酒吧里出来就突然去了火车站，买了去诸暨的车票。车厢里当然是各色人等，女列车员、海吃的老太太、打电话调情的男人、警察与犯人，苏杭就觉得他们都像鱼一样，行色匆匆，似乎并不知何以如此，甚至于不知方向。此前医生告诉过苏杭，他的生命只有半年的时间。也许，只有对初恋的重温与怀想（包括不自觉的），才能够抚平人生的艰难与苦涩。小说表达的是人生的无奈与哀愁。鱼应该是一个意象或者象征，比如人或人生就有如过江之鲫，倒未必是时尚，更接近人的宿命。《瓦窑车站的蜻蜓》讲述了14岁的残疾少年毛小军在那个夏天里的经历，一段残疾少年的清纯情感，有限制的叙述视角，让毛小军所见的生活就有了朦胧与混沌的感觉。毛小军短暂卑微的人生折射了粗糙龌龊的底层社会生活，蜻蜓既是小说的道具，也是小说的一个富于诗意的意象，毛小军的死也因此而升华。

海飞小说的特点是不依靠故事或情节推动叙事，但他会设置一个叙事线索，这个叙事线索会把相关人物与细节勾连起来，构成一个网状的形态，混沌而黏稠。《为好人李木瓜送行》的叙事线索是退休了的邮递员李木瓜在替人家报死的时候突然倒地上死了，他虽然将自己的退休金及报死挣的钱都借给了村里的人（但没人还），可是因为村长许大马拦着，谁也不敢去给他送行。只有球球出于感动，找了几个虽然残疾但都受过李木瓜接济的人，为李木瓜举行了一场别样的几近滑稽的送行。到了墓地，才看见村子里的人都来了。雨中，人们或戴着笠，或撑着伞。人性与粗鄙、美好与丑恶交互在一起，呈现出的就是那样的一种底层的生活。苦难中却有着诗意与浪漫，晦暗里却闪耀着亮色与光明。

海飞的乡村叙事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那些丹桂房里的人物与物事当然是一种自然真实的存在；但是，海飞却还是用他诗性与浪漫的情怀重新“创造”了他们，由于他们被海飞文学地呈现在小说或散文里，他们才为读者所知，他们才被传播得更为久远。海飞所希冀、执拗追寻的“那种辽远的东西”，未必可以改造现实生活，但让很多读者受到了它们的感染，并记住了它们是可以肯定的。我想，这恐怕也是海飞所想。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