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的诱惑与算法——对2017年短篇小说及排行榜的一种观察
来源:《西湖》 | 木叶 2018年06月21日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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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然而,每年关于文学的各种排行榜最是应接不暇,此外还有诸多评奖,一二三四五,清清楚楚。在此文写作过程中的四五月之交,关于过去一年文学的榜单或评奖已然不少,似乎有的还处于到来的途中。
我为一个文学榜提名时,大都向年轻人倾斜,尤其是诗歌榜和长篇小说榜几乎只提名了年轻诗人和小说家。不过负责提名的批评家和学者实在多,所以,某个人的提名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主办方的初衷可能是提名的人多些,遗珠之憾便会少些,而结果却似乎越发分散了。除去直接的人情和利益关系,评委的水准、趣味、年龄、地域与位置,都会影响评奖的结果。终审评委人数的多少也直接影响结果。如若评委少,譬如五到七人,某一个评委只要将一个作家作品置于首位或打分极高,其他评委即便都给这个人评得很低或最低,这个作品也可能获得不算低的位置;而如果一个作品被一个评委打分极低或最低,其他人打得再高,此作品也很难进入最高的层级。这样的好处是,使得奇异的不易接受的佳作不被平均化地低估,缺点同样明显,那就是使得人情等因素很容易抬高甚至置顶某部作品。
榜多,奖多,意味着文学受关注,至少是场面闹猛。从整体来看,小说榜,无论是长中短篇都要比诗歌榜的重合度高,共识较多。不过,榜单与评奖太多,一个人在这里连入围都没资格,在另一处却可能大丰收。读者不免会想,好像第一名或大奖给谁都可以,甚至怀疑大家面对的是同一时段里同样的中国文学吗?于是,榜和榜,奖和奖,榜和奖之间也存在相互的消解。
借用近来活跃的一个词——算法,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迅速战胜了众多围棋天才,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算法的革新——评奖或制作排行榜是算法,写作本身也可以说是算法,这种文学生态和文学发生学本身之间存在微妙的博弈。
就视野所及,具体说说短篇写作以及相关排行榜。
浏览几大榜单、文学奖和年选发现,最受青睐的是苏童的《玛多娜生意》,分别获得《收获》短篇小说榜和《扬子江评论》短篇小说榜的第一名,以及“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同时,在先后次序并不鲜明却暗含次序的图书年选,如贺绍俊主编《2017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孟繁华主编《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7》,林建法、林源主编《2017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与中国作协创研部的《年度短篇小说精选》四个选本中亦均排在首位。
其余排在第一位的有叶兆言《滞留于屋檐的雨滴》、迟子建《最短的白日》、刘庆邦《英哥四幕》、莫言《故乡人事》,这些作品分别处于以下榜或书的第一位置: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榜、北京文学月刊社“2017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之短篇榜、付秀莹主编《2017中国年度作品:短篇小说》和王春林《2017中国小说:一个人的排行榜》之短篇部分。
耐人寻味的是,这几位作家都是五十甚至六十岁以上。只有漓江社的“年选文学奖”给了鲁敏《火烧云》和弋舟《随园》(2016年);张惠雯《梦中的夏天》排在了洪治纲主编的短篇年选最前面(此外几乎未进入任何排行榜)。对整个榜单和奖项的综合考量固然非常重要,不过鉴于第一名、首奖的强大象征意味,还是不禁要问,是中国这一年最好的作品真的都由这些“老作家”垄断性贡献了吗?还是选评者的年龄、趣味和身份在左右走向?以莫言获诺奖后首度发表的几篇作品而言,动静不小,不过坦白而言,也就是达到他自己的平均水平。
这一年给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一辈作家的作品,包括艾玛《白耳夜鹭》、鲁敏《火烧云》、张惠雯《梦中的夏天》、董夏青青《科恰里特山下》、周嘉宁《去崇明岛上看一看》、包慧怡《僧侣镇》、王占黑《空响炮》、双雪涛《北方化为乌有》、东君《好快刀》、李浩《自我,镜子与图书馆》、弋舟《会游泳的溺水者》、张楚《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等,还有就是胡迁、刘汀和赵松的集子。
这些作品很不相同,各自闪烁,选取其中部分作品和成名已久作家的作品对观,它们会成为对方的镜子,加深对自我的认知,那也是对世界和今时今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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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于屋檐的雨滴》和《科恰里特山下》,有一种隐秘的对照性,两个短篇都是自一个家庭的内部把每个人的心思和渴念翻开来,然后再翻一次……人物都有一个最柔软而脆弱的所在以及一个远方,都经历了踟蹰、盘桓和等待。近似的地方不少,而两代作家所引发的阅读体验又是那么不同,这可能正是写法或者说算法的复杂与迷离之处。
叶兆言秉持一个写作理念:宁可不足也不要过分。《滞留于屋檐的雨滴》依旧是这样的作品。不得不说这样的思路,可能引向好的作品也可能束缚作者。本篇是一个惊喜。父亲去世是陆少林最悲伤的一天,不仅是因为一个疼爱甚至偏爱自己的人逝去,还因为母亲当晚告诉他这个男人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生父瞬间变成养父。陆少林和“我”关系密切,这与一起准备高考有关,可惜他没有考上大学,不过一直喜欢与“我”聊天。养父的身份复杂,参加过国民党,也曾是一名解放军,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加入共产党。母亲出轨多人,而他隐忍。但他依然成为了母亲最恨的两个男人之一,另一个是生父,她至死也不告诉儿子到底其生父是谁。陆少林只是隐约得知生父在新疆。他对自己的情感似乎也没那么认真,倒是总建议“我”写一写他的养父。他曾想拜我为师学写作,把父亲的故事写成小说,但又没说是生父还是养父;他曾想在新疆的报纸上登广告寻找生父,还虚构或者说畅想生父与自己的相遇,甚或自己死后生父来找“我”了解他、他的母亲和养父……
小说临了有一句话,“许多乐器,不在尘世演奏已久”,这是诗人多多一首诗中的语句。而作者选取这一首诗也许因为此诗最后写到了“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有无尽的未言与想象埋于其中。小说题目“滞留于屋檐的雨滴”也出自这首诗。他这已不是第一次以多多的诗句作为自己作品的名字,应该说,这个名字与小说内容很是契合。如果联系到叶兆言自身也是一个养子的话,这个小说的“算法”可能更具意味,更透出复杂与深沉,尽管作者的笔触是那么克制。这仿佛是一个中篇甚至长篇,被作者斩截地写成了短篇。
董夏青青的《科恰里特山下》较之《滞留于屋檐的雨滴》,其题材更为特殊。都涉及亲情以及阔大的世界,后者关乎是否要去新疆,而前者关乎是否离开新疆。
“车刚开出连队,七十五就抽搐起来。……军医给七十五做人工呼吸。……七十五第二次停止呼吸……”读了上千字,总感觉这个故事还没有开始,这仿佛是一部长篇的布局或节奏,这个年轻的作者耐心十足。女儿京京在“我”对人生最得心应手的时期出生。而当时妻子易敏“少见的,没有描画过的眉毛,承担了她脸上绝大部分无措和虚弱的神情”。易敏是长沙人,她不想再带着女儿在阿克苏生活,孩子需要去教育条件好的地方读小学,为初中去美国做准备。如果“我”不选择脱掉军装,就先分居。“人活着为当下,而不是为了活进历史课本。”易敏这句话对于一个军人的信念构成不小的触动。
稍后写到李参离婚。写到看着军医难免联想到他费力争取的婚姻会不会过十几年也化作针对对方的讽刺挖苦;写到年轻的郭昕马上将离开这艰苦的环境,离开军队;也有名言流传,“再在这种地方待下去,就是对自己对家属的不负责任”……而我还是拿回了离婚申请,妻子易敏也再次回到阿克苏。
接下去作者又悉心书写大家对“七十五”的照料。
另起一行,已是夏日,我终于打电话给妻子,同意离婚。易敏多年来给了她能给的一切,而当她想要换一种生活时,“我”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行动,不是说抱一下就能抱到,也不是说句都会变好的就真的会变好。
似乎一切都想通了,“我”决定放手了。突然,女儿出了状况。“我”从阿克苏飞到乌鲁木齐,转机再飞长沙,凌晨抵家。原来是女儿反感别人对她的触碰,把一个小朋友推进厕所的蹲便器,幼儿园老师认为她“感觉统合失调”,暂不适合回幼儿园上课。到了儿童医院,没挂号就离开,夫妻二人不希望孩子被当作特殊病人看待。是“我”和易敏对各自的强调、环境的辗转,让女儿京京难以辨认来自小朋友的抚触动作背后的善意。“我们无法再漠然相对,无法假装能再展开各自新的生活。孤立无援,唯有彼此。”
他们带孩子回阿克苏(还给孩子受洗),易敏搬来团队家属院,“我”上科恰里特山代职。“我”想告诉军医,自己和妻子是在准备分道扬镳之前,才真正认出了彼此往后的模样。但不能说,无论怎么说,“都像把失而复得的一部分又交了出去”。
一面是对事业的坚守,一面是对爱情、亲情之处境的研判与协调,年轻作家不动声色而又处处用心。就是这样,小说中问题不断,终究有一种东西在暗自生长。这部作品令人想到亨利·詹姆斯的一个说法,短篇小说处于诗歌结束和现实开始的敏感点上。
故事的结尾便很敏感,而且别致,讲起两年前,连队进科恰里特山巡逻。喜欢诗歌的排长不幸跌进冰窟。如果不是他,掉下去的会不会是自己?科恰里特山下的人都想过这个——这是引人深思的尾声。而小说的最后一句又将读者的思绪摇曳了一下,“对我来说,这些已称不上是值得多想的事。”
新的生活开始了,但也充满了危险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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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偏爱的是近期的短篇,也许是因为近期小说里有“中年人的身影”,中年人直面人生的态度是世故的,却比年轻人经得起推敲。世故不是终点,也并不值得赞许。所有的写作最终“必须用最世故的目光去寻找最纯洁的世界”。《玛多娜生意》篇幅不大,所跨越的时间则不算短,空间由故事的发生地转到深圳、新西兰乃至美国,世俗万象在此交汇,人物和故事之间更是构成了一种加速度。
庞德是业余诗人、音乐发烧友,也是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桃子是长相酷似邓丽君的琵琶老师,在他们之间是有玛多娜之风的简玛丽。庞德与桃子终究结婚,而桃子又出了轨。桃子、简玛丽和郝老板的妻子,三个女性都有准备跳楼的“经验”。露西亚“救”了母亲简玛丽的命,当被问到喜不喜欢玛多娜,这个小姑娘说,“不喜欢,玛多娜早就过时了”,小说就此收束。
苏童近年来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触碰现实,有的也不尽如人意。在《玛多娜生意》里,庞德及其与艺术相关的“美国梦”,为时代和资本所涂抹,在简玛丽或露西亚那里获得了一种反讽,或者说反诘。从人物名字的隐喻性到故事的张力,可以说这是一个华丽甚至豪华的小说。这种叙事,如果以算法而言,有些近似奈保尔作品中所写的“月下赏急流”,或者倒过来看亦不无道理:急流中赏月。理想与现实,艺术与人生,以无情的碎片的方式互相推动,并辨认。
《梦中的夏天》与苏童短篇接近之处在于,最后也是孩子挽留或者说激励着女主人公活下去。而且也写到了美国,不过不再是一个虚幻的梦的化身,而是主人公确确实实生活在那里。
从头至尾一直说“她”,没有给出中文名字,这颇具意味(似乎她的丈夫喊过她的英文名)。她是“我”的邻居,关系不一般,彼此的母亲也认识。她是美女,风光无限令人嫉妒的美女。后来她去了北京一家银行,行长疯狂追求她,最后,被他送到了美国,说危机过了就接她回国,却是借此抛弃了她。她后来无论如何也不要他一分钱。据说她嫁给了美国的大农场主,有了一双儿女。后来,“我”厌倦了国内的生活,也来到美国,不过迟迟才去看她,传说中的大农场,不过是一个只有几头牛、长满荒草的所在,象征着贫瘠的铁皮房像一个伤口。“我”不用参观她的家,坐在那里便一览无余了。后来一个男子到来,以为是农场的帮工,谁知是她的丈夫汉森,幼时得过严重的脑炎,智力有些问题。她的手机居然不能上网,儿子盯着“我”的手机看卡通片视频。“如果过去不是梦,那么现在就是做梦。”
“无论如何,先把他喂饱。”这指的是她的美国丈夫,每个词都意味深长。她说自己是一个“农妇”,很失败,生活已完,儿子德瑞克是她的希望所在。
尾声处那段话最是生动,也最是哀婉——
“你还会再来的,对吧?”她说。
“当然。我会再来看你们。”
“可我担心你不会再来了。”她直接地说。
还有就是,她担心妈妈问起女儿在美国的境况,他怎么回复?他让她放心。一切尽在不言中。“我”和她都曾欣赏对方,甚至想过爱情的发生。“我”以为她太美了,“不会属于任何人”,而她为了一个男人的所谓承诺来到美国,又为了一个身份,为了一口气,选择了这样的跨国婚姻和这样的生活,苦苦捱着。“我”一度想把她从这个可怕的被遗忘的地方救出来,但一个都不确信自己是否会再来这里的人,又真的能做些什么呢?
每个细节都务实,每个心理描写都准确,生动,而又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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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里的这四个短篇,两两相映。它们都涉及此间与远方,过往与此刻,梦与真,思与痛,终究又都可以归结为广义或狭义的爱,也许一切关于文学叙事的“算法”(乃至所有艺术的“算法”),都生发于爱这一无比深邃的根。同样是爱,又和或大或小或远或近或虚幻或可靠的梦想相连,最终指向抉择或行动,一个错误会决定一生,而一些错误也许是另一种新的开始。
马尔克斯曾指出写一部短篇小说集比写一部长篇小说要难得多,因为“每写一个短篇,就都得重新开始”。短篇的写作在创作中很有代表性,也非常像是人的一生,不断弯转甚至逆转,不断抵达,又不断归零并重启。
文学奖的算法,排行榜的算法,再闪耀再喧嚣再复杂,与文学自身的算法和可能性相比,都注定矮下去。此外,或者说就在其中,无时无刻不蕴含着人心与人生,局限与无限。
算法未明而诱惑。卓越的算法终将开出不一样的花,结出不一样的果实。越是那些卓越的算法,越是会将有志的创作者砍伐,并照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