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秦原，本名周梦赉，杭州市网络作协会员。代表作《永贞难永：唐顺宗之死和中唐政争》等。

1937年3月25日，杭州春意盎然，“最是一年春好处”，西湖边嫩荷初卷，绿柳新芽。这天夜幕刚刚降临，西湖边昭庆寺旁的一幢幽静、名曰“柏庐”的别墅门口一辆小轿车停了下来。

柏庐建于民国初年，曾先后做过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官邸。边上的昭庆寺在1926年西湖边拓建马路时，已经拆掉了的前殿天王殿，万善桥也不复存在了，还填掉了桥下的青莲池，在彼时已经颇为破败。此时的柏庐门口，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正带领着一行人迎接要人，看着小轿车停了下来，黄绍竑居然亲自上前打开了车门。

车子里走出了一位长得浓眉大眼，英俊潇洒的中年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同志；边上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显得儒雅文静的人，是专程从上海陪他到杭州的中共联络代表潘汉年；还有一个眉目清秀的三十来岁的中年人也一边寒暄着走出了车子，他就是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

刚刚寒暄毕走进门口，黄绍竑就和周恩来说道：“总裁近日身体不佳，现在在西湖南边的烟霞寺休养，今日已晚，嘱咐我好好招待恩来先生。明日一早，总裁请先生烟霞寺一见。”周恩来连连点头称谢，二人一起走进别墅。

这将是自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双方最高层的第一次当面会谈。周恩来肩负着全党的重托，将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直接会面，谈判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战的重大事宜。而这次会面的渊源，却要从一年前说起了。

一年前，也就是1936年，也是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伍豪”，启事要求他务必在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

看到这份“寻人启事”，周恩来不由心里再次打起了嘀咕。这不是第一次出现“伍豪”名义的启示了。五年前的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特科总干事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押送南京后供出了上海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行踪。由于周恩来及时得到情报，迅速果断处理，避免了一场极为严重的损失。

然而到了第二年的1932年2月20日，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纸，相继登出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正是周恩来的代号，这个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就以抓阉的形式取的互相称呼，当然，国民党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这个启事刊登之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底秘密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已将近有两月之久了。2月22日，陈云等中共领导立刻在《申报》登了反击的启示：“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伍豪启事》阴谋诬陷之目的很快就破产了，《启事》的策划者是谁？这成了周恩来以及中共特科心中的一个难解之谜。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启示。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决定派一个地下工作的同志去一探究竟。中央想到了潘汉年。

潘汉年成长于书香世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十分爱好文学、外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等。南昌起义后，潘汉年来到上海发展党的文艺事业，在短短一二年内，就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等组织先后成立。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中组书记，潘汉年还常活跃在各进步文化团体之间，将文化界各条战线的进步力量有机地联系起来。经过几年革命工作的磨炼，已成为上海文化界的名士。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是谁还给他起了个代号“小开”（上海话大老板公子的意思）。让这样一个“小开”和国民党接触，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几经曲折，终于在香港豪华的九龙酒店，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和一个叫做“黄毅”的人见了面。刚一见面，两人略一惊诧，心中同时想到“是他？”旋即恢复常态，握手致意，心照不宣。

潘汉年早就认识眼前这位“黄毅”。此人名叫张冲，“五四运动”中曾组织“醒华会”，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 年张冲返回南京，由于他才华出众，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深得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器重。30年代初升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是自己在上海滩的一大对头。

对眼前的这位“叔安”，张冲也是太了解了，这位被戏誉为“小开”的“叔安”，是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几经生死存亡的激烈交锋，曾多次密谋抓捕他而始终未果。

然而这次张冲的使命却是同中共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下，两个老对头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这不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吗？潘汉年和张冲这两位“江南才子”，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角色。

双方一同乘船北上，在上海，在南京，他们又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自十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了。随后，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就在国共双方开始慢慢缓和的情形下，“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了。潘汉年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将双方的意图和要求互为转告，并使宋子文、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则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干，斡旋于矛盾各方，促成了亲美派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的三方会谈，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协议。12月24日被释放的当晚，蒋介石一见周恩来，一股难言之情涌上心头：“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

就在国共双方在西安展开谈判的时候，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随即被扣押的消息传了回来。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感到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连续拍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

毛泽东想到了潘汉年和张冲。他拍电报给周恩来，说 “张君（即张冲）应该欢迎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这样，1937年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贺衷寒。其间，张冲携带蒋介石的意见，也赶赴西安加入会谈，并成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谈者。

一见张冲，周恩来就主动伸出了手：“欢迎，欢迎，我们终于见面了！久闻淮南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果然年轻有为。”张冲面露羞愧，忙答：“不敢，不敢，淮南过去对恩来先生多有不恭，实在惭愧，还请多多包涵。”

原来，那张 “伍豪脱党启事”，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特务总头目张冲的“杰作”，本意是诬陷周恩来。张冲之前又曾率特务按叛徒顾顺章的口供由南京赴上海搜捕周恩来，但一次次均告失败。

现在，双方却坐在了谈判桌边。“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2月12日，国共双方在西安开始领导层的第一轮谈判。周恩来明确提出，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军队，承认共产党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

谈判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3月8日，双方意见大体一致，周恩来便将谈判结果拟成条文，电告蒋介石。但到最后将要签署协议时，蒋介石出尔反尔，指使贺衷寒推翻了协议。

两天后，国民党节外生枝，提出要对条文作原则性的修改，使之具有收编的性质。双方在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苏区隶属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由此，谈判收效甚微，许多问题看来需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周恩来的眉头再次紧锁。他向中央汇报认为，很多事情已经不是国民党会谈代表所能决定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特派代表，在与周恩来的频频接触，朝夕往返中，已经对周恩来的爱国信念、高尚人格十分钦佩，“不是冤家不聚头”，两人化敌为友，互相惺惺相惜。但是蒋介石的遥控指挥，让很多事情根本没法最后确定。周恩来提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和蒋介石当面谈一次。

中共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对方“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于是，经双方多次秘密磋商，蒋介石电约道：“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这就促成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直接谈判，史称“西湖会谈”。

3月20日，周恩来接到蒋介石的邀请，从陕北延安到达西安，经潘汉年和张冲共同安排的路线，由张冲陪同从西安飞抵上海，下榻于那家著名的新亚饭店——就是张冲的启示中提到的“新亚饭店”。

一别上海多年，周恩来触景生情，感慨良多。当年，他置身中央领导核心，在秘密状态下纵横沪上，“伍豪之剑”令敌胆寒。而今非昔比，又要与老对手在特殊的领域进行一场特殊的斗争。

接着，在潘汉年和张冲陪同下，周恩来乘坐了一辆黑色道奇小轿车，3月24日下午从上海驱车杭州。在车上，三人相谈良久。大家都认定，当前最大的任务就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冲最后握着周恩来的手说道：“淮南将恪尽职守，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3月25日，周恩来很早就起床了，他仔细地整理了一下仪表，换上了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然后，他沿着院子边的水池一边散步，一边思考着要和蒋介石交涉的问题。

一个月前杨虎城去职，西北之三位一体实际已不复存在。同时，由于共产党方面经济窘迫，按月接受国民党提供之经费、粮食、车辆等帮助，加上谈判进展顺利，共产党让步大，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自然颇想趁热打铁，把已经进行至半的改编谈判名副其实地搞成“收编”谈判。蒋介石也指示编后军队中须加派副佐人员，政训工作应派人参加。

国民党方面的反复使周恩来深感不满。依照新的条文，不仅苏区将被一分为三，民选制度不能提，就是军队指挥、人员任用等中共也失去自主，编制也被压至三万，这无论如何难以让共产党人接受。中共中央为此召集了专门会议，决定要求周恩来采取强硬立场。中共中央电称：“（贺顾）所提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

现在，自己已经来到了杭州面见蒋介石。这些问题都要谈清楚，既要给中共争取必须的利益，又不能破坏来之不易的联合局面，难哪！周恩来慢慢走着，不断盘算着可能出现的分歧。

8点钟的时候，潘汉年和张冲一起来请周恩来上车，小车沿着西湖边的南山路慢慢开往烟霞洞。烟霞洞坐落在西湖南边的烟霞岭上，此地洞幽林深，岚烟袅袅，是个僻静的地方。难怪当年胡适爱在此读书养性，瞿秋白要来这著书立说。张冲也可谓好眼力，建议蒋介石选这“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周岚翠遥接村”的好地方，作为秘密会谈的场所。

不到9点，一行车队就到了烟霞洞。蒋介石显得很重视，亲自前来门口迎接，握着周恩来的手说道：“恩来，难得你过来。汉卿（张学良）的事情，我一个人也做不了这个主，也有难言之隐啊！你们的人，好像对我起了疑心。我真是百口莫辩哪！”

周恩来笑道：“委员长言重了。恩来此次前来，一路之上，足见委员长诚心。请！”宋美龄微笑着过来见了面，寒暄了一会随即说道：“你们慢慢谈，我去后山转转。”蒋介石举手道：“达令小心！”目送宋美龄走去，便召集张冲、黄绍竑、贺衷寒等人一起在烟霞岭散步。

一行人一边在山路上走着，一边说到了正题上。周恩来说道：“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计谋求与国民党合作的，我们寻求的是彼此的谅解和相互的真诚，绝不能接受国民党关于‘投降’、‘收编’的种种污蔑。”

蒋介石嗯嗯了几声，像是不情愿地赞同，又像是在不舒服地清嗓子。“投降”、“收编”这些都是他指使贺衷寒放出的风声，现在被周恩来当面说出，他也略有难堪。周恩来又说道：“中国共产党坚持苏区行政区完整，政府人员民选推荐，红军编为3个师和红军领导人不变。这些我和墨三兄（顾祝同）在西安谈得都差不多了，不知为何又不再谈下去，这些都要请委员长钧示。”

贺衷寒这时快步走了上来，低声说道：“校长，这些会谈的情况，学生都已经向校长多次汇报。我方提出的条件算为公允，不知为何恩来先生说我们太过分，学生也想当面请教周先生。”

周恩来笑了笑，说道：“恩来此次前来，带来的是我党的最大诚意，我们愿意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一、领导全民族的抗日，保证领土主权完整，达到民族独立和解放；二、实现国内和平统一、民主自由，达到民权主义为成功；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民生的幸福。”

他顿了顿，扫了一眼贺衷寒道：“虽然我们作了很大让步，但是贺处长所提的让我们实在难以接受。”贺衷寒是黄埔一期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按说是周恩来的学生，现在周恩来称之“贺处长”，贺衷寒不由脸上一红。

蒋介石也瞥了一眼贺衷寒，周恩来接着侃侃而谈：“贺处长所提，我们概括一下，实在难以说得上是和谈。所提如：一、划去民选，二、分裂苏区，三、派遣副佐人员，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员，五、缩小红军至三万人，六、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七、改要求为请求，八、服从一切命令，九、置西路军不提等。这些，请委员长看看，这算是和谈吗？当真不是想吞并我们？就如第二条，苏区如果一分为三，我们又有何资格提和谈二字？”

蒋介石蓦地停下了脚步，看着周恩来道：“那恩来你的意思是什么？”周恩来坦然说道：“委员长，我们共事多年，有些话我以为可以开诚布公。中央给我的指示是，这些条款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后限度：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九千人。”

蒋介石说道：“此事我已骂过贺衷寒了，是他太过鲁莽。我的意思，行政区可以保持完整，但正职必须由中共方面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担任，以应付各方；红军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司令部，国民党只负责联络，对于粮食接济，设法解决。”

周恩来又说道：“委员长，我们既然合作，理当相互信任。正职由我们的人担当，请问又有谁有反对的理由？何必又多此一举，要中共方面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担任？”

蒋介石颇为不悦，含混地嗯了一声，转移话题说道：“中共可以参加几个月后召开的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嘛，我让孙科亲自邀请你们。有些话，在国民大会上提也可以，在国防会议上提也可以。”

周恩来点头道：“多谢委员长。我前日到了上海，已先将中共对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的意见以信函的方式递交侍从室，不知委员长可有空一看。”俞济时上前道：“报告校长，在今天的文件中已经放好。”

二人又走了一会儿，蒋介石说道：“我来此地，本意是来休养的。谈了这些，有点困倦。恩来，一些问题，你同墨三他们谈好了，我都同意的。淮南，在杭州你陪好恩来，有什么需要马上同我讲。”周恩来见状，也点头告辞。

烟霞洞回来后，潘汉年为周恩来和张冲在柏庐前拍下一张合影。“咔嚓”一声，不仅是化敌为友的见证，也留下了迄今仅存的关于“西湖会谈”的唯一实证。

这天傍晚，三辆小车停在了柏庐门口，中间一辆小车上走下了身穿黑色绣锦旗袍的宋美龄。她带了一束迎春花和一些南货，径直来到了周恩来的房间。

周恩来一见宋美龄，含笑招呼坐下。宋美龄说道：“恩来，西安的事情，我们多亏了你周旋，中正一直挂在嘴边，说没好好谢谢你呢！”

周恩来摇手说道：“那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意思，我不过中间奔走。”宋美龄看了看边上，又说道：“恩来，我们不是外人，我就和你说。中正回去很不高兴，说你是半空要价。他给中共的条件已经很好了，毛润之他们也要适可而止。”

周恩来笑道：“感谢蒋夫人坦诚相告。委员长认为对我们很好，我们也感谢他的善意。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一味退让，那就不是合作，而是投诚了。”

宋美龄点头道：“这倒也是。张淮南在汇报的时候说了，贺衷寒不知在想什么，这种条件提出了太不够格了。中正前日已经骂过贺衷寒了，说他尽会坏事。我看这人心思很多，也让中正小心一点。”

周恩来微笑不语。他知道贺衷寒在西安事变后组织了“讨逆赴难团”，蒋介石颇为不满，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现在西安谈判又是此人从中作梗，如果贺衷寒真的被冷落，对国共合作倒真不是坏事。

二人又说了一会儿话，提到了西安的时候一些事情。约莫半个钟头，宋美龄起身告辞，周恩来拿出一封信道：“这是中央让我带来的十五条书面意见，有劳蒋夫人提交委员长阅示。”

宋美龄带上信上了车，回到了南山路189号的澄庐。这是一幢式样别致的三层奶黄色西式别墅，原是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所有，后成为蒋介石在杭州的行辕。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完婚，蜜月旅行的第一站就是西湖澄庐。

宋美龄刚走进铺设白色大理石的楼梯，楼上蒋介石就叫道：“达令。”宋美龄上了二楼，将和周恩来的见面略为一提，展开了周恩来的信件。只见上面写着：

中共方面承认之十条与要求国民党之五条，其主要为：

甲、中共方面承认：

一、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二、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

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有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

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

五、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

为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交通队、卫生队、修械所、教导队等。红军原有骑兵合编为一个骑兵团。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四万三千人。

六、其余处置：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

乙、国民党方面保证：

一、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面停止“剿共”。

二、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

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

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并使共产党也能参加。

五、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

蒋介石看后，陷入了沉思。宋美龄说道：“中正，我看中共还是有诚意的，恩来亲自过来，就是想谈好。”蒋介石点了点头，说道：“达令，我不想多走动，明朝要不让恩来来这里讲吧！”

3月26日，周恩来来到了澄庐。此后两天，谈判主要就是在澄庐中进行。谈判中周恩来再次强调：“一、中共非投降，红军非改编，而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愿意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种合作立场完全是诚意的、互信的，愿意坚持到底的；二、中共这种大的改变，必须给以解释的机会与时间，并望谅解其困难；三、以后一切都欲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离心的，并愿以拥护统一及抗日之精神影响各省。”

蒋介石听了举手说道：“这些小节不成问题，即使未谈好，也坚决不会再打。有什么具体的，恩来你可以说说。”

具体的方面，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如下要求：（一）苏区改成边区（十八县）；（二）红军改编三个师后，人数请容许在四万人以上；（三）请设立指挥总部；（四）中央军政人员只任联络；（五）学校办完这一期；（六）增加红军防地。

蒋介石沉吟一会，说道：“关于军事主管的事情，我昨天已经说了。这个需要再议。至于接济粮食等等，均可告顾祝同解决。他决不会派人破坏，只是联络而已。”

也许是张冲、宋美龄等人的建议，蒋介石做了不少让步。两天的谈判，大部分的问题都说清了。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和张冲陪周恩来到德清莫干山的白云山馆继续就一些细节磋商。两天的时间，双方都记下了几大本厚厚的记录。

周恩来告辞的时候，蒋介石沉默了很长时间，像是想起不少往事，感慨地说道：“过去的两党合作，失败双方均应检讨，要保证永久合作，就要不只图目前，而且要计及将来。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只要坚守新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周恩来频频颔首，并提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又说道：“中共不必说什么国共合作，主要是与我个人合作。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能够说话算数，做到与我永久合作。我这里特别想说纲领与领袖两个问题。现在，他们都叫我领袖，所以特别是共产党组织与我个人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如何服从的问题，你们要多考虑，商量出具体办法。恩来，以后我们一起了，你可以多来看看我，我们都是老同事了，要走动走动。”

在德清谈妥细节后，周恩来从杭州返回西安。此次来杭，正值“窈窕西湖三十里，柳丝含烟拂湖水”的时节，但因谈判的紧张和艰苦，大家都无暇顾及美丽的湖山。临行前，张冲邀周恩来和潘汉年前往楼外楼菜馆，在二楼选了个僻静的位置，三人吃了一餐家乡饭。几十年后，周恩来重登此楼，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感慨不已。

周恩来回延安后马上汇报了杭州谈判结果，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4月9日，周恩来直接致电蒋介石，称：“……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会毕即南下晤蒋。同时，考虑到蒋介石的建议，中共中央开始草拟《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民族统一联盟组织规约》，并讨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就这样徐徐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