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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18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来到杭州，下榻在西湖边熟悉的新新旅馆。19日，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钟，他在浙江大学体育馆主讲“自由主义”。

胡适日记中记载了他1948年10月在浙江大学演讲之事，一共两则。第一则为：

1948年10月19日。昨来杭州。昨日到钱塘江上看大铁桥，坐汽车过桥；到萧山境内，始回北岸。此是茅以升、罗英诸君所造。昨日归途游六和塔。在湖上小游。今日下雨，到浙江大学，访竺可桢校长，见竺夫人陈汲女士，见潘渊（企莘）、郑海宗诸友。傍晚游虎跑。 第二则为： 1948年10月20日。上午天晴，雇小船在湖上荡了一会儿，到孤山林社，看看高啸桐遗像。下午两点在浙大讲“自由主义”。下午四点快车回上海。（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第720～72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演讲。1958年12月16日，胡适与人谈话中提及了当年他在浙江大学演讲内容相关的细节，即他与康乃尔大学历史学教授伯尔（George Lincoln Burr，1857～1938）就“自由与宽容”所进行的一次谈话对他的影响。谈话中伯尔教授的那句感叹——“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Tole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这句话三个月后出现在胡适的《容忍与自由》一文（见本文文末附录）中，这篇文章被殷海光称为“近四十年来最伟大的思想文献”。

1961年12月30日，离世前不久胡适，吃晚饭时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的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对于胡适这次在浙江大学演讲的内容，胡适日记中没有详述，只说演讲的题目是“自由主义”。

据浙江大学学生唐为根回忆，当年胡适来浙大讲话似乎“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不过，他的记述与当天竺可桢先生的日记不一致，竺可桢校长的日记记述说，听讲的浙大学生、老师有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一小时二十分，很少有人退场的，“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他的日记中还说到胡适演讲时流汗，“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竺可桢与胡适都是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胡适比竺可桢小一岁。

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国立浙江大学日刊》（1948年10月21日，复刊新58号）“校闻”一栏中有过专门的介绍。只是此日刊后未曾出版，现将这篇报道摘录如下：

北大胡适之校长昨讲“自由主义与中国”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先生前日来杭，过访本校竺校长，并参观本校。本校当邀胡先生于昨日下午二时公开讲演，届时体育馆内，师生听众，济济一堂。首由竺校长介绍，并谓胡先生二十年前，系本校筹备委员之一。继胡先生于一片掌声中起立，略谓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决问题，非讲主义，今此虽道主义，仍在问题索解。自由为义，在于由自，我国盖有悠久之传统。在希腊为自由为字，亦同中国，兼有名辞动词两用。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须仰人。浙大三馆，纪念阳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阳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访之录，与舜水去国，老死日本，皆争自由之表现。东汉，上虞王充（仲任）当神权之世，撰《论衡》八十余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亦皆在求自由。综之，中国史中，自老庄孔墨，中经阮籍、嵇康、范缜、韩愈，以逮宋明诸儒，为争自由而仗义执言，虽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伟大。所惜者已往贤哲，过于漠视政治自由，遂致虽倡君主无为之治，而无术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者，去今不过百年，为政治自由，树之范畴，于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议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改之宪法，一曰不记名投票。此虽浅近之论，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而明之，自由之义，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访即夙昔尝著自由历史之教师者，行年八十，谓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当今之世，实自由与不自由之争，容忍与不容忍之争。浙大于阳明、黎洲、舜水争自由传统之精神下，对此当前重大问题，应三思之云云。胡先生谈笑风生，记取古今中外诗文史事，如数家珍，杂以诙谑，亦谐亦庄，听之如饮醇醪。凡历一时有半，掌鸣有如春雷声中而毕。同学有邀胡先生讨论者，胡先生以拟乘四时快车赴沪，约以再来云云。

另外，胡适此次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内容，在当年10月22日的《申报》上亦有简要报道。报道全文如下：

胡适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

[中央社杭州廿一日电] 北大校长胡适于18日抵杭，廿日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邀，假浙大健身房演讲，讲题为“自由主义与中国”。胡氏首先解释自由主义为当今世界一种最伟大的运动，继则详述中国古代儒者之自由主义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黄梨洲等先贤，其遗著中无不富有自由主义思想，故今之所谓“自由主义”者，实为中国之“土产而非舶来品”，惟虽有“自由主义思想”或“自由主义哲学”，而无政治环境上之自由，则社会仍无自由可言，中国即缺乏此种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则必须有一种容忍的精神与之相配合。然后自由主义始能有最完美的发挥。故今天中国要求自由主义之胜利，主要在争取政治上之自由，与培养一般社会之容忍精神。

竺可桢校长的日记也只记载了胡适演讲的大致内容（《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根据这些记录，我们可以推测，1948年胡适在浙江大学演讲的内容，大致包括了他两篇文章的内容，即《什么是自由主义》和《自由与容忍》（参见附件一和附录二）

在这些演讲中，胡适主要谈到，自由主义为中国固有产物，明代浙江余姚出生的三位大师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义，东汉王充也是自由主义。但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终不能达到，人民也没能得到解放。

胡适1948年演讲时，中国政局正面临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十余年后，胡适提到他当年演讲时的情形： “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你想，校长住在礼堂的楼上，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学生监视住，我就晓得他们是出不来了”。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45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的胡适，这时却显得如此“悠闲”，大谈“自由主义”，并呼吁当局能够对不同思想言论表现出大度宽容，其背后究竟潜隐着怎样的个人与时代的思想暗流呢? （参见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想了解其此时的心境，可以阅读历史学家余英时的大著《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的相关部分。余英时以胡适的日记为依据，还原了胡适的温情、坚韧、包容与担当。

而胡适本人，似乎也处于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1948年，胡适公开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1948年12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表示了自己可能离开学术界直接投身政治的打算：“晚上公宴钱端升，主人是北大的行政首领居多，故我们大谈。我最后说，我过了十二月十七日（五十周年纪念日），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点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长了。不做校长时，我也决不做《哲学史》或《水经注》！至于我能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第72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

胡适在浙大演讲后的几个月后，他就将与大陆永远告别，开始“根株浮沧海”的最后余生，从自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不过，他选择离开大陆时，也许根本估计不到当年在北京大学时，被他看轻的那位图书管理员后来会发动了对他的批判风暴。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昌照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说，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其实1948-1949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艰难决择时期。1848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却看到了提前到来的“革命胜利”的曙光，1949国民党匆忙收拾残兵败将退守台湾。而夹在两党之间的知识分子则被迫进行“留”还是“走”的选择。留下，是主动迎接还是冷眼旁观？出走，是台湾、香港还是美国？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24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组院士，占28位人文组院士的35.7%。很显然，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

1949年，胡风写下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喜悦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毛泽东！……你微微俯着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毛泽东！毛泽东！/由于你/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

解放前，金岳霖骂参加民主运动的教授说：“共产党来了没有自由，中国都是你们这一伙人搞坏的”。解放后，共产党真的来了，他却不断地“发现了奇迹”。他说：“人家却真能使自己所梦想的民族翻身变为事实！”“这样的党，是中国从前所没有的！”于是，他对共产党的态度由疑惧转为拥护，不仅全面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积极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后来，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讨后，身在美国的胡适感到十分不解，他写道：“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