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我在童年时代未得到正常的母爱，青年时代又下乡插队，后来总算回城有了一份工作，偏偏去写了一部名叫《生活的路》的长篇习作，给自己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一篇忆旧文章中，作家竹林这样写道。

这个“极大的麻烦”，正静静地躺在记者眼前的书桌上。浅绿为主调的版画封面上，高处是刚钻出云层的半轮明月，低处是山峦、河流和芦苇的剪影。黑体加粗拉长、时代特征强烈的四字书名下，印着竹林的名字。1979年下半年出版后，这个封面曾出现在上百万人的书桌上、枕头旁、行囊中，被阅读、被念诵、被摘抄。仅面前的这第一版第三次印刷，就达到20多万册的印数。作为首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也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知青文学”这一创作题材的开端，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拥有着毋庸置疑的节点性意义。但现在竹林手上最早的版本，也只是这第三刷。她早就忘了首印版的去向，也并没有费心另寻，于她而言，这只是人生所走过的一个印记。

从小说出版时起，时间再往前推移三年半，正是政治气候春寒料峭时。知青返沪后，每天坐在出版社编辑部的竹林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编稿、改稿。“用现在的说法，我那时工作是替别的作者当‘枪手’。”——出版社领导需要展现工农兵主题的书作，老编辑负责组稿，但工农兵作者有的不具有相应的创作能力，很多小说是由年轻编辑大幅“修改”，或者索性再创作而成。发了几部书稿，一次次眼见自己的文字被冠上他人的名字出版，竹林心中难免有些不平。这时候，她想到的是自己知青时代曾经偷偷记下、四处藏匿，烧毁后又重新记下的那些素材。

“能不能发表这件事，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那时心想肯定是发表不了的。”这些年来，无数人问过这本小说的创作初衷。竹林很清楚，这些提问有的是探询，有的则是质疑，背后那些欲言又止的话语，无非是否为了名利、是否想争先机。这些人唯独忘记的是，所有的质疑，先设条件是她因为《生活的路》被全国人民所知，来自各地的信件源源不断地寄来、堆积在她的案前，每拆一封，里面都是满满的认可与鼓励，看上去光鲜荣耀。但在出版前，竹林和所信赖的编辑凭着一丝光明的可能，为了书稿是否能问世而四处奔走、怀揣着巨大的不安和自我怀疑、甚至因为书稿而使自己的人生前途一片茫然时，她的书桌上除了钢笔和稿纸以外，空空如也。“真是为了名利的话，就不写这部小说了。我只是希望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岁月中的真实，有部分能够呈现出来。”

在最早的构思中，这部初定名《生活的道路》的小说里只有娟娟一位主角。竹林心里一直盘旋着一位女知青因为对返城的迫切渴求，最终遭到巨大伤害、走上绝路的故事，这在当时刻板、模式化、处处宣扬“一号英雄”的小说创作中是绝不能容忍的 “异数”。尽管再怎么“天资愚钝”，她也意识到这其中埋藏着巨大的危险，才在几经思虑后加入了一位“高大全”的男主人公张梁，让他与娟娟产生一段情感纠葛，并在小说的最后为娟娟“伸张正义”。“不加这个角色的话，绝对没有出版的可能。”顺着纸质有些发黄的书脊，竹林用手指按了按装订线，“但是直到现在，我最后悔的，也是添加了这个人物。从文学上来说，不该加”。

下班后用业余时间遮遮掩掩地写，宿舍里别人睡着时偷偷摸摸地写，就这样，小说渐渐成型，变成越来越厚的文稿。

1977年中小说收尾后，最先看到全貌的，是竹林所在的出版社一位姓赵的带教老师。深受震撼的他把稿子推荐给上海文艺出版社，随即被拒。1978年春出差时，他又带着厚厚的书稿去了北京，托朋友章仲锷交北京出版社，出版社答复对知青问题没把握，婉拒。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内招待所里，赵老师把书稿当作头枕垫着，躺着和当时作家姚雪垠的助手俞汝捷聊天。俞汝捷指着书稿问：“什么东西，那么厚？”他拿过来一边聊天一边翻看，看着看着就不再言语，从夜里一直读到天明。他兴奋地说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稿子出版，第二天就将书稿推荐给中青社的总编辑，希望他们能在逐渐焕发新生机的文艺风气之下“拔得头筹”，总编辑用了两天时间看完全书，几经犹豫后又还给了他。几次碰壁后，赵老师将书稿带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放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南组留待审阅。谁知几个月后再次出差赴京时，稿子仍原封未动。其后又历经了再三周折，书稿最后到了当时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孟伟哉的手上。

让我们重新捋一下时间线——1976年春天，竹林开始创作《生活的路》。同年10月，政治风向急转，在长久的压抑后，人们终于迎来了曙光。1977年中，《生活的路》写完，在逐渐宽松的社会氛围中，竹林看到了一线新的可能。1978年春，赵老师将竹林誊写了几个月的书稿第一次带去北京。在人文社曲折辗转多次后，书稿来到了孟伟哉的手中，但他实在太忙，手头又堆积着大量待审读的稿件，这一放，又是几个月。

时间到了1978年深秋。

此时的竹林，得到了一个去北京参加儿童文学座谈会的机会，但社领导扣住了通知，不让她去。原因是：“一些老编辑知道我写了部长篇小说，稿子已送去了北京的出版社。他们怕我借着儿童文学座谈会的机会，去争取出版。”“他们以为，一个来社不久的青年编辑，居然想要出版长篇小说，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编辑工作，大多还没有出过书呢！”可以想象当时她在社里掀起的波澜。几经研究，社里决定开文艺编辑室全体会议批评帮助她。

“开的是闭门会，其他编辑室的人不让进来，于是都围在外面。”在会上，几乎一边倒的批评意见汇总成了三大罪状：白专道路、个人名利思想、编辑工作和创作关系处理不好。只有赵老师一边为她辩驳，一边作记录。会后，站在门外的同事纷纷围聚上来看记录，为她鸣不平，美术组的几位女画家甚至集体去社长办公室据理力争：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用那一套？！

不知是“力争”起了作用，还是形势比人强，在其他多种因素的考量下，最终，社长同意了竹林的北京之行。因为就快到会议时间，坐火车已经来不及，改坐飞机。

坐在飞机上，竹林觉得心里有些发懵。这是她第一次去北京，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在穿越厚厚云层，到达平流层后，她像孩子一样长久凝视着舷窗外新奇的景象，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光明的未来——她只想去人文社见一下孟伟哉，请他看一看自己的稿子。

临近1978年底，北京已经悄然入冬。室外严寒冰结，室内暖气又供得过足，使人颈背发痒。坐在儿童文学座谈会会场里的竹林心不在焉，时不时偷望着座机电话的方向。几天前，她独自一人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孟伟哉答应她，这几天会看完稿子，给她一个答复。

在精神恍惚中，她终于等来了那个电话。

“昨天我看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竹林至今记得见面后，孟伟哉和她说的第一句话。虽然时局已经趋缓，但对于知青问题，此前从未有人以创作的形式置喙，直到两个多月后关于知青问题的会议召开，才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这之前对于一部反思知青经历的小说进行公开肯定，既离不开超前的政治眼光，也需要莫大的勇气。“我相信，它出版以后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全国一千多万知识青年会支持你，他们的家长也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努力吧，你是大有希望的！”孟伟哉的这番话，让竹林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开完会后，竹林没有回上海，而是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留下修改稿件。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女主人公娟娟不能死，必须写活，否则无法出版。但在竹林心里，娟娟的悲剧性又决定了她必须死，纠结了很久以后，竹林给小说添加了一个娟娟跳河自尽，又被救起的“圆满”结局，孟伟哉又建议将书名改成《娟娟啊娟娟》。

当时，每天为了如何修改而犯愁的竹林并没有意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她身边召开了。这次即将改变无数中国人命运的大会，已经在她丝毫没有察觉的时候，将第一缕春风送到了她面前。

之后的事，曾在李曙光、何启治等多位当时参与或亲历此事的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笔下再现：虽然取得了孟伟哉的首肯，《娟娟啊娟娟》并没能马上面世，而因题材敏感，在送审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竹林所在单位的人得知她的小说获得了人文社的青睐，又通过关系，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了争议，小说的出版再次被悬置。拿孟伟哉的话来说，“脾气也发过了，乌纱帽也掼过了，结果怎样就要看上面的了”。

他所说的“上面”，即包括茅盾先生在内的中国作协主要领导。可是茅公当时已82岁，又主持着中国作协的工作，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身体状况，都不太可能阅读一部长篇小说的完整书稿。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想了一个办法——将当时三部有一定争议的书稿：孙颙的《冬》、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这两部中篇小说，以及竹林的长篇小说《娟娟啊娟娟》分别由编辑写成内容提纲（竹林的提纲由孟伟哉执笔），交由茅公审读、定夺。

1979年2月初，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仍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一次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茅公在会上肯定了《娟娟啊娟娟》的现实意义，以为小说还在创作阶段的他表示，这部作品“如果写出来的话，会是非常感人的，我祝她早日问世”，并希望作者能上台来发个言，让他认识一下。主持会议的人文社社长严文井催促了几遍，竹林却在台下越发深深埋下了头。如果说写作时是忘我的，寻求出版机会时是渴望和热切的，在她此生也许唯一一次能够在茅公的赞许之下登上众人注视的文学舞台时，竹林却紧张得手脚发木——她既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样郑重而光荣的场面，也觉得所有的话已在作品里说尽，不知道能再和自己敬爱的茅盾先生说些什么。

见场面陷入沉寂，冯骥才大步流星地走了上去发表自己的创作感受，这才替竹林解了围。会后午饭时，韦君宜前所未有地严厉批评了竹林：你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许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她所指的也许不仅是与茅公见一面，更是在文坛正式崭露头角，从此迈向光明前程的机会。

经由这次座谈会，许多人同冯骥才一样，真正感觉到“罩在头顶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三部小说的出版均被正式提上日程，最终，孟伟哉尊重了竹林的坚持，出版时仍沿用原先版本的故事结局，并将书名定为 《生活的路》。1979年 8月《生活的路》出版，10月全面问世，韦君宜、许锦根分别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第一时间刊发评论表示支持，许多报刊纷纷加入，围绕书中所提出的对于知青问题的反思，进行了广泛讨论。书店里一书难求，出版社马不停蹄地加印，以满足读者雪片一样飞来的购书需求。

正如孟伟哉第一次读稿时就预料到的，在突如其来的声誉面前，反对该书、认为竹林写了一部“大毒草”的也大有人在，回到自己的编辑岗位后，竹林承受了来自各方的莫大压力。如果说作品出版前，她还能以“我一定要通过出版来证明自己”作为动力来抵挡，在作品出版后，在各种声音、各种态度、各种不明就里的议论把她卷入舆论的中心，并且持续发酵、变异时，她觉得自己有些站不住了。1980年，竹林离开了出版社，在上海市作协下属的某杂志社短暂任职后，搬去了嘉定一所中学的书库暂住和写作。

从这以后，她的生活里只有全情投入的写作：《苦楝树》《女巫》《呜咽的澜沧江》《挚爱在人间》《竹林村的孩子们》《今日出门昨夜归》《魂之歌》……把自己的身心都安置在偏远的城市一隅后，人们很少听到她的声音，只看得到一部部署名竹林的作品陆续问世。从“知青文学第一人”，到“隐士作家”，她所在意的从来不是外在名利。这些作品中再没有一部像 《生活的路》那样引起巨大轰动，但却见证了她在写作和思考上的不断成熟。“如果说我写《生活的路》时只是想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企图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及理想的追寻了。”写到第三部知青小说《魂之歌》时，竹林已经开始借由人物面对自己命运遭际的抗争，在作品中进行对于理想、信仰和宗教义理的思辨。这些年，不断有读者找到她，问她在做什么，也有年轻读者读完20多年前出版的《呜咽的澜沧江》，感慨万千地和她倾诉心中感想。她心里很清楚，轰动效应只是一时，只有那些最终能被时间留下、被读者所记住的作品，才是一位写作者的毕生追求。

竹林珍藏着1979年2月9日人民文学那次座谈会闭会时的合照，茅盾先生（前排左六）坐在前排正中，他的右边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竹林（二排左八）微笑着站在他的右后。

聊到后来，竹林突然起身去找来一个红色的长方形小纸匣，从里面小心翼翼取出一张卷起的长窄照片。这是1979年2月9日人民文学那次座谈会闭会时的合照。茅公坐在前排正中，她一头自然卷发，扎着两个小辫子，穿一件浅色格纹夹克衫微笑着站在他的右后——这已是她和茅盾先生此生最近的距离。两年后，茅公辞世，果然正如韦君宜说的，她再也没机会见这位“恩人”一面。

若是能回到茅盾先生唤你的当时，你会上台去吗？

她认真想了想，说：不会。

记者有些不解，但当读到她的一个自述里的一段话时，终于理解了：“回首已逝的人生旅程，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不过，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时开花结果。我十分崇敬这种植物。我愿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