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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时间的噪音》:悖论的人生与碎片的历史

来源:文汇报 | 谷立立  2018年06月04日09:40

想来,朱利安·巴恩斯手中必定握有一份长名单,否则他不会醉心于这样的场景:某一天,在天堂的某个大厅,一场盛大的圆桌会议如期而至。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小说家、艺术家齐聚一堂,追忆旧事,畅想未来。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消弭了种族、派系、政见、年代的高峰论坛,远远脱离了现实的羁绊,直接上升为精神的交锋。如果把名单无限扩大,就会有更多人物囊括其中。他们不一定有扎实的文学背景,但必须是有故事的人;他们不一定有惊世骇俗的壮举,但肯定是巴恩斯的英雄。

那么,这份庞大的英雄名帖怎么少得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大名?2017年恰逢肖氏110周年诞辰。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他,就像是在谈论某个悖论。他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是联合国国歌的曲作者,也是备受争议、诟病的焦点;他是世人赞赏的英雄,更是不被待见的懦夫。也许是听到了太多质疑的声音,于是有了《见证》。1979年,这本由肖氏口述、伏尔科夫整理的传记正式出版。犹如投入平静水面的一粒石子,一时之间激起了太多波澜,更触动了巴恩斯敏感的心。40年后,他提笔写就《时间的噪音》,只为惺惺相惜,重提肖氏充满悖论的人生。

描写一个人的一生,最难绕过的是时间。书如其名,《时间的噪音》写的是时间。巴恩斯不遗余力地展现作曲家悲剧性的一生,更透射出特定年代音乐的价值。都知道对一个作家最好的评论,是说他的作品深具哲理;对一位音乐家最好的评论,是说他的音乐激起了听众的共鸣。作为纯粹的音乐家,肖氏的艺术观也是纯粹的。他当然相信艺术的存在,乃是因为作品本身的感染力,而不是人为添加的额外因素。

偏偏,世界为他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他同辈的作曲家都被期待着“像矿工一样提高产量”。就像是某种商品,艺术消解了最宝贵的艺术性,无需展示作曲家的心声,唯一的价值是和煤炭一样燃烧自己、温暖他人。既然注定是商品,那就少不了贴上商标、放上秤盘逐一过磅。可惜,肖氏的作品从来不是合格的暖宝宝,它甚至不能发光发热,倒像是偷工减料的残次品,集“鸭子的叫声、野猪的呼噜和疯狗的犬吠”于一身,与“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文学”背道而驰。

有了如此差评,肖氏再也不能“我手写我心”地去创作他的作品,反倒要承受命运的戏弄。《时间的噪音》始终重复着一个句子:“人无法逃避命运。”命运并没有带给他太多惊艳的瞬间,更不存在任何转机,它永远重复着相似的调子,直到把英雄变成懦夫。这该是多么后现代的人设啊,巴恩斯恰恰是拿捏后现代的好手。仿佛一部由黑、白、灰三色组成的纪录片,《时间的噪音》在肖氏内心循环游走。本以为巴恩斯会依循时间线索,沿肖氏的人生重走一遍,可他偏偏愿意用跳跃式的回顾、蒙太奇的片段,去还原他的英雄。如同在摆弄一幅构思精巧的拼图,谁也不知道巴恩斯的下一步将要走向何方,更不知道等待肖氏的究竟是什么,唯有把一切交给无所不能的时间。

是的,时间。肖氏一生笃信闰年,于是就有了三个闰年的分章,分别代表肖氏人生的三个时段。1936年,不满30岁的他因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招致非议,于是提着行李箱,夜夜站在电梯门口,等待无常的命运。12年后,这位被当作“懦夫”来谈论的作曲家,奉命前往纽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期间,他当众抨击仰慕已久的斯特拉文斯基,默默忍受西方同行的诋毁。最后一个12年,肖氏的人生之路已临近终点。就算身为后辈仰慕的大师,他仍然对前事耿耿于怀,不肯轻易饶恕自己。

如何评价这种人生?是英雄,还是懦夫;是荣耀,或是耻辱?巴恩斯聪明地选择了回避。他自称“反讽作家”,这代表他的写作,无论是有感于作家、音乐家生平的小传,还是基于历史的戏说,都带有强烈的反讽。不过,巴恩斯并不憎恨懦夫。在他的词典里,“懦夫”并不意味着软弱,反而比勇气更为可贵。显然,他更愿意化身为肖氏脚边的行李箱,去解读它主人内心的嬗变,就像 《福楼拜的鹦鹉》里那只无所不能的鹦鹉。事实上,谁也不能否认肖氏音乐上的造诣,更不能说他是个懦夫:他把他的全部勇气都给了音乐,留给自己的只能是怯懦。

《时间的噪音》注定不会是一部寻常的传记。巴恩斯再次显露出“成熟作家”的全部特质。他牢牢抓住历史的钢丝绳,几度收放,就将肖氏的一生完好地展现而出。借用音乐的品级来说,《时间的噪音》是无损的,既无损于世界给予肖氏的荣耀,亦无损于时间制造的噪音。当然,谁也不能指望从小说家那里找到真正的历史。可巴恩斯偏偏要说,小说也是历史。因为虚构小说与纪实传记并不矛盾,就像同一事物的阴阳两面。当“不完全的记忆”与“不充足的记录”猛烈相撞,就是见证历史的时刻。《时间的噪音》的确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