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01

韩开春的《少年与自然》系列丛书即将出版，认真阅读了他发来的样稿，应该可以这样说，我之前对韩开春的论断，在这个书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即“韩开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家，而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自然文学作家”。

据开春老师说，《少年与自然》丛书共八本，先期出版四本，即《虫虫》、《与兽为邻》、《水精灵》和《雀之灵》。单从书名上来看，《虫虫》以虫字相叠，虽然不置褒贬，但对虫子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写兽类时，作者则平等地称其为邻，而写雀与鱼虾之类水族时，均以“灵”字相称。书名的变化，反应了韩开春近几年创作观的转变。

在早期的《虫虫》中，韩开春用“儿童体验，成人视角”完成关于虫虫的故事讲述，将一个顽皮孩童玩虫经历，写得妙趣横生。虫子们在小韩开春手中历经悲欢离合，玩虫少年自以为拥有一双“上帝”之手，可以随意操控虫子们的命运。爱之，则百般呵护；恶之，则肆意杀戮。

0２

我们必须承认，在童年韩开春的心中，所谓是非、善恶、美丑等标准，只是源于一个乡村孩子最原始的认知和最朴素的情感，而在这种标准下作出的判断往往是严重悖离了事物的本质。如果完全用童年时的视角来写昆虫世界，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大打折扣。对此，韩开春作了调整，那就是用童年的体验与成人的视角相结合，来完成关于虫虫的故事讲述，正是这样的调整，才能够使韩开春超越童年认识的局限，不时抽身出来，对童年玩虫行为作不断的反思，从而将读者引向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等哲学层面的思考。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韩开春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人不是虫子命运的主宰，人无权用那双所谓的上帝之手，去决定虫子们的命运。这个认识，自然而然地映射在以后的创作中。《与兽为邻》中，韩开春放弃了“儿童体验与成人视角” 式的写作方式，而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更为客观地去叙述时庄那片土地上人与兽的故事。作为邻里：误解，矛盾，冲突，友谊……这些都常有的事，是一种常态，常态的本身即意味着其达到了某种平衡。同样道理，人与兽，在大自然中本身就是互为邻里，误解，矛盾，冲突，友谊……纠缠了上百万年。当然，在纠缠之中，人与兽也在自然法则之下达成了一种平衡。在原始时代，人与兽彼此伤害时，也只是各自认命，并不记恨；彼此帮助时，也很快相忘于江湖。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渐渐走向了食物链的顶端，从而自命不凡地封自己为万物之灵长，视万物为刍狗。人与兽之间，由原先的“误解，矛盾，冲突，友谊……”的复杂关系，变成人对兽的单向度杀戮，自然的平衡就此打破。

人类的杀戮能力越大，破坏力就越强。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梭罗的《瓦尔登湖》、《种子的信仰》、《远行》等一系列自然随笔的问世，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人们甚至因为梭罗的贡献，甚至忽略了其前辈吉伯特·怀特和詹姆斯·奥杜邦等人及他们的自然著作。梭罗通过其自然随笔，意在让人们在自然中去验证，人是可以尽量地去靠近自然过“极简生活”的。与梭罗几乎同时代的约翰·巴勒斯对“那片回荡着鸟儿歌声的林子和长着野草莓的田野”，情有独钟。他的力图通过其经典作品《醒来的森林》，完成“把人们送回自然”的使命。当然，梭罗与约翰巴勒斯们的努力，并未见多少成效。相反，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紧张，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农林业生产中大量地使用杀虫剂，导致环境急剧恶化。雷切尔·卡森通过长期的研究，撰写《寂静的春天》，表达了自己的观察与忧思，呼唤环境保护，引起轰动。其本人也因此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先锋和卫士而为美国人民所爱戴。

反观中国今天的环境状况，我们不得不说，较之百年前的美国，更为严重。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冲突空前激烈。而我们很少有作家对此问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思考，更不用说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仔细阅读韩开春的这个系列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韩开春的创作野心，就是努力破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困局。他意识到，在中国，梭罗的“体验自然”，已无必要；巴勒斯“把人们送回自然”，更无可能，因为自然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有人要去写一本类似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森林》，去反映自然生态的恶化程度，似乎也显得多余，因为我们的环境本身已然充分说明的一切，我们的环境问题空前严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0３

韩开春写鸟与鱼虾等水族时，书名都有一个“灵”字，这体现了韩开春对动物的重新认识与定位。他推翻了原有的标准，从《虫虫》中人主宰论，到《与兽为邻》中的万物平等论，再到《雀之灵》中的推崇动物论（客观上讲，《水精灵》在叙述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悖离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对此，笔者将另外撰文评论）。

万物平等论，无疑是来自美国极具声望的“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利奥波德。他反思了人类的文明，认为真正的文明“是人类与其它动物、植物、土壤互为依存的合作状态”，真正的伦理应当是“大地伦理”，是将人类视为“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并自觉维护大地共同体的伦理。韩开春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没有止步于利氏的“大地伦理”说，因为在利氏的理论中，人的地位显然还是高于动物的，所谓的“要求作为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人类要自觉维护大地共同体的伦理”，人仍是主导地位，对动物的所谓伦理，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赐予。

韩开春的“推崇动物论”中体现的则是人必须匍匐在大地上，向动物学习。因为在人与动物的长期交往中，彼此的友谊，动物可能更为忠诚；彼此的误会、伤害，动物似乎更容易原谅我们。比如《雀之灵·麻雀》篇中，在那个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运动中，韩开春犹如一个史官，满怀悲怆的心情，秉笔直书那些人类对麻雀犯下的滔天罪行：

“大队喇叭里提前几天就通知某一日统一行动，要生产队的各位社员准备好各种能够发出响声的用具，连上学的孩子也在老师的督促下带了脸盆锅铲等工具。到了那天，大队喇叭里一声令下，鸟铳、鞭炮一起炸响，就像晴空里响起霹雳一样吓人，所有能发出响声的东西都被人们用了起来，大鼓、铜锣、铁片、瓷盆，甚至有的人把烧饭的锅都提了出来，所有的人都敲啊，打啊，尖叫啊，个个都像发了疯一样，尖锐的噪声一浪高过一浪，那些可怜的麻雀从窝里、草丛里、房顶上、树梢上被惊起，在空中东一头西一头地飞来撞去，好多麻雀就这样有的被撞死，有的被吓死的，更多的是因为被惊吓不能落下歇脚，飞到最后，实在不能坚持，就从空中一头栽到了地上，生生地被累死了，那天晚上，清点“胜利果实”，集中到一起的死麻雀堆得就像一座小山一样。”

这场屠杀一点也不逊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不逊于红色高棉大屠杀、不逊于南京大屠杀……人类的历史，鲜血淋漓，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冤冤相报，似乎永无穷尽。彼此和解，难上加难。韩开春竟然将史书般沉重而又沉痛话题，不动声色地融入一个看似简单的关于麻雀的故事中。人类的冤冤相报的死结，在麻雀的世界却轻易解开：

“好在时间不长就有专家出来说，麻雀的食谱并不以谷物为主，它的口粮里的主要成分还是各种害虫，对农民来说，是利大于弊。人们一听这话，知道是冤枉麻雀了，才赶紧把它从“四害”的行列中开除，停止了对麻雀的剿杀行动，这样，麻雀才侥幸逃脱了被灭绝的命运。到我出生以后并开始记事时起，麻雀又成群结队地在庄子上到处蹦跳、唧唧喳喳了，好像压根儿就忘了十几年前人们对它们的所作所为了。”

麻雀是慈悲，还是智慧，我们无从知晓，但自许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与它们相比，是不是要渺小得多。也许正是基于这些原因，韩开春，才褫夺了万物灵长那个“灵”字，并把这个字虔诚地献给了鸟类。我们在这本《雀之灵》中，完全能够感受到作者的那份崇敬之情。燕子的美善、喜鹊的神圣、乌鸦的率性、八哥的可爱、画眉的浪漫、苦哇子的悲情……或美其容，或丽其颜，或妍其态、或婉转其喉。

0４

通过这个“少年与自然”系列，韩开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知，渐渐明晰起来。由玩虫少年，终于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自然文学作家。韩开春完全凭借一己之力，构建起一个自然文学的大厦，他站在梭罗、约翰·巴勒斯、利奥波德等巨匠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一点。体验自然、把人们送回自然、大地伦理等理念，都无法解决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那么，韩开春的探索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不妨向动物学习，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开春的网名叫“自然之子”，每次跟开春聊天，我特别喜欢看他闪动的头像，那是一只美丽的刀螂，它仿佛在向我传达某种神谕，正是这些神谕，让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懂得开春作品想要传递的真实讯息。我更愿意把他的这一个系列看作是向我们的同胞——“虫兽鱼鸟”致敬的文字。我相信，万物有灵，它们应该能够读懂一个叫“自然之子”的自然文学作家的诚意。

梭罗曾说：“到冬天，一听到棠棣、美洲商陆、杜松这些植物果子的名称，我就会觉得神清气爽；难道天堂不是由这些简单的树木果实构成的吗？”我想对于韩开春来说，天堂里除了有植物，还必须有那些虫虫、兽、水精灵和雀之灵。在人与麻雀之间，韩开春找到了一个对应点，那就是孩子跟麻雀一样：不记仇。所以韩开春继《虫虫》之后，特别强调了作品“再回童年，重建天堂”的母题。是孩子让他看到了希望，孩子的不记仇的美善品质使他们有资格担负起这一神圣使命。因此韩开春用这个系列向自然致意的同时，他的本意亦是向孩子及保有孩子一样纯粹品质的成人致敬。只有更多的人关注并加入到这个“重建天堂”的工程中来，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变得更好，更纯粹。

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想把这四本书，特别是《雀之灵》奉为自然文学的“圣经”，一读再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