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自甘堕入传统而不愿自拔的诗人,我也许是一个落伍的、任性的作家。但这并不能说明我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创造者。我必须对时髦的、新兴的、一哄而上的、满嘴新名词的文学,始终葆有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自觉的、后退几步、怀疑审视一番、耐心地稍等几年的态度。
文学不是历史,虽然文学可以表达历史;文学不是哲学,尽管优秀的作品都有哲学的追求。因为但有物证,便是史实;如有新的视角,便别有洞天。文学并不单纯,也不简单,它有丰富复杂的人性与庞大无边的时空。因此,对它的认同,就显得格外举步维艰,每向前迈进一分一厘,对于文学史来说,都是石破惊天的超凡脱俗。所以,我固执地坚持慢一点,再慢一点;后退一点,再后退一点。怀疑,要继续怀疑;耐心,要再耐心。我的意思是——文学不是打仗,不是冲锋陷阵,谁冲在前头谁就是英雄。不是的。文学绝对没有这么急功近利。相反,文学可能是一种逃离,逃离一窝蜂地蜂拥而上,逃离不求甚解的人云亦云,逃离那些文学领袖与教父。对那些舍我其谁的貎似文坛领袖与诗界教父的大师,像看到了世界末日的孩子、像受到了惊吓的儿童——我必仓皇逃窜,唯恐被撵上、被吃掉。
当时代飞速向前、历史于瞬息之际翻动着书页,时间以它无情的、冷漠的表情,于转眼之际忽略与省略在它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的人群之际。你如果伤心,那你就得天天痛不欲生;你如果要焦虑,那你就得时时刻刻焦虑不安。在我,却是一个寒极之至的冰雪之笠翁——我认定了那飞快的时代与我无关,我坚信那被蜂拥而上的不是文学,更不是诗。因为真正的文学,绝不可以被瞬间淘汰,更不可能被一群书商为了兜售印刷品而抛销的所谓新奇险怪的文学所取代。文学一定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永存,而这些东西是什么?它们藏在哪里?嗯,让我来猜猜看——它藏在俄罗斯,藏在中国,它们就藏在这片占世界二分之一以上的广大陆地上的中国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
回顾中俄文学,我们会发现,两国的文学传统都有对史诗强烈的不倦的追求。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到中国的《三国演义》 《水浒传》与唐浩明的《曾国藩》 、孙皓晖的《大秦帝国》等等。尽管历史波诡云谲、风起云涌,写作上的难度非常人可以企及,但中俄两国的文学巨匠却都有着超越凡人的创造力。他们的钢腕铁笔写出了一卷卷令后人仰望与传诵的史诗。而这种追求,至今仍然强劲无比,它们以默不作声的、远离喧嚣的方式,继续创造着远比想象更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第二个传统也依然蓬勃兴旺——那就是贯穿于史诗中的公平公正的、循史而著的文学追求。
人性是作家永远表达不尽的丰富与深刻的动人之母题,但人与历史、历史与现实之所以令人唏嘘不已,是因为人性的动人永远是在一个人道的、公平公正的情感线上跳跃。文学一旦脱离了这个轨道,技艺便失去了标准,精神便没有了光芒。所以,今天的作家们就在苦苦地死守着这个底线,以保证文学的思想光芒永存。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读艾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之所以仍然感同身受、备受感染,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构成了悲悯与救赎的新的文学传统。而这个传统在中华民族两千年的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与诗人的作品中,我们都看到了那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屈原的悲悯、关汉卿的救赎、郭沫若的解放、鲁迅的自我反省与解剖批判等等,其实与俄罗斯经典作家的悲悯与救赎如出一辙。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的人格,构成了一个漫长而又雄厚辽阔的文学传统,并且以蓬勃沉静的姿态继续鼓舞着我们更新一代的作家与诗人的创造。是的,时空的变幻是飞快的,但是,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并没有中断,他们仍然在一分一厘地、慢腾腾地延续着人类追求公平公正而悲天怜人地书写着救赎人心的诗篇……
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举办“中国——俄罗斯文学合作交流会”之际,写出上述之赘言,只是想表达一个思想,那就是——传统依然生机无限而且蓬勃强劲地生活在我们的观念之中,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它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会导致我们于乱花纷扰的世界迷失方向、丢弃根本。我想说的是,传统默不作声、传统拒绝取媚时代、传统甚至厌恶追求时尚的表演。传统是沉静的处子,它一直就在我们生活的现场,只青睐那些清醒的永远试图接续上历史担当的作家与诗人,给他们宽厚的大地、辽远的前景、无限的创造力,以使他们获得坚忍不拔的精神,去战胜孤独与寂寞,写出无悔于人类激情与智慧的伟大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