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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名片：杨卫华，浙江省海宁市人。作品有《诡湖密码》《象墓》《星图密码》《最美好的时光》等，实体出版和发表的总字数已经超过二百万字。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嘉兴市网络作家协会理事。作品集《苹果树下诺言》一书，荣获第五届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

1938年的3月，绵绵春雨淅淅沥沥地已经下了三、四天，连空气都变得湿漉漉的。

江西泰和城西上田村肖氏祠堂中，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物理系教授王淦昌，坐在水阁楼亭的会客厅中谈着话。

王淦昌是浙江大学最年轻的物理系教授，对中微子的探测到了痴迷的程度。就在昨天，他带着自己的学生，又做了一次有关微子探测方面的实验，由于场地过于简陋，再加上实验用具的不足，虽然还是没有成功，但又积累了不少经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中微子确实存在的信心。他今天就是特地来向竺可桢汇报这方面取得进展的成绩的。

窗外天色阴沉，黑云压顶，竺可桢的心情却比这天色明朗许多。自从他从去年11月，带着浙江大学的全体师生撤离杭州，一路往西迁移，各种艰辛远远超出他此前的预计，可是浙大的教师和学生们，克服种种困难，求知欲望反而更加旺盛，依然保持着高涨的教学热情，科学研究也没停顿。让他的心里，感到特别欣慰。

1937年的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调集海陆空三军进攻上海，14日轰炸了杭州。迫于战事，更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科学文化精英，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着四百多名学子，以及大批的教职员工和员工家属，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理想，于同年11月离开杭州，踏上漫漫西迁路程，首先迁到了建德，又于1938年的2月18日从建德迁来江西泰和的上田村。

竺可桢对王淦昌十分器重，又见他不负自己的厚望，勇于进取，好不开心，连连点头说：“很好，虽然我们的条件十分艰苦，但不能忘了我西迁办学，追求真知的初心……”

正说着，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个男人在外面大声嚷开了：“校长，竺校长在吗？”

说话的人嗓门洪亮，声音粗犷，又带着浓重的泰和本地口音。竺可桢听出喊话的人，是上田村的村长于老汉，连忙站起来，开门出去迎接。

于老汉站在阁楼外的天井中，头上顶着一个破斗笠，身上穿着一件旧蓑衣，赤着脚，裤管上全是烂泥，身上的衣服早已被雨水湿透了。

浙大的师生迁来上田村时，于老汉带着全体村民对他们热情迎接，帮着打扫师生们要居住和使用的房屋，帮着搬运东西。等师生们安顿下来后，他还把自家生产出来蔬菜、鸡蛋，自己去江上打来的鱼送上门来，给师生们改善伙食。

竺可桢见他满脸的焦急，忙问：“于村长，出什么事了？快到屋里来，外面雨大。”

于老汉说：“校长，连着下了几天的雨，赣江已经在涨水了，我担心雨再下个不停，江堤要出事。你们是我们村的贵客，又带了那么多的书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太珍贵，要不你们提前转移吧！”

浙大师生随行携带着大量的图书和教学仪器，也已经陆续运到上田村。于老汉担心赣江突发大水时，这些财物来不及转移，所以才急急赶来，要竺可桢他们提前转移。

在通常情况下，洪水都发生在六七月份，现在才三月，所以竺可桢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由得微微一惊，问：“这里每年都要发洪水吗？”

于老汉叹了口气，说：“十年中怕有八、九年是逃不过的。”说着指了一下屋子的墙根处。墙根离地面近两尺的地方，有一道很明显的被水浸泡过的痕迹。

赣江主流经过泰和的地方，两岸都是平原地带，水流速度本来就比较慢，再加上泥沙的淤积，每年的夏季汛期，一旦遇到长时间、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江水经常会冲垮堤坝，引发水灾。

竺可桢走出肖氏祠堂，站在大门前的台阶上，放眼望出去，迷蒙的雨雾中，错落有致的农家屋舍，以及村外那一片片绿油油的春花作物。如果赣江真的发大水，淹没这片村的良田和村庄，老百姓的日子就难过了。

紧跟在竺可桢身后的王淦昌说：“校长，我也听说过赣江年年都要发生洪涝灾害，害苦了两岸的老百姓，可惜现在国难当头，政府哪里还有心思来理会这天下民生。”

竺可桢却是心中一动，对于老汉说：“走，带我们去江边看看！”

赣江自北向南，全长七百多公里，流经泰和县境内时，连着起了两个直角弯，上田村就位于第二个直角的角尖上。由于河道的转向，使得流水流得没那么流畅，江面水位明显抬高，所以每一次发生洪灾，上田村和相邻的南圳、三溪等村就成了重灾区。

竺可桢和王淦昌随于老汉来到赣江边，远远就望见江堤上站着不少村民，有几个人还带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感觉像在逃难似的。

王淦昌指着那些背包裹的人，问：“村长已经在疏散群众了吗？”

于老汉说：“那几个人不是我们村的，是从北方逃难的。他们的家已经被日本鬼子烧没了，他们沿着赣江一路南下，逃到了这里，我会让他们尽快离开江边的。”

连续几天的大雨，赣江水位一直在猛涨，水流急湍，江面也明显变宽，望出去白茫茫的一片，有种慑人心魄的感觉。

于老汉说：“如果再下一天大雨，这条江堤肯定保不住，我们必须得事先做好撤离准备。”

竺可桢和王淦昌跟着于老汉，沿着江堤走了两三公里，刚才走到江道起直角弯的角尖上，发现这里的江面更宽，江涛汹涌，江心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旋转的水流卷动着堤坝上的泥沙，大块大块地往下掉，江堤随时有决堤的危险。

王淦昌指着江心中的漩涡，对竺可桢说：“校长您看，江道在这里起了个直角弯，奔腾而来的江水被生生截断，江水撞到堤坝，形成回头浪，顺流和逆流相互撞击，产生巨浪，不但影响到水流的流速，还使得大量的江水囤积，抬高江面，从而形成险情。”

竺可桢也看出来了，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主意，他要于老汉多加留意江中水情的变化，提醒村民们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他和王淦昌回到肖氏祠堂后，立刻把文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几个分院的负责人叫了来，要他们马上去通知师生及教工家属，做好撤离准备，特别他们携带来的仪器和图书等，一定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浙大的师生们，绷紧了心弦，密切注意着赣江的水情变化，幸好老天还是挺眷顾他们的。到了这天的半夜，雨水明显减弱；等到天亮时，连续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到了第三天，赣江的水位就开始下降，险情基本解除。

浙大师生恢复了教学，村民们也恢复了生产，但竺可桢却想到，学生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国为民。等天气好转以后，他亲自带领了土木系的师生，沿着赣江行走了十多公里，实地查看了赣江两岸的地形地貌，提出要帮当地村民解决这水患的设想。他亲自跑去泰和县政府，并和江西省水利局取得联系后，三方共同商量，最终达到一致意见，决定在赣江的西北岸，东起泰和县城的南门朱家桥，西至梁家村修筑防洪堤，全长7.5公里。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堤工委员会，竺可桢为主任委员。

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经过实地测量水位和堤基，很快就拿出了整治方案。首先将赣江流经上田村时的直角弯进行改造，开挖掉直角内角处的土方，把江道改造成鹅毛弯，开阔了江面，增加了江水的蓄容量，减少对两岸堤坝的冲击力，让洪峰到达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经过；其次是加固、加高两岸的江堤，堤坝上种植树木和草皮，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最后还要对相关地段内的涵洞、水闸等，重新设计和改造。

整个工程4月底开工，涉及到的上田、南圳、三溪等村庄的村民，得知浙大师生牵头，在帮他们修筑造福子孙万代的防洪大坝，纷纷赶来帮忙。最多的时候，在堤坝上工作的师生和群众多达800多人。大家同心协力，历时二个月，终于抢在夏季汛期到来之前，工程如期完成。

进入汛期以后，几次大的降雨，都让赣江出现洪峰，但浙大师生负责新修的这段江堤，固如金汤，牢牢地守护着沿江的上田村、三溪村等几个村。已经受尽了水灾之苦的村民们，终于脱了洪灾的梦魇，无不欢欣鼓舞，把这条堤坝称之为浙大防洪堤。

于老汉这位老实巴交庄稼汉，在向竺可桢当面感谢时，激动得声泪俱下，说：“校长，你们果然是我们的贵客，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隐患，我们……我们……唉……”说到最后，他竟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竺可桢听出于老汉的这一声叹息中，夹杂着浓浓的心酸，问：“村长，还有什么困难吗？你只管说出来，只要我们能帮得上忙的，一定会想办法。”

于老汉说：“我只是感叹，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吃亏在没有知识。”

竺可桢说：“所以，你们要重视教育，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这样才能改变自己，最后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与民族！”

于老汉十分为难地说：“我也知道，可是现在的农村哪有像样的学校，也请不到有水平的老师，孩子们就算想上学，也没地方学啊！”

竺可桢问：“我正想要向你打听这事呢，附近有没有什么学校，可以送孩子过去上学，我们教职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呢！”

浙大教职员工的子女中，有不少是学龄孩子，他们随父母一路颠簸，都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竺可桢早就在关心这个问题了，来到泰和后，他派人出去联系过学校，发现本地的几所学校，规模小不说，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只能教孩子认认数字，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这是远远不够的。

于老汉好奇地说：“你们浙大里的教工，都是有学问的人，难道不能教自己的孩子吗？我本来还在想，能不能从村里选几个聪明点的孩子过来，跟着你们的孩子一起学习，等到将来，我们的孩子也能成为有学问的人。”

浙大的教工每天都有繁重的教学工作，业余还要参加保护器材、以及生产自救等工作，哪里有时间教自家的孩子。

泰和地处赣中，属于偏远地区，物资贫乏。浙大师生来到这里后，上至竺可桢的夫人、教授，下至各院的学生，纷纷在课后开垦荒地，种植蔬菜、粮食，改善生活。就连一门心思钻研课题的王淦昌教授，都让老婆和孩子在家里养起了羊。

不过，于老汉的这句话启发了竺可桢。他马上想到：何不把浙大师范学院的学生们利用起来，一来可以给他们一个锻炼实习的机会，二来可以解决眼下的难题。他就把师范学院的几位教授请了过来，共同商量此事的可行性。

师范学院的教授们正在为学生的实习锻炼犯愁，听到这事，当然是纷纷赞同。在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后，联合创设了澄江学校(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浙大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文化程度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都能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

时间很快就到了1938年的6月中旬，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骄阳似火。这天中午，吃过午饭后，竺可桢夫人张侠魂看见竺可桢愁眉紧锁，心事重重，就问他怎么了。

竺可桢告诉夫人，他上午得到消息，日军鬼子的屠刀正在向南方侵袭，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是安全之地。就算日军还不会很快入侵到江西的中部和南部，但只要南昌被攻陷，浙赣路就会中断，到时就会有被困在泰和，迁不出去的危险。因此，浙大可能得再一次筹划西迁。他想到全校师生一路跋涉，好不容易在泰和安顿下来，现在又要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生活，心里特别难过。

张侠魂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的颠沛游离，是为了给国家保存更多的知识学术界精英，只要他们还在，国家就还有希望，我们现在辛苦点没有什么。”

竺可桢十分感激地握着夫人的手，重重地点点头。他是在夫人张侠魂的支持和鼓励下，接任浙大校长的职位的；这一路走来，夫人始终给予他最大的理解和支持，才让他有了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去面对所有的困难。他告诉夫人，他打算过几天出去一趟，寻找浙大西迁的理想目的地。

两人正说着话，二儿子竺衡快步跑了进来，说：“爸爸、妈妈，你们快去看看吧，我们种的玉米被那些难民偷光了！”

泰和物资紧缺，生活清苦。竺夫人张侠魂和其他的教工家属们，就利用空闲时间，把江边的一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了些玉米和南瓜、茄子等，用来改善家里的伙食。她上午还去地里看过，她家的玉米长得很好，再过个两三天就可以采摘鲜玉米了。没想到竟然被难民们采摘光了，顿时有点急了，问：“这是怎么回事？”

竺衡说：“那些难民们饿坏了，就采我们的玉米吃，村里的叔叔伯伯正在和他们论理，都快要打起来了。”

竺可桢一听，感到问题有点严重，连忙和夫人张侠魂一起往田头赶去。

原来，江西北部遭到日军的侵袭后，大量的难民往南逃奔，进入泰和境内的难民也有好几百人。他们拖家带口，食物和住处成了严峻的问题。有几家人带的干粮已经吃光，刚好看到竺可桢家田里的玉米粒粒饱满，就顾不得那么多，采了就吃。

村里的村民们十分感激浙大师生替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对竺可桢校长更是敬爱有加，看到难民们把他家的玉米采了，自然不答应，拿着农具就要和难民们打起架来。

竺可桢和张侠魂夫妇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连忙制止众村民，说：“他们背井离乡，逃到我们这里，已经很不容易，我们理应伸出援助之手，哪能再为难他们呢？”

张侠魂见难民中有些孩子面黄肌瘦，正饿得哇哇直哭，心中不忍，从自家地里采了几个即将成熟的南瓜送给他们，让他们把南瓜煮了给孩子们充饥。

其他的村民们见竺可桢夫妇不但原谅了难民们，还主动救济他们，心中很受触动，纷纷从家里拿来粮食和果蔬救济给难民们。

难民们得知竺可桢是浙江大学的校长，都被他们夫妇的高尚情怀所感染，纷纷向他道歉说：“竺校长，我们不是贼，我们都是农民，如果有田地，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也一定会种出玉米来赔给你们。”

自从浙大迁来泰和以后，竺可桢只要一有空就出去转转，他早就发现这里的农村衰败得十分严重，人口稀少，有不少田地荒芜着。他也曾考虑过怎样才能把农村振兴起来。这时突然想到，这些难民居无定所，缺少生活依靠，不如给他们争取到一块田地，让他们安定下来，这不就两全齐美了吗？就请于老汉妥善安置这些难民，自己马上和江西省政府取得了联系，提出和政府合办垦殖场，浙大提供技术，政府提供土地，以解决一部分难民的居住和生计问题。

江西省政府也在为蜂涌而来的难民潮犯难，担心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竺可桢的这个提议很合他们的意。就让泰和县政府和浙大合作，在该县沙村附近的一块600余亩的荒田里，建立起沙村示范垦殖场，由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负责勘定、测绘，并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发挥所学之长；又让两位浙大毕业生具体指导，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既让难民的生活有所着落，也让土木系和农学院的学生有了实践的场所。

在安置难民的同时，竺可桢着手筹划浙大的再一次西迁。6月30日，他离开泰和的浙江大学，辗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为学校的下一步搬迁寻找合适的校址和路线，整整历时20多天，终于把下一个搬迁的目的地定为广西桂林的宜山。可是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江西泰和时，才知道次子竺衡感染痢疾而病逝，夫人张侠魂也身染重病，由于缺医少药，一直得不到有效的医治，病情反复发足，于8月3日离世。

随着战火的临近，浙江大学的搬迁已经迫在眉睫，竺可桢都没有时间为逝去的爱人和孩子悲伤，准备着浙大的再次西迁。

从江西的泰和去广西的宜山，可以说是山重水复，千里迢迢。浙大除了大批的师生和职工家属以外，还有大量的教学器材和图书随行，他们自己的船只远远不够用，最后制定了水陆两路同时向宜山进发的搬迁方案。妇女、老人、儿童和器材、图书等，乘船走水路，青壮学生和教工们，只能徒步走去广西宜山。

师生们开始动手收拾器材和图书，整整装了700多个大箱，光这些器材和图书，浙大的船只就已经装不下，更别说还有大量需要走水路的人员。竺可桢又犯愁了，派人四出寻找运输船。可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在赣江上搞运输的船只大量减少，还在运行的船老大们趁机漫天开价，远远超出浙大所能承担的限度。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竺可桢愁得头发、胡子又白了许多。这天上午，他又来到赣江边的浙大码头，望着停靠在港弯里的几十条船只，额上的皱纹拧成了疙瘩。江面上水鸟翻飞，白浪奔流。突然，他看到上游的江道上出现了几十、上百条帆船，密密麻麻地像过江之鲫，向着浙大码头驶了过来。

等这些船只到了近处，竺可桢看清楚了，这些船只有的是附近村民打鱼的渔船，有的是村里运送粮食、肥料等的农用物资船。

于老汉站在最前面那艘渔船的船头上，看到竺可桢就大声叫开了：“校长，不要发愁，我们这些农民兄弟，来送你们一程！”

浙大师生要向西搬迁，但缺少船只，行程受到耽搁的事，被附近的村民们知道了，他们想到：浙大的师生到这里才大半年的时间，却为村里群众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在他们有困难了，哪能不帮助他们一下。在上田村村长于老汉的牵头下，四邻八乡有船只的村民纷纷响应，竟然一下子就聚集起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上百艘，浩浩荡荡地赶了过来。

竺可桢微微一愣，弄明白村民们的来意后，顿时惊喜交加，这么多的船只，足已解决浙大的燃眉之急。

看着这些质朴、热情的村民，把竺可桢这位在妻儿过世时，都能强忍着悲伤的眼泪的铁血汉子，感动得热泪盈眶。

就这样，浙大师生再一次踏上了西迁的征程，在历经了40多天的长途颠簸后，于1938年的10月底，顺利到达目的地。

1939年的2月15日，18架日军战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造成10多间房舍被毁，有100多名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几度奔波的浙大师生，不得不于1940年1月9日，第四次扛起行装，往贵州遵义搬迁，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最终在贵州黔北的湄潭、长兴安定下来，结束了长达两年多的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行。

浙大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携带着大量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从1937年的11月11日离开杭州，开始西迁，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多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粤、黔七省，直到抗战胜利，于1945年5月返回杭州，历时8年半。他们在艰辛困苦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冒着敌人的炮火，也不忘记教与学的初心，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文化精英；就算避居乡野，依然坚持科学创新，而且成果显著。西迁时培养出来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出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王淦昌等这样的精英。当年在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

浙大西迁时还坚守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其中3部在清末时已毁，日本侵华时又损失2部，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西迁时，受民国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为国家保住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同时，他们一路西行，在沿途的穷乡僻壤中，输入了东南滨海地区相对现代的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他们每到一地，就竭尽所能地为当地群众做有益的事，对地方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校也在流亡办学中崛起。

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人们称它为“文军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