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的长卷延展至40年前，那个注定要使中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山西的文学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早逝的诗人文武斌欣喜地呼唤着，春来了！来了——来了——/来得这样突然这样快！马烽、西戎等“山药蛋”派作家创作了《结婚现场会》《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一批作品，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深切地呼唤新的时代的到来。这种呼唤，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声音，而且是那一时期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必然……[详细]
新中国成立之后，数次西部建设、开发，也曾使西部得到过改善，甚至在1980年代出现“西部文学”这个闪耀着光芒的大词，西部的文学也曾出现过辉煌。直至“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整个国家的目光聚焦到甘肃这条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上，甘肃的文学也一下子被擦亮了。沉默千年的古道重焕光彩，发出沉重而又新鲜的呼声。甘肃文学也由此生发出文化自信，作家们重新将笔触投射到这块土地上，书写故乡，重建精神家园……[详细]
在新时代的文化生态中，陕军要迈向新的高峰，就必须在坚持已经形成的陕西经验的同时，面对新时代的新生活、新气象、新问题，以及来自国内外的新的艺术经验，在守“恒”中求“变”。事实上，陕西经验的形成原本就是在守“恒”中求“变”的结果，就是在坚持现实主义、人民立场、民族传统、本土语境的基础上，对不同时代因素的广泛吸纳、深切体察和深情书写。或许，这是“陕西经验”中最重要的经验，是陕军能够走向任何一座时代高峰的根本原因……[详细]
苏北、苏中、苏南，都有着大小不同的写作群落，这些作家坚守在地方，书写着地方。正是他们的写作，使地方保持着文化的原创力，使文化趋同时代的地方特色文化得到保存与传承，更是他们的写作，影响着地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文化取向，为文学创作培养和存贮着大量的后备人才。一个地方应该有自己生根的文学。文学在地方应该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的……[详细]
